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统少将到中共特别党员——追忆我的父亲周镐

周慧励 口述 孙月红 沈量 整理

　　周镐是我的父亲。对于这个名字，现在大多数人可能感到陌生。但如果提及几年前热播的谍战片《潜伏》里面的男主角余则成，应该是尽人皆知了。我的父亲就是一位“余则成式”的人物。
　　1949年1月初，我的父亲周镐被国民党保密局枪杀时，我的母亲李华初带着我们姐妹3人正在武汉苦苦地等待着父亲的消息。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仍然没有得到父亲的消息。朋友提示她，周镐可能去了台湾。母亲却说，周镐绝不可能去台湾，最大的可能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当然这只是母亲最坏的猜测，潜意识里，母亲是多么希望父亲还活着，还能等到一家人团圆的那一天。
　　由于生存艰难，母亲带着我们姐妹3人离开了武汉，回到了父亲的老家，继续等待。但直到1965年母亲含怨去世，也没得到父亲的消息。
　　我私底下觉得这对母亲未尝不是件好事，至少，她在有生之年心中是充满希望的。
　　这一年的年底，父亲周镐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追认为革命烈士。

被捕后加入复兴社

 　　父亲周镐1910年1月21日出生于湖北罗田，14岁考入武汉私立成呈中学，毕业后，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步兵科。毕业后，父亲周镐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1934年春，福建事变的一些参与者被国民政府通缉，父亲周镐只身亡命上海，后又从上海转道返回家乡。不料，一到汉口就被国民党宪兵四团逮捕，罪名是“参加叛乱”。这是父亲第一次被捕（他一生五次被捕），时年24岁。
　　负责审讯他的竟然是他的一位旧友。这位朋友并不审讯他，反而是竭力劝导他：“治平兄，你是黄埔出身，何不加入复兴社（复兴社特务处即军统前身）？这样，过去的一切就可以一笔勾销了。”父亲问：“如果我参加了复兴社，过去的一切真的能一笔勾销吗？”朋友说：“是。”父亲遂同意试试。就这样，父亲参加了复兴社特务处，就是后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开始了他12年的特务生涯。
　　谁知道，他参加军统刚满半年却又遭逮捕，汉口军统调查室指控他是“共产嫌疑”，来势汹汹，结果查无实据，纯属子虚乌有。
　　被保释后，父亲仍在军统任职，但命运就此改变，他得到军统核心成员之一——周伟龙的赏识。周伟龙是军统元老级的高级特务、戴笠的结拜兄弟。有他的关照，父亲自然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不久，他由汉口调任贵州，又由贵州调到广东，再由广东调重庆，邮电检查、缉私、谍报、督察等等，军统中的各个行当他都干过，大受戴笠的青睐。而且他的官也越做越大，从尉官到校官，又从校官到少将，一路畅通无阻。

潜伏于汪伪军委会

　　1943年初，时值抗战，周镐被国民党政府从贵州调到重庆，戴笠要给他一项艰巨又危险的工作：潜伏于汪伪军委会，为重庆政府收集汪伪情报、策反汪伪军队，以及做周佛海与重庆政府的桥梁。于是，周镐秘密地去了南京。
　　自此，周镐就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我母亲也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在干些什么。父亲离开我们后，军统派人把我们母女4人从贵州接到重庆。当时重庆政府很困难，但对我们母女4人非常照顾，我们的所有生活用品全由国民党政府供给。我与姐姐被送到沙坪坝的私立小学读书，学费、食宿全免，那个学校的校长是戴笠。蒋介石定期到这所小学，给这些特殊家庭的小学生作报告。我也听过蒋介石勉励学生的一次报告。
　　后来我们得知，当时周镐潜伏在南京汪伪政府军委会。周镐在南京汪伪军界上层算得上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表面上混得有头有脸，但谁能知道他内心的痛苦与紧张。他整天生活于恐惧之中，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你未必相信，在南京伪军委会工作期间，虎口之内，幸有余生，其间痛苦，一言难尽，今日尚在者，非祖宗福荫，早丧残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