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父亲蒋光鼐抗战

蒋建国口述  周海滨整理

　　蒋光鼐，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一·二八”淞沪抗战总指挥，打响了中国正规军抵抗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而年幼的蒋建国在战火中跟随父亲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童年。

避难香港，有惊无险

　　父亲其实知道福建事变这个事（1933年11月至次年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发动的“抗日反蒋”事件，简称“闽变”——编者注）必然失败。部队底下的人不愿意反，认为反蒋是上头的事情，父亲知道，内部思想不统一是不能把事情搞好的，早就把家属疏散到香港。我是1935年正月在香港出生的，我的名字“建国”就是纪念那失败了的、在福建成立联共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个名字也可以认为是建设祖国，我不说别人不知道其中缘由。
　　我出生之时，正值1934年“福建事变”失败之后，父亲和他的许多朋友都从福建逃出，云集香港。我的出生不仅让47岁的父亲老来得子，也给这群忧伤的革命者带来了欢喜。
　　父亲趁着给我做满月的机会，在香港大同酒家把二楼包下来大摆宴席，通过这个活动联络旧部，给大家鼓劲。
　　席间，父亲把我从襁褓中抱了出来，赤条条地让众人过目，引起欢呼和热烈的掌声。父亲重重地在我的屁股上亲了一口，对我寄托了无限的希望。这件事是我的母亲黄晓霞告诉我的。
　　我至今仍保留着小时候在香港的些许记忆。我模糊地记得常躺在床上，房间黑漆漆的，门窗紧闭，连木百叶窗都关得严严的，怕我伤风感冒，还老要我喝很苦很苦的中药，可我还是经常伤风感冒，还落下个遇上阴天下雨两腿就酸痛的毛病！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向香港、檀香山、南洋群岛一带进攻。在此之前我们家曾经作过两次疏散，一次去澳门，一次去广州湾（即现在的湛江），都有惊无险又回香港了。
　　我们一家住在九龙金巴伦道，我还未满７岁。香港倒是经常搞防空演习，晚上在阳台上看那探照灯的光柱在夜空中组织成各种图案，还觉得蛮好看的。
　　接下来，我看到的却是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
　　一个白天，日本大批轰炸机在香港上空排列着整齐的队形，三架一组，九架一队，密密麻麻的一大片。一群孩子们听到马达的轰鸣以为是防空演习，都跑到花园的草坪上去看飞机。飞机上丢下的炸弹让这群好奇的孩子如梦方醒、慌忙躲避。
　　此时，父亲在广东曲江（今韶关市）担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母亲则带着３岁的弟弟庆渝去曲江照顾父亲的生活。
　　留在香港家里的全是妇女和儿童。年龄最大的是大嫂陈艳珍，我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当时年龄最小的定蜀妹还未满周岁。好在第一次空袭没有炸弹落在我们家，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占领香港的信号。
　　留港家人心里非常清楚，作为抗日将领的后代，如果日军占领香港，呆在家里就会非常危险。所以，第一反应就是马上转移，躲到父亲的朋友家里，免得落入敌人手中。
　　几经转折来到了藏身地。我至今记得，那是一座形状像军舰的楼房，有五六层高，房子很多，但仍挤满了人。这座位于山顶上的房子是父亲的好友邓瑞人的私宅。邓瑞人是香港银行家，十九路军的人，淞沪抗战的时候也立过功。他家盖的是一个很漂亮的楼，餐厅都是大落地窗。仓库里存了不少罐头等吃的东西。
　　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这所房子连同邻近的两所房子一起，成了敌人军舰炮轰的目标。日本飞机怀疑这是建在制高点上的军事指挥部。事后，据对岸友人提供的数字，敌人一共向这三所房子打了108发炮弹。
　　我对这惊险一幕记忆犹新：我们先是躲在楼下的汽车房里，一发炮弹命中了车房，我是被大人们用棉被盖住才幸免于难的，万幸的是全家没有人遇难。
　　然而，我12岁的定苏姐脊背上被炮弹的碎片打了一个洞，流血不止。我们转移到餐厅，让定苏姐趴伏在餐桌上，再盖上两条棉被，我们则藏在餐桌下面。餐桌下，我的周围一片漆黑，只听到炮弹的爆炸声、落地玻璃门窗的碎裂声、受伤者的呻吟声和“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求救声。
　　从餐桌下逃出后，我看到上四楼的楼梯已经被炸断了，楼房正在着火，到处烟雾弥漫，使人透不过气来。楼顶上响起一阵阵声嘶力竭的哭泣声和救命声。
　　在经过一道楼梯的时候，大人拉着我的手往上走，躺在楼梯台阶边上的重伤员抓着我的脚往下拉，呼喊着别丢下他不管，这让我茫然无措，终于还是被大人拉着逃出了那座正在燃烧的楼房。
　　由于战时香港夜间灯火管制，长时间在黑暗中摸索，瞳孔已经放大，我跑出来看到天上的星星时，觉得有碗口那么大，特别明亮。我们刚刚跑过一座房子，整面墙就在身后坍塌下来。大家集中到一个被认为是较安全的地方。天还未亮，几个男人就冒险回到那座楼房的瓦砾堆中寻找食物，居然还找到不少罐头食品，惊魂未定的人们匆匆忙忙填满了肚子。定蜀妹没有牛奶喝，用开水泡饼干喂她。
　　当时我们都很小，一家子没有一个掌事的男人，所以，逃难路上很艰难。天刚蒙蒙亮，一群人匆忙往山下跑，他们要在战斗开始前找到安全的落脚处。一个佣人背着受伤的定苏姐，我拉着大人的衣角，顺着蜿蜒的马路往山下小跑起来。
　　一路上的情景惨不忍睹。有躺在血泊之中令人不忍一看的尸体；有蠕动着的缺胳膊断腿的受伤者；如果不小心就会踢着一条伸出来的腿。有的人把手中的包袱往山坡下一抛，干脆自己顺着山坡往下滑。我只知道紧紧拉着大人的衣角，低着头往前跑，从来没跑过那么多路，也不知道疲倦。
　　当我回头看家人的时候，发现家人怎么找也找不到了。不知是我们掉队了还是跑得太快，结果与家人跑散了。幸亏那个大人有主意，我们跑到凤凰台一个熟人家去，主人劝我们先住下，再慢慢找其他人。
　　战争让香港的物资供应变得紧张起来，每次吃饭，因为人多饭少，我年纪小吃得慢，等我吃完一碗，锅早已空了。所以，盛饭的时候我总小声提出要求：再装满一点。
　　我还记得，九龙仓库起火后滚滚浓烟遮天蔽日，烧得白天都像晚上那般黑。不知道过了多少个白天和夜晚，到了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香港，天黑就戒严。据说，在戒严期间日军见了行人举枪就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