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陈毅

柯 华

　　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央决定让陈毅参加外交部党组会议，为接手外交工作作准备。1956年秋，在印度大使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陈毅晕倒了，经检查有心脏病，休养了一年多。1958年2月，才正式出任外交部部长。1960年1月，我出任驻几内亚大使，因此这段时间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只有两年。1964年我回到国内，在西亚非洲司任司长，又亲眼看着他并且伴随着他度过了“文革”前期的困难时光。

最初印象

　　陈毅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很深。
　　第一个印象，他到外交部上任连个秘书也没有带，孑然一身地来了。干部司找我商量，我们把杜易推荐给他当了秘书。这件事看起来简单，但有些人新到任必随身带几个老部下，相比之下，就可以看出陈毅对干部不讲亲疏，不搞帮派，大家也因此更加敬重他。杜易对陈毅非常忠诚，关心陈毅的安全、健康，在“文革”中一些关键场合帮助出出主意，在困难时候安慰陈毅。杜易后来写了本书，名字就叫《大雪压青松――“文革”中的陈毅》。我看过这本书，既饱含着对陈毅的深情厚谊，又大量保存了“文革”中的重要史实。
　　第二个印象，他对干部非常爱护。有一次，我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康生看后批了几个字，说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于是，在外交部司长以上的会议上，把我批斗了三天，有人还提议召开全体大会批斗。陈毅和廖承志知道后制止了此事。
　　陈毅对干部的生活也是很关心的。当时外交部对驻外干部的津贴费提出一个削减的方案。随后，方案发给各驻外使馆征求意见。驻埃及大使回电表示支持，但说要把卫生纸、肥皂、牙膏等日常用品从国内带过去，说这样津贴就够用了。会议主持人在会议上念了这位大使的电报后，说这位大使是支持削减的。我知道这位大使是喜欢说反话的，我说我看他不是支持，而是说反话。陈毅向毛主席汇报了大家的意见，主席说，对外不要过于寒酸，津贴还可以增加一些。结果，津贴按主席的指示增加了。
　　陈毅对干部要求很严，批评起来也很严厉。他批评起来直言不讳，但是批评完就没事了。他不仅批评别人，也常以自己犯过的错误来教育大家。他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深得我们的敬仰。
　　每次我们和陈毅一起外出，他总是和我们住在一个宾馆里，一起吃饭聊天，谈笑自如。
　　1958年，美国入侵黎巴嫩。我在部党组会议上提了13条意见，讲对美斗争策略。陈毅听完后说，柯华你提的这13条很好，但是你不知道中央的一条，有了中央这一条，问题就解决了。他把中央的意见传达给我们。陈毅的传达，也说明他对干部的信任，但他同时要求大家保密。当时参加会议的共18人，陈毅让把这18人的名字记录下来，如发生泄密，就从这18人中查问。
　　20世纪60年代，外交工作一度面临很多严重的问题，国际上斗争很激烈。这时候，陈毅有一段很有名的讲话，说你们都一块儿来吧，霸权主义和反动派一块儿来进攻吧，我们等着，等得头发都白了。当时全世界都很震惊，这么大的气魄，只有中国敢这样讲话。陈毅的外交战略思想和胆略气魄也充分体现出来了。我们做外交工作的人听了，深感振奋。

在“文革”中坚持自己的主张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陈毅就有了自己的一套思路。他觉得“文化大革命”应该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要讲政策，不能乱搞，要抓革命促生产，外交工作更不能耽误等等。他在许多场合积极宣传这些观点。他也多次将矛头直接指向林彪。陈毅了解林彪的历史。1927年，林彪还只是一个连长，而陈毅却是这个团的领导，他当时就觉察到林彪很有投机性。
　　当时，外交部的造反派玩了一个笨拙的手腕，或许是他们的所谓策略吧。他们请陈毅当红色造反派的司令，给他戴上红袖章，请他在大会上讲话。陈毅上台后，开始还平心静气地讲了他的思路、主张，用意当然是在教育外交部的造反派。可是讲着讲着，陈毅语气一变，说：“你们让我当司令，可不要当面叫司令，背后使绊子。”他又说：“一些红小鬼，陈丕显、方毅，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反革命？我要为他们说话，奋不顾身地说话。你们不同意我也要说。革命历史证明，整人的人最终是要失败的，能团结人的人最终是要胜利的。我说这些话，可能会坐牢，老婆离婚，甚至杀头。我不怕。我从来不靠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我就不相信，就你革命，我陈毅就不革命。你不就是个连长嘛。”
　　陈毅讲话的时候，参加大会的有几百人，地点是六国饭店的大礼堂。我们听了，心里很痛快，只有陈毅敢这么讲。他讲话讲到激动处，就把麦克风推到一边去，自己大声地说。
　　对造反派的混淆黑白，胡作非为，陈毅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次，他在外交部全体人员的大会上讲话，没讲多少，就把袖子一捋，喝道：“你们要造反啊？！”第二天，围攻他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地贴出来了。
　　我写了一张支持陈毅的大字报，从二楼一直挂到一楼，写了12个大字：“陈毅同志的脾气发得好得很！”三个人签名，我的签名在中间，写得很大。另外还有两个人签名：一个是甘野陶，是外交部第一任驻朝鲜的临时代办，被说成是“叛徒”；另一个是龚普生，被说成是“叛徒”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章汉夫的夫人，当时任条法司司长。他们的名字写得小一点，写在两边。有人对我说，你写也可以，为什么要带两个“叛徒”呢？我说，我不认为他们是叛徒。后来，我因为这张大字报又挨了不少斗。军代表给外交部的人发毛主席像章，特别指名不发给我。
　　当时外交部的一批干部子弟，对揪斗陈毅和老干部很不满意，围着外交部质问为什么要打倒陈毅，和造反派辩论。陈毅知道后，把他们召集起来讲话。陈毅说：“他们要造反。我现在没有人，以后有人了，我再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我大儿子当时就在旁边站着，说：“老总，我们都是你的人。”陈毅说：“现在不是时机，等时机到了再说。不是不报，时机不到。”
　　在此期间，陈毅热心于宣传自己的主张，到处讲他对“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进行的看法和思路，有请必到，苦口婆心地规劝大家。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很生动地劝大家不要头脑发热，不要无限上纲，不要认为越“左”越好，要正确地进行路线斗争，不要有一次错误和缺点就把人打成“走资派”，打成“黑帮”。他说这样太简单化了，我年轻的时候和你们一样简单化，我犯过和你们一样的错误。他谈自己的经历，这对当时的青年人有很好的教育作用，使很多人能正确地坚持斗争。他的讲话传得很远，在全国范围内流传，而且传得很快。在“文革”中能够形成一种与造反派对立的力量，陈毅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造反派面前，陈毅也直截了当，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有一次到飞机场迎接外宾，陈毅去了，造反派的一个头头也去了。他向陈毅提出来，欢迎客人的名单中要把自己的名字排在陈毅后边，排在其他副部长前边。陈毅不同意，他恼羞成怒，摔门就要走。陈毅当面痛斥他说，什么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你就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那段时间，我们都担心，怕陈毅说话太多太冲了，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有一次，他在钓鱼台接见外宾，我和一个翻译、一个记录人员也在场。我怕他又说多了，一见面就抢先提醒他说，陈总，现在都分派，我们三个人就分三派，我是当权派，他是造反派，他是保皇派。陈毅这次总算注意一些，只与外宾谈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