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深情述说在伯父身边的日子

余 玮

　　周恩来在兄弟3人中是老大，大弟周恩溥，小弟周恩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原委员、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是周恩寿的长女。她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曾跟随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共同生活了15年之久。
　　一个中午，记者如约走进一套老式红砖公寓。精神挺好的周秉德谈起在中南海度过的难忘岁月，谈起伯父伯母对自己的关怀与体贴及教诲，显得那么的激动与忘情，时而激昂，时而沉思，恍然回到了西花厅岁月。

第一次见面，伯父边端详边寒暄

　　1937年4月，我在哈尔滨降生，这着实让三代没有姑奶奶的周家上下很是兴奋了一阵子。1943年全家投奔天津的四奶奶，在天津我念了小学六年。
　　在我小学三年级的一天，爸爸在翻阅《益世报》时，看到有关大伯的消息，很是兴奋，悄悄对我说：“你伯父在共产党内是做大事的。”从这，我便晓得自己有一个是共产党大官的伯父周恩来，也盼望有那么一天能很快见个面道个好。
　　1949年上半年，已在北平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的爸爸，在同伯父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女儿秉德小学毕业在即，想接她到北平念中学。伯父知道我爸爸在革大住的是集体宿舍，带孩子不方便，便提出让侄女住到自己的住处来。
　　那年6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小学毕业的我在火车的汽笛声中告别了天津，告别了妈妈与弟妹，随爸爸来到了北平。一位清瘦精干的叔叔领我进了中南海。进门，绕湖，再进门，不多时我被带到了一个叫丰泽园的院子里，那是四合院式的平房。我当时说不上激动或高兴，只觉得新鲜，自己在院子转来转去。
　　只一小会儿，在外边开会的伯父回来了。他高大魁梧，脸庞丰满红润，与爸爸有点像，也有两道浓黑的剑眉。见到我，他亲热地拉到他身边，左右端详，笑着说：“呦，你好像你爸爸，又有点像你妈妈。”
　　问了我妈妈及弟妹的近况后，又寒暄了许久，伯父才吩咐卫士安顿我的住处。我被安排住在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里，住在西边，屋里有几个书柜，东边一间是伯父秘书夫妇的住房兼办公室。房子的条件比我家里要好，但绝不豪华。
　　当时，伯母不在，她受毛泽东主席之嘱，到上海接宋庆龄先生去了——迎接她来北平共商建立人民共和国大计。8月28日，我随伯父到北京站去接伯母。火车站里锣鼓喧天，伯父和其他党政领导人都走到前面去与宋庆龄先生握手交谈。“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叔叔把夹在人群中的我领到伯母面前，伯母便握住我的手笑吟吟地说。我随即向伯母问好。这是我第一次与伯母相见，那情景至今常常浮现在眼前。
　　伯父、伯母一生无儿无女，多年来一直把自己对儿女辈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亲侄女来到身边，自然疼爱万分，把我看成女儿一样，我也很快适应了在中南海的生活，感受到在北平也有一个充满亲情而温暖的家。
　　我住在书房里，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书。“你住的是间书房，可以在那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伯父的话，我现在还记得。我常常一个人坐在伯父书房里看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有才板话》等等好多书都是在那时期看的。
　　平时我不是经常能见到伯伯，因为他夜里办公，一般只在上午睡上几小时。白天里，小院常常静得很，除了鸟叫还是鸟叫。看完书后，我往往呆呆地望着高处，思念在天津的开心时光。还好，不多时，认识了李敏、李讷等好多小伙伴，我们或一起看书，或一起唱歌、玩耍、聊天。这时，我才真正适应了中南海的生活。

一件件小事中，我看到了一个伟大而崇高的伯父

　　那一年秋天，我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进了干部子弟班就读。平时住校，每个周末回家看伯父、伯母，向他们兴致勃勃地讲学校里的事。有一回，伯父听了对我讲：“你们班是干部子弟班，革命老区来的孩子多，他们身上有许多革命老区传统，你要努力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
　　卫士叔叔见我从天津来时穿的两身小花衣裙在秋季穿显得单薄了，便骑自行车带我到王府井订做了两套秋天穿的衣裤。没多时，第一套兰色咔叽布小西套装完工了，穿上真精神。吃饭时，伯父看见了，说：“不错！哪里来的？”我如实回答：“叔叔带我去做的。”几天后，我又换上了另一套黄咔叽布的衣裤，这下伯父看见后便皱了皱眉：“怎么又做了一套？浪费！”原来，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伯父嫌我做多了，多花了公家的经费。
　　不论伯母怎样解释“秉德住校，得要有两身衣服换洗”，伯父却谈起了自己的住校史：“我在南开上中学，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就一件藏青棉袍，周六回去就洗净晾干。现在国家还困难，我们还是要节省嘛。”我那时并不太懂，但还是使劲地点头，认定伯父说的话一定对，照着办没错。
　　每逢周六晚上，春藕斋开舞会，我们孩子也跑进去玩。才学会一点“舞”艺的我们，看许多姑娘排着队等候与伯父等好些中央首长跳舞，于是也壮着胆子下舞池。我伯父的舞姿很棒，风度翩翩，舞步流畅，舞姿优雅，只要他一到场，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好不容易轮上我同他跳，伯父微笑着揽住我的背，踩着音乐步入舞池。“跳得还行，你乐感可以。”听到伯父的夸奖，我不免有点飘飘然，不料他又说了一句，“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队”。觉得不太过瘾的我，无奈地点头。这就是我的伯父，宁可委屈亲人也不愿让他人失望。
　　1949年11月，我随伯父、伯母搬进了中南海最西北端的西花厅。那时，我妈妈与弟妹也来到了北京，我与大弟秉钧、大妹秉宜一同住在西花厅的东厢房里，三张床并排着，彼此中间留点活动小空间。因为北面挨着的是伯父的卧室，他夜里办公、上午睡觉，所以我们在室内不敢嬉戏与大声说话。
　　有一回，爸爸提出把大妹过继给伯父，伯父却另有想法：“如果我要了这个孩子，别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父的不公平。再说，她也会养成特殊化心理，对她的成长没好处。”伯父总是想得很周全。
　　弟妹在北京八一学校读书，学校里的同学家庭条件稍好的便会有车接送，军区里的孩子坐单位面包车。弟妹上学放学是卫士叔叔骑一辆三轮车接送，尽管伯父、伯母都有车，但从未为我们使用过。“车是工作用的，小孩不应该享受，你们从小不要依赖家庭关系，不要奢求非分享受，要自己奋斗，要自律自立。”伯父时常给我们如是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