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弼时

任远志（口述）  周海滨（整理）

父母订的是“娃娃亲”

　　父母的婚姻始缘于封建家庭之命。1897年，爷爷的结发妻子陈氏不幸病故。不久，爷爷续娶了我的奶奶朱氏。爷爷与前妻感情很好。续弦时，他与陈家相约，下一代人一定与陈家再续姻亲。
　　1904年，父亲任弼时一出生就与年长一岁多的陈琮英结下“娃娃亲”。从此，他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爷爷是一位开明的乡村教师，一生安于清贫的教书生涯。5岁那年，爷爷到离家10余公里的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任教。因路途较远，每日往返不便，只得寄宿校中。但又唯恐儿子因缺乏指点、督促而耽误了学业，于是，爷爷便将父亲带到作民小学同住。爷爷讲什么，他也跟着学什么：课下，一张办公桌，爷爷批改学生作业，父亲围前围后，描红习字，爷爷从旁指点；夜晚，一张木床，父子同眠。
　　父亲11岁时，考入省城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母亲陈琮英自幼丧母，因外祖父常年在外教书，从小即随兄嫂生活，12岁便进入长沙北门外一家织袜作坊当童工。父亲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读书的三年中，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已无力负担他的全部费用。心地善良的母亲常常用织袜子得到的微薄收入接济我的父亲。

危险的赴俄之路

　　1920年8月，就读于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的父亲被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筹组的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派往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做赴苏俄勤工俭学的准备。这一年，母亲已是18岁的大姑娘了，明知父亲此行难料归期，却毫无怨言地支持他的选择，送上了两双她亲手织的棉纱袜子。从此，两人一别6年。
　　1921年春，17岁的父亲藏好组织介绍信，经过职业化装，从上海吴淞登轮启程，安全抵达海参崴。父亲因为没有带足够的衣服，路上患了感冒，发高烧。海参崴一带正流行鼠疫，海关增添了鼠疫等传染病检查内容。为了便于通过检查，他们一行人分组检查，父亲与肖劲光叔叔一组。父亲扮作去苏俄谋生的小理发匠，肖劲光扮作裁缝。肖劲光顺利地通过了检查，而父亲却因体温偏高，以鼠疫患者嫌疑而遭扣留。这一下子急坏了父亲，也急坏了肖劲光。但为了安全，他们只能佯装互不相识。肖劲光先过关去了伯力。
　　再次盘查时，父亲除了一口咬定就是去谋生外，测试体温时悄悄将体温计的水银头露在外边，以此蒙混过了关卡。
　　两天后，父亲只身赶到伯力。肖劲光一把抓住他，连连问道：“你怎么脱险的？快告诉我！”
　　从伯力经赤塔去莫斯科，父亲乘坐一辆闷罐火车，没有开水，没有暖气，上车前每人领到一个像枕头一样的黑面包，饿了就啃几口，但谁也不敢多吃，因为路上不知要走多长时间。这时，苏联正处在革命后的政权初建及经济恢复时期，要继续肃清白匪，要熬过连年战争造成的物资匮乏。饥饿与寒冷不知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沿途，他们看到许多成为废墟的工厂、矿山；看到断壁残垣的村庄；看到冻尸饿殍。而父亲一行却获得了当时最高待遇——黑面包。对此，他们深为苏联人民的无私精神感慨不已。
　　因为没有煤，机车靠烧木柴推动。车一停，他们就下车冒着严寒去搬运木柴。遇到铁路被破坏，就下车修铁路。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闷罐火车驶过7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于1921年7月9日抵达莫斯科。
　　时值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父亲一行当即被安排在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馆，同与会代表享受同样的生活待遇，并让他们以东方民族代表的身份轮流列席大会。这次大会上，列宁被选为名誉主席，并作了“关于俄共（布）的策略”的报告。父亲也是在这期间见到了列宁。
　　1921年8月3日，父亲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为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一进中国班，每个人即获得一俄文名字，父亲叫布林斯基。这个名字在大革命时期他常用来签署团中央通告。也是在此时，父亲将原名“任培国”改为人们所熟悉的“任弼时”。
　　1924年秋，父亲结束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返回上海，被党组织派往上海大学任俄文教授。早在1920年秋天，父亲即在上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2月在莫斯科转入中国共产党。父亲回国不久，便参与团中央的领导工作。1925年7月，正式出任团中央总书记，先后领导广大青年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开展罢工、罢课，策应北伐等具有广泛影响的革命斗争。
　　当时上海的一些年轻知识女性，对刚从苏俄回国的青年运动杰出领导人任弼时产生了爱慕之心。对此，父亲毫不动心，仍旧常常思念着曾经同苦共难的未婚妻陈琮英。

我15岁时第一次见到父亲

　　1926年3月11日，分别6年的母亲出现在父亲面前，个头还跟6年前一样。她是被党组织安排由王一飞从长沙接到上海参加地下工作的。由于从小省吃俭用和繁重的童工劳动，母亲的身高一点也没长高。
　　在上海简陋的亭子间，父母成婚了。从此母亲开始了新的人生，随父亲踏上了艰辛的革命征程。
　　1931年，中央政治局决定派父亲去中央苏区工作，而母亲这时怀胎十月，无法同行，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分别。3月5日，父亲离开上海，7天后，我便出生了。由于向忠发的叛变，我出生才百天，就和母亲一起被敌人抓进龙华监狱。后来，周恩来和妇教会想尽一切办法把我们救了出来。
　　母亲出狱不久即接到周恩来电报，让她立即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工作。她把我送回湖南老家湘阴唐家桥新屋，托付给54岁的奶奶照管。6岁那年，母亲把刚满一岁的远征妹妹也送回老家。我才又一次看见了母亲。为了防止暴露身份，奶奶让我叫母亲“表姑”。
　　又过了不到一年，和我们相依为命的奶奶突然病逝，我和妹妹成了孤儿。奶奶去世时，我只有7岁，却像大人一样锄地、浇粪、种菜、抬水、洗衣服、带妹妹，什么活儿都干。
　　原来照顾奶奶生活的王婆婆留下来照料我和妹妹。在王婆婆的照料下，我们姐妹俩相依为命。然而，这段日子也是非常苦的．12岁那年，我出麻疹，高烧不退，还要天天跪在井台上打水，烧菜。
　　一直到1946年，国共两党快开战了，很危险了，王震叔叔派人把我们接到延安。15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父亲。那一天是1946年7月11日。
　　见面之前我心里特别紧张，6岁之后我从来没见过爸爸妈妈。我就问，我妈妈什么样子啊？人家告诉我说，你只要看见延安谁最白，最小，最瘦，最矮，那就是你的妈妈。后来我又问父亲什么样子？他说你父亲啊，戴一个黑边眼镜，留一点儿胡子，另外还拄一个拐杖，那个就是你的爸爸。
　　当天父亲另有任务，只有母亲一个人到机场接我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见到了父亲，当时延安只有一条新市场大街，有一辆中型吉普开了过来。母亲就指着从车上下来的人说，“你快去，那就是你爸爸，你快去叫他吧。”我就使劲跑，跑过去很高兴，爸爸就在我脸上亲一下，他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大女儿你回来了。”我特高兴，可就是叫不出爸爸来。结果我就搂着他流眼泪了，这是一种幸福的眼泪，我心里在想，这下我不是孤儿了，我也有爸爸，也有妈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