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鸣风潇潇——中原化装突围前后的回忆

　　
　　黄正夏

　　化装突围也是一场战斗。每一个化装突围的同志都时刻面临着危险和生与死的考验。回眸60年前中原突围，我深知人民是战争的力量之源，有了人民的支持，革命才无往而不胜。我和吴芷英从中原化装突围到东北，一路风险，却屡屡化险为夷，都是那些知名和不知名的党员和群众关心、帮助的结果。今天，我记下这段经历，就是为了纪念和感谢那些曾经帮助和支持过我们的同志。

　　离别宣化店

　　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是我们盼望已久和为之牺牲奋斗的伟大事业。
　　抗战胜利后，中国何处去？中原何处去？毛泽东、党中央在思考，李先念、郑位三在思考，我们也在思考。鉴于中原地区的实际情况，我们十分清楚，尽管民族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蒋介石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野心不会改变，内战的阴霾又笼罩着大地，中原战事不可避免，爆发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为此，在李先念、郑位三等领导下，中原军区积极调动兵力，准备对付内战。
　　1945年11月，我从边区教育战线转任罗（山）礼（山）应（山）中心县财经局局长。一天，接中原局组织部通知，命我迅速赶至宣化店，拟赴襄樊地区开展工作。我是随同时任中原军区第九团团长幸元林带领的一支干部队伍行动的。工作队一行过应山长岭岗入随县时，又接中原军区通知，暂不去襄樊。尔后，工作队在随县双河镇编人中原军区干部旅，向东转移，折返宣化店。
　　在宣化店，有我时隔多年未见的领导和战友，有正在大别山西大山休息待产的爱人吴芷英。当时我是多么想抽出时间向领导汇报思想和工作，多么想去见吴芷英一面，告诉我们的行踪，鼓励她一定要战胜目前的困难。但后来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那么迅速。在宣化店我们只吃了一顿饭就启程出发了。中午，刚到宣化店就遇到中原局民运部长吴祖贻，约我下午去谈一谈，了解一下鄂西北的情况。结果，吃完饭部队就走了，汇报无法完成，想去西大山见一见吴芷英也成了奢望，只好托时任鄂东专员任泉生转告吴祖贻，说明情况，也只好写一个便条委托宣化店当地的镇支书送给吴芷英。
　　1946年1月10日，部队出湖北入河南，在离光山县城大约还有30公里路段时，传来指示，要求每位指战员准备好绑腿、草鞋，作长途行军打算，再有两三天功夫，即可到达其它解放区了，并嘱咐千万不要在路上买零食和喝生水。因为已发生多起国民党军队的投毒事件。13日，国共两党停战协定生效，中原部队为顾全大局，立即停止前进，原地待命。我们已编人干部旅的成员都重新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经（扶）麻（城）商（城）工委。赵辛初任工委书记，吴光治任副书记，我任工委委员兼沙窝中心镇镇长。
　　部队虽然停下来了，但在思想上有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内战迟早要爆发，摆在面前的工作重点就是如何发动群众，尽快地多筹集军粮。当时老百姓也困难，在沙窝附近驻有张体学等率领的鄂东独二旅，供给十分紧张。在筹集军粮过程中，我和吴光治反复商议，搞粮食绝不能搞平均摊派，不能在老百姓身上增加负担，而是要瞄准大地主和余粮户。我们普遍走访当地群众，了解哪些是余粮户，估计余多少，粮食大多藏在哪里。随后，我们一个个有的放矢地做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可也碰到狡猾的，比如有一个李姓地主，群众反映他是当地的首富，至少有余粮上百石。我们去做他工作时，见面他就说，我认识张体学，小时候他光着屁股，整天就在我们附近卖油条。一听说要借粮，态度看起来也很慷慨，说：“好说，好说，乡里乡亲的，帮忙是应该的。”可是当我们问能借多少时，他却叫起苦来说：“我家大口阔，其实也不富裕，但还是尽我所有，借三五石吧！”
　　我们有同志说：“听说你是沙窝的首富，恐怕不只三五石吧？能否再多借一点。”
　　“我们不白吃你的粮，我们给你打借条。”
