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北辰：1949年南下湖北亲历记

　　1949年春节刚过，根据县委指示，我和区里的二位同志一道到豫西的孟津县马屯区西沟村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我任组长。当时我参加工作才半年时间，只有17岁。
　　一天，我突然接到区里通知，让我立即回区里开会。我把工作安排好后，便急急忙忙赶回区政府所在地——古县村。回到区里我才知道，原来是动员区干部报名参加南下干部工作队。
　　一到区里，党小组长就通知我开党小组会议。因当时党组织还未公开，所以党小组会是在村南面山坡的一片高梁地里秘密举行的。党小组长（叫什么名字我已记不起来了）先向大家讲了这次抽调大批干部参加南下的重大意义，他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目前长江以北的地区除个别地方外都已解放，我解放大军正准备渡江解放南京。因此，上级决定从我们豫西解放区抽调一批干部南下，到新解放的地区去开展工作。由于是去新区或是还没有解放的地区去工作，条件很艰苦，还要准备牺牲，所以区委要求我们的党员要在这次活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积极报名参加南下，保证我们区这次抽调干部参加南下任务的完成。”
　　党小组长讲完后，陈文章同志就第一个报了名，随后我也报了名。紧接着，其他的几位党员也都纷纷报名，表示愿意参加南下。
　　第二天，区里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马屯区区委书记、区长卫乃如（解放后，他是孟津县的第四任县委书记）在会上作了动员讲话，号召全体干部站出来接受党和人民的挑选，踊跃报名参加南下干部工作队，到新区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展工作。当即，就有好几名党员干部带头报了名，随后区干部也一个接着一个地报名。由于党员带了头，干部们报名十分踊跃，就连区政府机关食堂的炊事员闻讯后也跑来报名，表示愿意参加南下干部工作队。最后，干部的报名数大大超过了县里分给我们横水区的任务，卫区长见状十分高兴。
　　第三天，区里就公布了被批准参加南下的干部人员名单，有：张文礼、张文孝、常书贵、陈文章、刘东川、郭兴亭、周北辰等10位同志。名单公布后，区里还为我们这10位同志加了餐，表示送行。然后让大家回去做准备，什么时候出发听候区里的通知。
　　我回到家里，就把被批准参加南下干部工作队的事告诉了我的父亲、母亲和奶奶。没想到我母亲和奶奶一听，当即大声哭了起来，奶奶一边哭一边说：“说好了你参加工作就在咱们村，这下可好了，一下子就要走那么远，你才这么点大，自己还照顾不了自己，这可怎么办啦？”
　　奶奶哭了一阵后，又对我父亲说：“你去找找卫区长、张同志，就说北辰现在还小，看能不能不让他去，或是换别人去。”
　　可能是我父亲跟张文礼同志讲了，张文礼便到我家做大人们的思想工作，他对我母亲和奶奶说：“您们不用担心，这次参加南下的干部有很多，我和陈文章也去，一路上我们会好好地照顾他的，这您就放心好了。再个，既然区里已批准了北辰参加南下，他不去不好。”
　　见张文礼这么一说，我奶奶、母亲知道我是非去不可了。于是，她们又提出一定要我和因其父母双亡、已在我家住了好几年的未婚妻韩俊英结婚。当时韩俊英的年龄太小，还不满15岁，我也不想这么早就结婚。可我无论怎么解释，大人们就是不同意，并说不结婚死也不让我走。我没办法，只好又叫张文礼同志来做她们的工作。张文礼又一次来我家，对我奶奶、母亲讲了一番大道理，说：“现在解放了，提倡婚姻自由，北辰也已长大了，又参加了工作，结婚的事应由他自己做主，大人不能包办婚姻。”话虽这么讲了，她们还是不依，整天闹得不吃不喝，像是生了大病似的。
　　卫区长、张文礼他们知道这一情况后，觉得我不结婚家里大人是不会放我走的，这样闹下去怕老人的身体吃不消，就劝我答应算了。卫区长对我说：“看样子你不结婚老人是不依的，这要闹出个什么事来不好，你就是走了也不安心，你就答应他们结婚算了。”
　　我想了想觉得也是，就同意了。奶奶和我母亲见我同意结婚，就不再闹了。她们怕夜长梦多，第二天就为我们俩举行了婚礼。结婚后的第三天，我就接到了区里的通知：南下干部到孟津县政府集中准备出发。
