戴觉敏
我的故乡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是个土地肥美、物产丰富的好地方。可是,在我少年时代,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和地主的残酷剥削,故乡人民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胜利进抵黄安。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行动,黄安党团特支在戴克敏(我的哥哥。曾任红十一军党代表兼三十一师党代表,后任红七十五师政委。一九三二年,因反对错误的肃反路线,被张国焘秘密杀害)的倡导下由秘密转为公开,领导群众掀起了斗地主、打土豪、减租减息的革命热潮。县农民协会还惩办了吴惠存等十多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当时,我才十岁,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从没有过的痛快。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黄麻的地主武装也开始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十一月三日,中共鄂东特委召开黄安、麻城两县党团会议,决定:为了坚持革命,反击反动势力,进行黄麻起义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会后,特委领导人和一部分党员干部带领一些小学生到各区进行宣传。我就是在这时加入儿童团,开始踏上革命道路的。
十一月十三日晚上,起义军攻占了黄安城。十四日清晨,红日东升,霞光万道,黄安城头高高地飘扬着红旗,迎来了新生后的第一个黎明。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情绪高昂。我和儿童团员们也都到县城欢庆胜利。我们举着小红旗,扛着红缨枪,高唱着革命歌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我觉得自己突然象长高了许多。
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镇压了黄麻起义,白色恐怖笼罩了黄安城。起义领导人之一——我的哥哥戴克敏和中共党员、我的父亲戴雪舫都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悬赏捉拿的对象。反动派抓不到哥哥和父亲,就对我家和亲友们进行令人发指的迫害。我的四个亲叔叔和一个堂兄先后倒在了地主还乡团的屠刀下。亲人们的鲜血浇灌了我胸中对国民党反动派无比仇恨的种子。
一九二七年冬的一天,一伙民团闯进了我家,先是搜查,随后又追问哥哥和父亲的下落。他们见达不到目的,便把我和母亲及我的两个弟弟赶出了家门。当时,我的大弟弟八岁,小弟弟才四岁。我们姐弟三人偎依在母亲的身旁,无可奈何地眼看着反动民团查封了家门,满怀仇恨地离开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小屋。起初,我们住在姑姑家,民团追到姑姑家,又把我们关押起来。经过亲友们多方营救,他们才把我们释放。为了逃避民团的迫害,为了不再给亲友们添麻烦,我们被迫隐姓埋名逃往他乡。
一九二八年四月,克敏哥率领革命军第二次解放了我的家乡,到外婆家把我们母子四人接到了柴山堡。但是,革命军撤离柴山堡后,反动民团再一次把我们赶出了家门,还狠毒地烧毁了我家的房子。我们又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这时,父亲请人找到了我们,我们便跟他到麻城去了,我还被送到县列宁高级小学去读书。
一九三〇年秋天,我当选为鄂豫皖苏区儿童团团委委员,负责儿童团的一部分工作。当时,团委机关有十几名工作人员,其中几名女同志多数年龄是十八九岁,只有我最小,才十四岁。尽管如此,我还是以最大的热情去开展工作。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召集孩子们开大会,建立儿童团,带领他们去砸地主家的神位,破除迷信,进行妇女要解放的宣传,帮助大妈、大嫂们放脚、剪发。我还训练儿童团列队出操、站岗放哨。这些活动配合了当时的革命工作,受到了领导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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