　　“真的没有，你们如果发现我有秘密仓库，尽管去拿。”硬是不愿多借。后来，我们通过一位贫农的帮助迅速找到了李姓地主家的秘密仓库，缴获粮食上百石。其实，当时我们还知道李姓地主另一两个藏粮点，各大约藏粮一二十石，我们没有动它，也给地主留有充足的余粮。我们这样做，既使部队有了粮食，群众也非常拥护。为此，张体学在会上曾表扬我们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成绩。我也是这时认识张体学的。
　　战争是残酷的，对女同志来说就更加残酷。2月25日，在沙窝镇我接到来自宣化店的电报：“吴芷英生小孩难产，病危。速回。”吴芷英原本隐蔽在西大山，快临产时，没有交通工具，只好骑着马，一路颠簸奔往宣化店，“羊水”完全流尽，造成难产，只好剖腹产。但结果却是我和吴芷英所没有想到的。由于医生是从重庆大后方学校才来边区的，缺乏经验，所以在剖腹生产时，小孩虽然已经闭死了，他却连胎盘也忘记取出来，还把做手术时用的棉条也缝在肚子里了。这样，吴芷英便接二连三的发高烧和伤口化脓，幸亏当时中原局组织部长陈少敏知道了这个情况，下令从“善后救济总署”弄来大量的青霉素进行医治，才止住了高烧。吴芷英在宣化店外围的民间住了两个多月，经过这些痛苦的摧残与折磨，身体虚弱极了。
　　到了3月，中原军区的处境是极其危险的，已处于断粮阶段，完全没有米粮供应了。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于3月16日决定：为了牵制敌人进攻华北、华东、东北解放区，准备将来寻机突围，立即复员两万人，保持部队主力机动性；严肃制度，节衣缩食，实行苦熬方针；运用各种方法分散一批干部，化装转移或就地隐蔽。
　　鉴于我和吴芷英的具体情况，中原局组织部决定我们化装突围。当时，组织部曾为我们制定了3个方案：第一是与吴芷英一道作为伤病员乘火车北上。组织部副部长张成台找我谈话，通知我到军区医院检查，结果没查出什么毛病，不够伤员条件，所以这个方案取消了；第二是就地隐蔽。已经确定就地隐蔽的职务和社会头衔——宣化店民教馆馆长。结果因为我鄂西北口音较重，在宣化店又没有任何熟人作掩护，所以这个方案也否定了；第三就是回襄樊或鄂西北。我在到鄂豫边区工作前，曾任均县地下党县委书记，后来国民党悬赏缉拿，才撤至竹沟，来到鄂豫边区，现回襄樊或鄂西北也恐难以立足。
　　我和吴芷英最后化装突围的方案，是当时组织部干部科长须浩风一手筹划和安排的。须浩风的姐夫是位地下党员，当时在上海青浦任教员，而吴芷英是上海人，也曾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党工作，所以决定我们先化装到上海，再转到其它解放区。方案确定以后，我们便刻制了假图章，并做了旗袍、长衫，打扮成新婚不久的学校教员模样，以“岳母病重，速回上海”的加急电报为理由，化装突围。由于口音差别，我与吴芷英商定，在到武汉之前，路途一切事宜由我出面应付，从武汉到上海沿途，则一切由她用上海口音处理。
　　5月初，我们从宣化店搬到了孝感王家店，做从花园乘火车回武汉的准备。在王家店，我们找到了当地乡政府，请他们设法送我们至花园。接待的同志看我们一身教师装扮，就问原来是干什么的。当得知我们在边区从事教育工作时，便夺口而出：“那你们认不认识何汉亭？”我们喜出望外。何汉亭原是鄂豫边区育才学校的学生，毕业后还在学校负责一段后勤工作。吴芷英当时是育才学校的校长，与何汉亭十分熟悉。何汉亭是王家店乡政府的乡长，听说吴校长来到王家店，迅速赶来。何汉亭帮我们找来了一副轿子，并安排了两名农民党员作轿夫，把我们装扮成“新婚夫妻回娘家”的样子。吴芷英坐在轿子里，我背着花布包袱，跟在轿后，路边的农家小孩围观鼓掌，“新媳妇回娘家啰！”我赶忙向孩子们发糖果。在路上遇到了广西军的哨卡，因为我和吴芷英都作过秘密工作，有些经验。我不慌不忙地走上前，递了一包烟，说了声：“老总们辛苦了。”两位农民党员也上前说：“我们就到附近亲戚家。”广西军二话没说就让我们过去了。
　　到了花园镇，两位农民党员直接把我们抬到花园车站内的一家小饭铺，那是地下党的联络点。在花园，我们只呆了一个多小时，就由联络员（饭铺伙计）到火车站买了车票。他一直送我们上火车才离去，临走时还叮嘱“到家来信啊！”
　　“到家来信啊！”多么亲切的语言，多么真挚的感情，让我一辈子也难忘那送别的场面，让我一辈子明白一个道理，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天下共产党员是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