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吴德峰

吴持生

领导中共秘密交通

　　我的父亲吴德峰，十三四岁即加入湖北省革命学生军，任班长。1914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任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湖北人民通讯社社长。1924年2月，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市长。
　　53岁的父亲阔别家乡23年后，以解放后首任市长的身份回到武汉。1925年夏经党组织同意父亲加入中国国民党，当选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部长、军事部部长。1926年5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代理军委书记。10月任国民党武汉市政府常务委员兼公安局局长。以国民党左派领袖的身份参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父亲从不提自己的过去，即使是对我们。直到“文革”中他被调查，我才知道父母曾长期参与和领导过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情报和秘密交通工作。
　　父亲于1896年出生在湖北保康县的一个士绅大家庭。我的母亲戚元德1905年生于武汉市一个城市贫民的私塾老师家庭，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与父亲志同道合，相识相恋并结婚。母亲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随父亲做秘密工作。父亲总是说：“间谍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间’！当间谍的对党不忠诚，党会处置你：对党忠诚的，敌人要处置你：叛变为敌效力，敌人也是始用终弃最后除之……”
　　父亲生性慎思多智，他总是跟妈妈和部下说：“不该你知道的不要知道，不该你问的不要问，不该你做的事情不要做。你如果知道得少，若被敌人抓去，想当叛徒都当不了。”我还记得父亲的手下于忠友叔叔讲过，他在西安情报译电时不认得的字拿去问我母亲，她总是让于叔叔用纸将全文复盖在那个字上，挖个窟窿露出字来让她看，其余她什么都不看。
　　于忠友叔叔还讲过，他从苏联回来不久，对国统区环境不了解。他的公开身份是《国风日报》的校对职员，有一次他因为贪图便宜，在当地鬼市上买了一双皮鞋，两三天就掉了底。父亲知道后非常严厉地批评他：“《国风日报》里都是连达官贵人也怕招惹的报棍子，怎么会去鬼市买鞋？特务人员知道了就会盯上你。”
　　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时，父母带着哥哥三口人租了一套比较便宜的房子，扮成外地生意人。房东非常热情，可是一看他们的行李家具就变了脸，原来前两个租住在这里的房客，都被警察局当成“通共匪嫌疑犯”带走，父母买的家具和他们的一模一样。父亲临机应变打消了房东的顾虑，但是马上报告中央，要求秘密机关住家购置家具必须谨慎，要购置符合身份、职业、各不相同的家具，以免引起麻烦。
　　后来父母为工作安排搬到法租界居住，那是我党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每次聚会时，母亲带着孩子在院内外假装做家务来放哨。有一次周恩来伯伯在那儿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散会后母亲进屋给孩子喂奶，因太累了，不知不觉靠在床上睡着了。一会儿，周恩来伯伯突然回来检查工作，看到屋里的茶杯、一地烟头等都没有收拾，就严肃地批评母亲说：“这是我们做秘密情报工作人员的大忌！留下许多人聚会的现场，是触犯了工作纪律的问题。”我母亲对这件事情记忆深刻。
　　后来父亲在西安曹家巷12号搞情报工作，隔壁13号原本是位姓赵的房主，却突然改住了国民党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和特务机关的人。党内有人主张立即搬家，但是父亲认为“灯下黑”，谁也想不到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居然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邻，反而多了一个保护伞。于是一直在那儿办公，直到1939年夏天环境更为严峻才搬了家。
　　听说解放后张治中去西安调查，在写给蒋介石的万言书里提到：“你是最相信特务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让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认为西安的特务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后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总部周围，安装有3部共产党秘密电台，你的命令发出后不到两小时，中共总部就全部知道……”
　　1940年，母亲带着我返回延安，她曾负责农委（中央交通局对外公开名称）组干审干工作，亲手记载整理了不少同志可歌可泣的事迹和情况，其中不少无名英雄始终鲜为人知，甚至有的为革命牺牲了生命，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亲友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和政治面目。记得父母去世后，父辈战友严希纯叔叔的养女陶亢，曾问我一个人的情况，我不知道，就将材料转交罗青长表叔（父母亲密战友，《红灯记》里的表叔原型），经有关部门查证他确实是我党派出、官至国民党中将、长期潜伏敌营的英雄烈士，由于他身份隐秘，直到牺牲都没有暴露身份，就连他的妻儿也都不知道他真实身份。在档案材料中详细记载着他参加革命经历及牺牲的全过程，最后赫然提到：“该同志牺牲后妻儿下落不明，请组织寻找到后，当以烈士遗属厚待。”每每想到这些，我都几欲落泪。
　　父亲解放后受命任新中国武汉市首任市长，在党和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干部和市民的共同努力下，为建立武汉市人民政权、力促大武汉恢复生产、保障民生采取了种种举措。

