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周恩来对我的关怀——记武汉期间的一件往事

杨明

 　　1938年，我自海南赴延安，4月到武汉，于光远（当时他在中共长江局工作，是“民先”总队部的负责人）告诉我，周恩来叔叔正在八路军办事处。我听了非常高兴，立刻请于光远带我去见他。当时我心里有点顾虑：一是怕耽误他的时间，二怕已有8年没见过面，周叔叔可能不认识或者忘记我了。没想到周叔叔听说我来找他，立刻就接见了我，并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说：“不要介绍了，我认得你，长得更象你父亲了，连说话的神情都像。”
　　谈话转到对我父亲的回忆。周叔叔讲述了我父亲被捕的经过和对敌人作斗争的情况，特别赞许他的人品和才学。他英勇坚强，严正地拒绝了蒋介石对他的各种劝降活动，最后把蒋介石安到牢房和他通话的电话机都摔碎了。蒋介石见劝降无望，就将我父亲秘密杀害于龙华，组织上拟定的劫车营救办法就未能实现。周叔叔又将我父亲在狱中作的《示难友》一诗背诵与我，1945年在延安，邓妈妈又着我抄录，诗的全文如下：

示难友
杨匏安
慷慨登车去，临难节独全。
余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
投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
者番成永别，相视莫潸然。

　　周叔叔给我讲解此诗的含义和用典所指，并教导我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努力学习他的榜样，然后又一一询问我的家人情况。他说“一·二八”事变后，组织上为了寻找我们一家费了很大周折，他除了托何香凝先生及一些同志找我们之外，又亲自用化名周翔宇写信给我们的乡亲探听我一家人的下落（后来我见到省委连贯才知道他就曾受托到中山家乡找过我们）。
　　周叔叔得知我祖母尚健在很高兴，称赞她支持、跟随我父亲搞革命（她生有九个孩子只养活我父亲一人）。现在又支持孙辈参加革命，值得钦佩。听到我母亲已病逝，周叔叔非常难过，叹惜她死得太早，说她为党做过很多工作，曾在上海掩护过周叔叔及父亲的机关，这些使周叔叔他们都非常清楚地记得我母亲。
　　周叔叔又关切地问我这几年是怎样度过难关的，做过些什么事？我说祖母和母亲靠打零工，做手工，我们小孩子能做的也一起做，但基本上是到处寄食流浪。我和妹妹经陈大年先生的担保进了孤儿院。周叔叔对孤儿院的情况很关注，叫我详细讲一讲。我讲到数百名孤儿孤苦零仃，病弱无助，整天都生活在悲惨气氛之中，那些富人资本家社会名流假慈善之名从中渔利，残酷剥削虐待孤儿，为他们创造财富，训练他们所需要的廉价劳动者以及侍候他们的奴婢。孤儿们孤苦无告，弱者夭折死亡，幸存者前途渺茫……。
　　周叔叔听罢感慨地说这都是旧社会剥削制度所造成的，现在全中国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们要进行革命。首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要将革命工作做好，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你和妹妹经过这样的生活锻炼虽然苦一点，但对你们的成长是会有好处的。要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处于这样苦难中的人，明白了这些才会懂得一个革命者责任的重大。周叔叔又问我参加过哪些社会活动，通过什么关系去延安？我告诉他何香凝伯母1935年回到广州将我从孤儿院接出来送到“仲恺农工学校”读农科。由此我参加了救亡运动，结识了由北平南来的黄秋耘、于光远、力伯皖等同志，组织“民先”分队部。后来逃避国民党的通缉到了海南，和海口市委林克泽取得联系，并由他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次是经组织决定去延安学习的。
　　周叔叔听了很高兴，勉励我说：“这很好，看来你们是长大了，到了延安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了。你要抓紧时间多学习点理论政策，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就将出版，你到延安就能看到了。主席非常英明，这部书反映了我们党的一些基本战略思想，很重要，你必须认真学习。你祖母及家人我们会通过省港组织和廖承志同志妥善安排的。”
　　我怕耽误周叔叔太多时间再一次向他告辞。临走他又问我住在哪里？我说住在“民先”总队部，等待有同行的人一起走，以便相互照应。周叔叔可能看我年少初到北方，便建议我搬到办事处住几天，待有军运列车去西安搭乘同去，较为便捷安全。为此他又请来钱之光为我作了安排。几天之后钱之光叔叔亲自送我到“达智门车站”，将我介绍给押车副官冯××同志。同行的还有严熹、范杏仙、孙亚等同志。钱之光叔叔又将周叔叔给我作路费的30元转交给我。我心中充满着革命长辈亲切关怀的温暖，牢记临行前的谆谆教导，走向了革命圣地延安。
　　（摘自《广东党史》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