　　1949年农历二月十一的那天，全体区干部、全村的群众敲锣打鼓为我们参加南下的同志送行，场面十分隆重。我全家人站在欢送的人群中，个个泪流满面，尤其是我奶奶和我母亲，拉着我的手不住地大声痛哭。父亲望着我，双眼噙着泪水说了一句别忘了给家里写信”，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我背着行李，告别了家乡，告别了亲人，跟随着队伍向县政府所在地——长华镇走去。我走了好远好远，父亲那句“别忘了给家里写信”的话仍在我耳边回响着……
　　我们到达长华镇后，都住在一个祠堂里。第二天，盂津县委、县政府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县长郭甫在会上讲了话，主要是向全县参加南下的干部们表示欢送，并希望我们到了新的地方后努力工作，不要辜负解放区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会后，县里又为我们加了餐。
　　当天，我们就从长华出发赶往洛阳地委报到。在洛阳，我们是住在一个天主教堂里，从各县陆续到达洛阳的大批南下干部也都住在这里。开始说是要在洛阳住一个星期进行学习，可第二天我们就乘火车东行到了巩县（今巩义市），分头住在一个名叫郭家庄的村子里，在那里集中学习。我们马屯区的干部都住在一位姓郭的教书老先生家里。在巩县，我们参加南下的干部统一整编为“江南支队”，下设三个中队，我被编在三中队三班，张文礼同志任班长。这个班除了我们区里的10位同志外，还调来了3位同志：万云鹏、李光克、丁国华。没过两天，李信同志从二中队调到我们三班任副班长。这样，我们班共有14人。成立党小组时，李信同志被选为我们班的党小组长。
　　在巩县，我们南下的干部先组织了学习，接着又召开支队大会，同志们都自带凳子集中在一个大操场上，由支队长周季方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七届二中全会是1949年的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举行的，全会决定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并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炮弹的攻击，号召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周季方同志讲话很有水平，口才也好，他在一个土台上走来走去，边走边讲，不要稿子，光抽烟、喝水，一连给我们讲了四五天。我们上午听周队长作报告，下午和晚上就以班为单位进行讨论，主要是让大家认清形势，端正态度，分析我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的有利条件及不利因素，以提高同志们南下到新区开辟工作的信心和勇气，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要注意保持和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防止敌人糖衣炮弹的袭击。
　　我们三班在郭老先生家里住了十几天，原以为他家只有他和老伴两个人。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讨论时，张文礼同志出去小便，忽然看到一个女子的身影跑进了屋里。他回来后向人家讲了这一情况。大家都认为郭老先生家不止这两个人，可能还有一个女儿，因害怕我们看到，所以就把她藏在屋里不让她出来。张文礼同志便提出：“我们要做做郭老先生的思想工作，使他知道我们是共产党，是为穷苦百姓谋利益的，和国民党不同，让他消除顾虑，不要害怕。”
　　大家同意张班长的意见。可叫谁去呢？最后一致提议叫郭兴亭同志去，因为郭兴亭在我们班里年龄较大，他为人忠厚老实，加上他也是姓郭，有些话好说些。第二天，郭兴亭就找郭老先生谈了。经交谈了解，郭家果然有个女儿被藏在屋里，通过做工作郭老先生消除了顾虑这才让她出来。我们在郭老先生家共住了半个多月，同他们全家人都相处得很好。
　　一天，张文礼从支队开会回来，对我们说：“我们的学习阶段已结束了，明天各人开始准备自己的行李，借了老乡家的东西没有还的要归还，把郭老先生的屋子、院子打扫干净，后天正式出发南下。”他还讲了在行军路上要注意的事项，要严格执行纪律，不得随便行动。同时还宣布：每人的背包重量最多不得超过12斤，超过重量的要减下来，清理好后上交。
