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黄杰

徐小岩

一

　　1909年11月16日，母亲出生在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黄家早先是郝穴镇上的大户人家，有几进深的院子，在那一带还有些名气。母亲的祖父读过一些书，但仕途不就，家境也就开始衰落了。祖父去世后，家业由伯父掌管，他是镇上的地主豪绅。母亲的父亲为人正直，反对伯父那种鱼肉乡里，欺压百姓的行为，就自己开了一个油坊维持生计。在母亲两岁那年父亲不幸病逝，留下了母亲和一个7岁的哥哥，我的姥姥独自含辛茹苦地抚养着这两个孩子。
　　母亲出生的年代，正值辛亥革命爆发，腐朽的满清政府被推翻了，但是社会动荡，军阀混战，中华民族仍在苦难之中。新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觉醒，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争取妇女解放的思潮强烈震撼了母亲幼小的心灵。母亲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从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开始的。当时，伯父在家族中非常霸道，为了自己的利益，常欺负孤儿寡母。在母亲很小的时候，他就自作主张把她许配给镇上的商务会长齐家。齐家的公子是个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母亲从心里瞧不起他，坚决反对这桩包办婚姻。母亲从小就是一个能为理想执着追求、大胆有主见的孩子。家里的事都是她做主，平时谁要想欺负她的母亲和哥哥，都是她出面理论。这时候她和她的母亲商量，坚决不去齐家，为了不被封建礼教所吞噬，她决定出逃。在192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不满15岁的母亲独自坐船离开江陵，到武汉求学，立志要做一个独立的新女性。
　　母亲到武汉后，先在武昌第一女子中学附属小学读书，后考取了湖北省女子师范。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武汉成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国民政府迁到了武汉。11月，黄埔军校的政治科也迁到武汉，为了培养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张榜招收女学生。正在女子师范上学的母亲看到招生的消息，欣喜若狂，认为这正是她追求的目标，就和七八个老乡结伴报了名。母亲对那次考试的经过始终记忆犹新。母亲的回忆文章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考试时，语文试题是《革命与社会进化之区别》。我写到：“革命是人为的，社会进化是自然的…”，这是我对革命的粗浅认识，仅仅写了大约108个字。考数学时，代数几何我没学过，只做出两道应用题。坐在我后面的一位考生见我不会做，就把他的答案抄了一个纸条扔过来，我没捡，我要凭自己的本事去考。谁知监考老师早已发现，取消了他的考试资格。我一直不敢回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是男生还是女生，说实在的，对他我始终有一种深深的歉意。
　　揭榜那天，我鼓起勇气去看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被录取了！和我同桌考试的一个女生是大学生，她的语文试卷写了好几张纸，却没有录取，她不服气，认为老师把试卷搞错了，我也感觉不对。复试那天，我小声问老师会不会搞错了，老师微笑地看着我，拿出试卷。我看到在我的试卷上用红笔写着4个大字“孺子可教”。可见黄埔军校录取学生的标准并不只是考文化水平，还是以政治态度为先。
　　这样，母亲考取了黄埔军校，成为了第六期女生队的学员，女生队一共有183名学员，负责人有邓演达、恽代英、谭延闯等著名的革命家。女生队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第一支妇女武装，那时女生一律剪短发，穿灰军装，扎皮带，打绑腿．胸前佩戴军校校徽，每人一支步枪，个个英姿飒爽，神气十足。女生队成立的消息传到苏联，斯大林很高兴，特意让女生队全体学员照了一张合影寄给他。八十年代，母亲得到了这张合影，非常高兴，一直珍藏着。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蒋汪合流，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革命进入了低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军校决定，女生队立即疏散。恽代英老师在军校最后一次大会的临别赠言中说：“希望每一个同志都是一粒革命种子，不论撒到什么地方，就让它在那里发芽、开花、结实。”人生有许多选择，但紧要关头也只有那么几次！面对严酷的考验，一些人消极了，成为了革命运动的旁观者，但是母亲毫不退缩，勇敢地选择了继续革命的道路。正当共产党人遭到迫害、镇压和屠杀的时候，母亲却毅然加入了共青团，而后由王典章、邓述诗同志介绍转为共产党员。母亲一直记得那一天：1928年初的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在家乡，由支部书记彭之任同志带领她宣誓，面对党旗，母亲举起右手，握紧拳头，说出了共产党人的铮铮誓言：“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保守机密，努力工作，牺牲个人，誓不叛党。”
