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后我的3次阅卷经历

李遵厚

　　1977年8月，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召开高教座谈会，当场拍板改变大学招生制度。1978年后，每年7月7日、8日、9日为考试日。笔者曾参与78届、79届、81届高考阅卷工作，现回忆其辛秘往事，以飨读者。

流程繁琐  任务艰巨

　　1978年，文、理科考试科目为政、语、数、外、物、化、生、史、地等9科。全国610万考生，各省10天内要阅完过百万份考卷，是个浩大艰巨的工程。湖北省文、理科阅卷工作由省招生办公室负责组织工作，阅卷者70%以上为省、市、县高中各科教学骨干，其中还有不少教研组长和重点班把关老师。这些人大都是新中国后华师、武师、武大等高校本科毕业生。为了阅卷，多年没见面的同学得以谋面，大家最初的一句揶揄语是“臭干子，大集中了！”，也借此应对“四人帮”的“10年培养出的修正主义臭知识分子”。这些人已届不惑，精力旺盛，年富力强。另30%是来自各高校的讲师、助教和在籍高年级学生。
　　全部阅卷人员共分为9个科，我被分在了语文科。语文科是9科中工作量最大的一个科，阅卷人数也最多。因为语文考卷，除基础知识外，主观题随意性大，阅卷者掌握标答较难。为方便阅卷，语文科又分成了基础知识、古今阅读、应试作文共三个大块，阅卷人员分到三个组后，又细分成了十多个阅卷小组。阅读、作文中的主观题比较多，阅卷人也多，下面又细分有2人的小小组。每卷皆各自评分、签名负责。阅卷首日上午是培训，先务虚，后务实。开会提出公正、公平的纪律，训练组长骨干，掌握标答和评分细则。做到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各组先行试评，细心揣摩标答的标准和核心。操作时提出疑难问题和细则中没有列出的情况，遇到疑难问题要上报阅卷技术中心，不能自作主张。各大组长牵头把关，统一汇报释疑，确保质量关。
　　各组评卷开始后，随时关注阅卷速度。作文组，日评4000份，每人分摊4大捆，每捆30份，共120份试卷，平均4分钟评一篇作文，按标签细则打分，决不能马虎。如抽查不合格，马上被退回，进行重评。当时人都很讲究自尊，抽查不合格被退回，那是很没面子的事。
　　有时，还碰到有争议的问题。如改病句，学生一般采取语法分析或逻辑分析法来做题。某些语法规则，语法界还在争鸣中，全国没有统一，学生答题出现很多歧义，标答中也没有涉及，尤其是多重复句的划分，答案五花八门，阅卷者观点各异，争得面红耳赤。经层层汇报，形成了“细心揣摩标答，做到平均、接近、就高三项原则”的共识。
　　每日阅卷按计划进度执行，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为保证质量，各题皆有专人稽核、统计，层层严格把关。切实做到严谨有序，按时完成任务，经得起复评检查。

首长视察  君子惜才

　　文革后，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取才俊，得到国人由衷的拥护。每年高考三天，全民关怀考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武汉火炉城，气温很高，各大考场均运用巨大冰块放置考场降温。从九十年代开始，湖北各地政府下令考场周边施工单位停工3天，以防噪音干扰。每逢高考
　　3天时间，武汉市的公共汽车、电车、轮船免费考生乘坐。个别特殊考生，因时间仓促，民警动用警车开道，一路呼啸而过，犹如科举仕子中举鸣锣报喜，风光极了。
　　阅卷时，我们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手握考卷，蓦地瞥见一笔漂亮好字的卷面，内心惊喜，这是优生，认真评每一分，不让人才埋没；碰到较差的考卷，字迹潦草难认，基本知识模糊，文不对题，阅卷者心情沉痛。因为，这是文革十年浩劫带给青年一代的烙印。
　　省市领导对阅卷工作十分重视，对阅卷人员也十分关心。1978年，武汉市的阅卷点设在汉阳的一所高校内，因交通不便，场地改在武汉市一中阅卷。1979年后，迁到武昌区的高校内。文科阅卷场地设在华师，理科阅卷场地设在武大，环境条件大为改观，也有利于阅卷工作。记得1978年在汉口市一中阅卷最后一天上午，武汉市副市长邓垦莅临视察。这位邓小平的胞弟走访了每一个阅卷室，当他跨进我们的阅卷室时，大家不约而同，站起来鼓掌欢迎。那天，他身着灰色绸港衫，手拿折扇，笑容可掬地和在场老师，逐一握手，用正宗的川话说：“这么热的天，有汽水喝吗？大家辛苦了！”有个女老师笑着说：“您家握手好大力气哟！”“这是在干校劳动得来的”邓老诙谐地回答，引来一阵欢笑。我认真打量了一下他，只见其脸形像极邓小平，同样蓄着板寸发型，两鬓斑白，只是个头稍高其兄。听说他在文革中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分配到养猪场监督改造，每天要挑数十担水。今见其人，没有一点高官的架子，与平民百姓谈笑风生。这一欢愉场面，一直在我辈中传为佳话。
　　每次回到桂子山母校阅卷，一草一木，倍感亲切。阅卷散场后，华师皆要将校友留下来，开个简短的附加会议。校长和系主任依次讲话，介绍母校当今成就和远景规划，语重心长地勉励校友，临走时每人获赠一组母校学人的近作，大家心里的感觉是暖洋洋的。
　　（摘自《档案记忆》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