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西尧：忆鄂东抗战

　　刘西尧
　　

    一、打响鄂东敌后抗日第一枪

　　“七·七”事变时，我是武汉大学的学生；1936年秋就参加了秘密的全国学联的活动，和党有了联系。1937年9月底的一天，陶铸到珞珈山找我，要我开一张可以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同学的名单。我开了七八个人的名字，并写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交给陶铸。陶铸问我，是不是开多了，我说他们都不错。1937年10月2日，小黄（即杨学诚）来到我的宿舍，我们自己画了镰刀锤子的党旗，在他的监誓下举拳头、念誓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日寇正在攻上海，我认识到在国民党那样的抗战政策下，武汉肯定守不住，要抓紧时间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因此，入党后，就写了要求到将沦陷为敌人后方的农村去的报告。党批准了我的要求，介绍我到七里坪农村工作训练班学习。
　　七里坪农村工作训练班，除野外军事训练外，有三门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静吉讲，王明回国到武汉后说要重讲，但没有重讲；党的建设，彭康讲；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郑位三讲，这一课使我懂得了“战略上一以当十，战术上十以当一”的辩证指导思想，对后来参与战争指挥起了重要作用。
　　训练班结业后，我这个刚出校门的书生，被任命去担任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在武汉外围建立的第一个县委——黄冈中心县委的书记。那时日寇在占领南京后，正溯长江两岸西上，面对这一紧迫艰险的重任，我尽管毫无经验，但不能也不应推辞，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当时并没有想到，这却对我一生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接受任务后，临时省委组织部长钱瑛又要我提名一位女同志扮作夫妻同行，以便掩护秘密工作；因为那时国民党当局是不允许共产党在武汉外围公开存在的。我喜出望外，脱口而出地说：“那就选同志们认为表现最好的陈景文。”她原是北平“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钱瑛亲自找她谈话，征求意见，景文表示同意。我们便于1938年1月28日，从汉口乘小火轮同赴黄州。同年4月，我们在黄冈结了婚。
　　我们的工作一开始就比较忙，日寇长驱直入，留给我们准备开展游击战争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们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吸收黄州的青年学生和教员入党上。但是，我和张明要抓紧时机把各处党的关系接上，因此在黄州培养、发展青年知识分子党员的任务，主要落到了景文的肩上；她经常以郊游名义在黄州古塔附近聚会积极分子和新党员。这第一步棋是走对了，这些新发展的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后来大部分成了党的各级骨干，相当一部分成了我们建立起来的部队的骨干。我们发展的第一个青年党员是段亚杰，即文祥，他是黄州省立第六中学的学生，“七·七”事变后在黄州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到七里坪见到了张体学，体学叫他回黄州，告诉他会有人去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