成立市委市政府

　　1949年5月16日，是值得所有武汉人铭记一生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兵团一一八师雄赳赳气昂昂开进汉口。翌日上午，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五三师进驻武昌，下午，江汉军区独立一旅进驻汉阳。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解放。
　　进城的那一天，下着雨，我随父亲一起坐在吉普车里。车开到汉口沿江大道时，我扒着车窗往外看，路很宽，江滩很美，警察穿着威武的制服，真是又漂亮又新奇！
　　据父亲的秘书肖望叔叔回忆，父亲一进城就找到原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水利专家涂允成工程师，并请涂工程师陪同他和有关人员查看了沿江大道防水墙、张公堤、岱家山排水闸和金潭、银潭等堤防险要地段，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认真做好防汛工作。有几次半夜接到水患警报，父亲一骨碌爬起来，带上警卫员就往堤上跑。
　　5月22日，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市军管会）成立。谭政任主任，陶铸任副主任（后又增补张平化为副主任）。下设军政、物资、交通、文化（后改为文教）4个接管部，对原国民党政府的各种机构进行接管。次日，颁布第一号布告，宣布“在前汉口市、武昌市、汉阳城区等所辖区内，实行军事管制”。
　　还是在这一天，新闻传播舆论工具开始发挥作用。市军管会接管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武汉分社，以及《武汉日报》《华中日报》《和平日报》《新湖北日报》等报社。次日，《长江日报》创刊；新华通讯社武汉分社成立：武汉新华广播电台成立，开始播音。9月1日，改名为武汉人民广播电台。
　　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发布政字第一号布告：划前汉口市、武昌市及汉阳城区等所辖地区成立武汉市人民政府，任命吴德峰为市长，周季方为副市长，随即就职。当日，父亲召集旧市政府及其所属的各局科长以上旧职人员，在青年剧院（今武汉市政府礼堂）发表了著名的施政讲话，旧市长晏勋甫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那天父亲穿着类似中山装的灰布上衣，脚蹬圆口黑布鞋，精神异常饱满。他上台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我能与大家见面，感到非常高兴。”旋即，他向全体人员指出：“过去武汉是消费城市，我们今后要建设成为一个生产城市，主要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商业经济。共产党有本事接管城市，也有本事建设好武汉。”
　　当时武汉一家民间报纸《罗宾汉报》这样描述道：“吴德峰的话字字句句铿锵有力，激昂、坦率、真诚。全体职员听了他的话，会前悲观情绪初步解除，鼓起了重新做人、建设武汉的勇气。…
　　第二天，新建的中共武汉市委员会成立，张平化为书记，谢治邦为副书记。武汉市委成立后，相继建立了市直属机关党委、企业党委、学校文化党委和市郊区党委等组织机构。
　　担任市长期间，父亲还开创性地设立“市长信箱”，作为联系群众的渠道，受到群众普遍欢迎。
　　那一年我记忆最深的，还是父亲发表施政讲话，那天我躲在后台，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这么激动地鼓掌，很多人眼睛里都闪着泪光。那时我虽然只有10岁，在众人的气氛感染下，也情不自禁地跳起来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