　　在沙市，母亲坚决反对土豪劣绅，与民团团总的伯父势不两立，遭到了反动势力的迫害，也不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于是特委决定将母亲派到松滋开展工作。母亲到松滋县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松滋县特别支部，任支部书记。阴历二月，鄂西特委又决定把特别支部改为中心县委，母亲任县委书记。当时她只有18岁，是松滋县委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书记。
　　这时，党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粤、赣4省举行秋收起义。这次紧急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召开，被称为八七会议。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母亲和县委的同志们分析了形势，认为松滋县比较偏僻，国民党没有驻军，只有一些地方民团，虽然民团的武器不错，但战斗力不强，于是决定秘密开展农民运动，准备武装起义。母亲和她的战友们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就建立了金鸡山等10多个党支部，发展党员近500人，同时农民协会也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并成立了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松滋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准备武装起义期间，形势发生突变，鄂西特委遭到破坏，特委书记张继枢、团委书记张光杰被捕，英勇牺牲。敌人把他们的头割下来悬在城门示众，残酷之极。松滋这里的起义队伍正在组织，工农自卫大队尚未进行训练，就被西斋区的土豪劣绅发现了，他们派一个民团中队进山搜剿。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县委来不及开会研究，母亲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义。起义队伍打出的红旗就是仓促中准备的一块红布，靠放鞭炮向乡亲们发出了起义的信号。九岭岗农民协会的农友们，听到鞭炮声，见到红旗，就手持菜刀、镰刀、斧头、锄头涌向敌人，喊杀声，鞭炮声漫山遍野。民团的团丁被突然袭击吓得惊慌失措，四处逃窜。进剿的民团被全部消灭了，起义的队伍中只有一人受伤。起义成功了，这支革命武装一下子就有了20多支枪，大家非常兴奋，从山上一路杀下，很多农友加入，队伍不断扩大。九岭岗起义后，县委立即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并用缴获的27支步枪，加上土武器，大刀、长矛等组织了一支革命武装队伍，向西斋、石牌进军。一路上，杀了老土豪原任区长雷敬之，烧了国民党区长雷新民、土豪田向芳、罗经伍的房子，开仓放粮，杀富济贫，宣传革命。起义队伍所到之处老百姓欢欣鼓舞，敲锣打鼓，热烈欢迎。
　　起义3天后，敌人集结各区民团和当地驻军43军，向起义队伍疯狂反扑。由于寡不敌众，只好把队伍撤退到九岭岗，与敌人周旋。敌人把九岭岗层层包围，集中火力强攻。农民自卫队内无弹药，外无援兵。母亲和县委的同志们分析了局势，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只能暂时转入隐蔽，保存力量，以利今后长期斗争。于是，他们集中力量守住山口，掩护已经暴露的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疏散隐蔽，把枪支和油印机等埋在九岭岗对面的猫儿盖山下，队伍平安转移了，保住了这些革命力量。后来，这些同志参加了贺龙领导的部队，成为红二方面军的一部分。九岭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九岭岗起义是湘鄂西早期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震动了松滋，震动了鄂西，在松滋人民的心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在九岭岗起义失败后，母亲成了松滋反动政府通缉的“要犯”，在群众的掩护下撤退到刘家坪、王家大湖一带。敌人的“清乡”步步紧逼，母亲是外乡人，又剪了发，放了足，不易隐蔽，无法在当地坚持斗争。党组织决定母亲回到家乡郝穴镇暂避。回到家中后，当了民团团总的伯父对母亲一直怀恨在心，要置她于死地。当时军阀割据，交通和通信都十分落后，当地驻军和民团并不了解母亲在松滋的革命活动，只能将她软禁在家中。在软禁中，特委来人传达周逸群同志的指示：“黄杰在当地目标太大，出来活动容易暴露党的组织，决定派她到上海去工作。”从此，母亲离开了生她、养她、并为之战斗过的故乡，踏上了新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