　　第二天，全班同志起来后各自把自己的行李捆好背上，到外面排好队，然后一个个的称，看有没有背包超过重量的。我的背包还不到12斤，有的超过了就只好再减掉一些东西。刘东川同志因带了一套新学生蓝的棉衣结果超重了，他非常喜欢这套衣服，实在舍不得丢下，可不减掉又不行，刘东川为这事难过得哭了起来。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现在天气渐渐热了，用不着穿棉衣，干脆把棉花掏出来，衣服留着就不会超重了。于是，大家动手帮他拆开棉衣掏掉棉花，再一称，不多不少正好12斤。刘东川同志见状，立刻高兴得笑了起来。
　　第三天，我们起床吃过早饭后，送还了所借的老乡家的东西，又把住的屋子、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开始集合排队出发。走出郭家庄时，只见道路两旁站满了欢送的人群，还摆了不少桌子，上面放着酒、鸡蛋、茶水等。人们敲锣打鼓，并高呼着“欢送南下干部支队”、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等口号，场面十分隆重和感人。
　　4月中旬，我随南下干部支队离开巩县，踏上了南下的路程！
　　当时的平汉铁路被国民党军队破坏严重，我们一路基本上是步行。我记得到了鄂豫边界的武胜关后，才登上了一列南去的货车。列车经过一段时间的奔驰，于5月的某日下午停在了湖北省境内的广水车站。因前面的铁路还没修好，火车不能再往前开了，我们只好在广水下车。晚上，我们班的同志听说南下部队在火车站放电影，便都跑去看。放映的是部苏联影片，无声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电影，虽然只看到画面上的人跑来跑去，又没有声音，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仍觉得挺新鲜、挺好奇的，一直看到深夜电影放完才回到住处。
　　第二天，我们又背上背包往东出发了。那时从广水没有直接到花园的公路，我们的行军路线是往东经二郎店、河口，再西转去花园。一路上，大家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年纪轻的关照年纪大的，身体好的帮助身体差的。我们班的张文礼、李信、郭兴亭等同志年龄较大，身体又不太好，出发后没走多远，我和常书贵、刘东川就把他们的背包抢过来背上，后来其他几位年轻的同志也都轮流抢着背。到了宿营地后，我们年轻的同志就去领粮、领柴、买菜、做饭，每件事都抢着干，让年龄大的同志坐着照看行李。同志们一路上的关心和爱护，使张文礼、李信他们深受感动。
　　一路上，丁国华同志负责买菜，我们几个年轻人负责做饭。我们刚到湖北广水时，觉得大米很好吃，吃起来很新鲜，于是大家就把从河南带来的小米都换成了大米。可吃了几天大米后我们就不习惯了，又想吃小米，而越往南走全都是吃大米，再也见不着小米了。大米吃多了就不想吃，直到现在我仍吃不惯大米，这是个生活习惯的问题，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有道理的。我们刚到湖北时，用煮小米饭的做法煮大米饭，结果水放少了，下面已烧糊了，上面却还是生的，搞得全班入都吃不成饭，只好到外面买来馍馍吃了赶路。房东老大娘知道后，就教我们怎么煮饭，从那以后我就学会了煮大米饭，还学会了炒菜。
　　有一天行军，我因走了很远的路出了许多汗，一到宿营地，汗还没干我就把绑腿解下，又把袜子脱了，结果腿受了凉。到第二天早上，我的一只脚痛得很厉害，不能落地。吃过早饭后，队伍要出发了我却动不了，急得要死。班里的同志见状，帮我找了根棍子让我拄着走，常书贵同志替我背背包，我跟着大伙儿走了一阵子后，出了满身大汗，腿又慢慢地好了。
　　当天晚上，我们行军到大悟县境内住宿。晚饭后，张文礼从支队开会回来嘱咐我们：“这一带是山区，因刚解放情况很复杂，土匪较多，今晚要增加岗哨，防止土匪偷袭。不过，大家也不要紧张，有部队保护着我们，万一发生了什么情况，不要惊慌，一切行动要听指挥。”晚上睡觉时，陈文章同志让我别打开背包，就和他睡一个被子，一有了情况我可以马上背上背包赶路。那天半夜，果然听到了一阵枪声，全班的同志都起来了，张班长让大家别出去，听支队的命令再行动。过了一阵子后，再也没听到枪声了，可能是来偷袭我们的那帮土匪被解放军部队打跑了。
　　第二天我们又接着赶路。晚上住下后，不知怎么的我觉得浑身上下不舒服，晚饭也没吃就睡下了。房东是位老先生，不像是种庄稼的农民，他见我没吃饭就睡了，过来关心地问道：  这位小同志怎么啦，是不是病了？”他摸了一下我的头，叫了一声：“呀！你烧得挺厉害的呢！这不行，我去给你拿药吃，退退烧就好了。”很快他就拿来了一包白粉子药，让我用开水服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药，可服下后不久就出了一身大汗。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觉得舒服多了，病也好了。
