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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父亲滕代远

发布日期: 2016-11-30 来源:

滕久昕

  2014年11月2日,是我的父亲滕代远诞辰110周年的日子。他1924年参加革命,从投身蓬勃兴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到与彭德怀等组织领导著名的平江起义,从率领部队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参加瑞金苏维埃土地革命,从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的日夜操劳到太行山辗转迂回与敌人战斗,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奠定和发展人民铁道事业到参与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来,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快40年了。每当我看到他老人家的照片,与家人谈起关于他的点滴往事,一种无限缅怀他老人家的心情便叩击着我的心扉,久久难以平静。

  1968年春,我在北京灯市口中学上学,因为视力不合格,参军没有被选上。我与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后,决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报名去内蒙古牧区插队当知青放羊。不久,学校发来登记表,我填完后请父亲审阅,他戴上眼镜拿起毛笔在家长意见栏内写下“完全同意、坚决支持”八个字。我写信告诉了在部队工作的几个哥哥,他们也一致支持我的想法。没过多久,二哥、三哥分别从部队请假回来,专门为我送行。四哥因部队执行任务不能请假,也发来电报表示支持。
  那段时间,我整日忙于准备行装,父亲特地将他打仗时缴获的一条日本军毯让我带上,以抵御边疆冬季的寒冷。母亲怕我没有生活经验,不会拆洗被子,戴上老花镜伏在乒乓球案子上,手把手教我怎样拿针、怎样缝被子。父亲对母亲说:“孩子现在离开我们是早了点,但不能因为舍不得就永远把孩子拴在自己身边。他们响应号召去建设边疆,我们应该支持。当年我们参加革命也是这个年龄嘛。”
  我用平时积攒下的零花钱买了许多信封和邮票,事先用胶水将邮票粘到信封上。父亲问我做什么,我不好意思地说:“头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条件又艰苦,要是想家了写信时方便些。”父亲听后爽朗地笑了,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到了边疆,要团结当地人民群众,多向少数民族同志学习,不要老想家啊。”
  向内蒙古大草原进发的日子终于到了。告别生活了16年的北京,告别了学校、老师,告别了亲人,我与北京各个学校的800多名自愿奔赴边疆的同学,同乘一列火车准备出发。父亲、母亲,还有哥哥们,都去永定门火车站为我送行。
  记得那天天气很热,怕孩子们舍不得家长,影响火车开动,车站规定不让送行的家长进站,彼此只能在进站口告别,只有持车票的同学才可以进站。曾担任铁道部部长、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父亲和时任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的母亲,也被挡在车站外面,焦急地站在混乱的人群中不知所措。家长们急切地向车站负责人交涉,我们也选出代表向站方提出抗议。经过协商,家长们最后才得以进入车站,与奔赴边疆插队的子女们话别。我站在父亲面前,再次向他表示决心。我是他最小的儿子,又是第一次离开他到遥远的边疆,父亲很不放心。我看得出,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不让眼泪流出。车厢内外到处是一片压抑的哭声,连火车开动的铃声都听不到了……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的日子里,父母亲经常来信,勉励我在草原上扎根,好好经受锻炼。父亲在信中教育我:“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不要让别人看出你是干部子弟,要在艰苦朴素上成为标兵。”我也经常给家里写信,汇报我的工作生活和思想状况,父母看后非常高兴。

  1970年,我来到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成为一名光荣的铁道兵。部队里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那么新鲜有趣,我和战友们日复一日地开山洞、铺铁轨、架桥梁,为祖国的三线建设贡献力量。
  参军不久,一次因为工作需要,部队首长让我去北京密云出差。阔别多时的北京令我魂牵梦萦,但我更思念家中的亲人。回到家里一看,只有几位工作人员在,父母因为林彪的“一号命令”,服从战备需要已疏散到广东去了。一些在京工作的老同学听说我回来了,便跑来与我叙旧,还在一块儿吃了顿饭。临返部队前,我也在莫斯科餐厅回请了他们。吃饭的开销比较大,还借了出差公款60元钱,当时我认为事情办得很周到。有一次,我在信中无意间将此事告诉了在广东从化的父亲,他知道后非常生气,马上写信批评我说:“干部子弟应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吃苦耐劳的习惯。这不是一般生活作风问题,而是思想觉悟问题,甚至是政治水平高低的问题。”不就是吃一顿饭嘛,何必这样上纲上线!接到信后,我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父母除了写信帮助我提高认识外,还告诉几位哥哥,同时也写信告诉了部队的领导,大家一起来帮助我认识讲排场、摆阔气的坏处。父亲还寄来60元钱让我把公家的钱还上。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学习《雷锋日记》,对照反思自己的言行,对这件事有了初步认识,还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寄给在广东的父母。他们看后都很高兴,记得母亲来信说:  “……你爸爸阅后在信上批了一个很大的‘好’字,希望你以更大的进步迎接19岁的生日。”
  1973年 6月,因北京修建地下铁道,我所在的部队整编后,将我从湖北郧阳调回北京。部队首长知道父亲身体不好,身边没有一个孩子,我又是最小的儿子,特意给我几天假回家看看。那天回到家,父亲见到我特别高兴,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我望着父亲清瘦的面庞,心情难以平静。他老人家的头发白了,精神也不像以前那样好了。父亲问我什么时候去新单位报到,我说:“部队首长给了几天假,在家休息两天就去报到。”父亲不同意,他说:“可不能伸手向组织要照顾,也不要休什么假,一天也不要,半天都不要!你要听我的话。”我按照他的要求第二天就去新单位报到了。
  一天星期六,部队集中进行学习,我正在班里和战友们一起学习时,通信员叫我去连部一下。一进连部,只见父亲的警卫秘书杨新国和部队指导员谈话。我感到很惊奇,忙问什么事情。杨秘书笑着说:“首长想你了,来工地看看你。”“在哪儿呢?”我问。“就在外面车子里。”杨秘书说。我向指导员请了假,回到宿舍换了军装,急忙赶到院子外边,老远就看见父亲坐的红旗牌轿车停在院墙外,司机和警卫员站在车外。我钻进轿车见到父亲,忙说:  “爸爸,您怎么来啦?”父亲也很激动地说:“你妈妈又出差啦!我想你啊。”“走吧,我和您回家。”父亲说:“向连队请假了吗?”我说:“放心吧,我请假了。”
  坐在车上,我心里很难受。父亲已经69岁了,身边除了母亲,就是工作人员。母亲在铁路局工作很忙,经常到下属单位出差。父亲一定感到很寂寞,才做出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回到家,他详细地询问我现在的学习和工作情况,部队的教育和施工情况,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向他全部道出,父亲听了感到很满意。第二天早饭后,他郑重地对我说:“你回去吧,好好工作。”我虽然感到不理解,也不情愿,但这毕竟是父亲的话,必须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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