　　早饭后，我谢过房东老大爷，又和同志们一道出发了。常书贵他们几个见我昨天生病了，就都争着帮我扛背包，让我空着手走路。不久，我们走到了当时孝感地委、行署的所在地——大悟县的河口镇，并在那宿营。还是和往常一样，丁国华同志上街买菜，我和其他几位年轻点的同志领米、弄柴、做饭。我们住宿的那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水很清。我在河里洗好米后，又跳进水里把身子也洗了洗，自离家南下以来一直没有机会洗澡，洗过后人觉得特别舒服。
　　那时，河口镇街上有很多商铺，挺热闹的，许多同志吃过饭后就上街转了转。临睡前，张文礼对大伙说：“ 今天支队有个班丢了一支步枪，到处找遍了也没找到，可能是被人偷走了。大家要随时提高警惕，保管好各自的枪支和东西。”第二天行军时，我们经过一条河堤，因头天晚上下了雨，河水上涨，路上尽是泥巴，很不好走。我出来时从家里带了四双鞋，这时只剩下一双了，又沾了很多泥巴，一走一滑的把一只鞋底也弄掉了半边，我干脆扔掉鞋，赤着脚行军。
　　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同志见我赤着脚走路，就走过来问我：“同志，你怎么不穿鞋？”
　　我回答：“鞋底破了不能穿，没鞋子了。”
　　他一听，忙说：“我还有一双，你穿上试试。”说着就从背包上取下一双鞋递给我。我穿上一试，还可以，只是稍大了一点。我说：“可以穿，那就谢谢你了。”
　　他忙说：“这谢什么，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他说着就快步赶到前面去了。我当时心里十分感激这位同志，经打听才知道他是二中队的刘显法。后来我分到了黄冈地委机关工作，正好刘显法同志也在地委机关任收发员，我们俩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
　　经过一段时间的长途跋涉，我们于5月底终于到达了当时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所在地——孝感花园镇。
　　当时花园在孝感是个较大的镇子，1949年5月20日，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湖北省军区就是在花园镇成立的。我们到达花园镇的第二天上午，召开了全体南下干部大会，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子厚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同志们，大家辛苦了！你们经过长途跋涉，现在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湖北，我代表湖北省委对远道而来的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目前的形势发展很快，4月下旬，我解放大军已胜利渡过长江占领了南京，5月中旬武汉也已解放，解放军正在向湖南、广西挺进。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肃清残余土匪，搞好夏粮的征收征购，支援大军过江，解放全中国。”之后，他又向我们介绍了湖北的风俗习惯，并希望同志们注意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同当地的干部、群众搞好关系，等等。
　　大会之后，同志们以班为单位进行了讨论。听说我们不过江了，有的同志就说：“ 再往前走一点就过长江了，真是遗憾，我们不应叫‘江南支队’，应改名‘江北支队’才对。”不过，大家都表示服从组织上的分配，叫到哪儿就去哪儿，叫干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张文礼从支队接受任务回来，通知大家：“我们支队全部分到了麻城，在那里搞支前工作，明天就出发。”
　　第二天，我们一行又背起背包离开了花园镇，往东经黄安县（今红安县）前往麻城，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