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告诫“知识受用一生”

刘  蒙（口述）  王兴华（采写）

　　每次将帅子女团走访老区，刘蒙一定是最抢眼的“明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老乡和同行的老战士拉住合影、聊天，大家一面拉着他的手，一面喊：“太像刘伯承元帅了。”
　　曾有人邀请刘蒙在影视作品中扮演刘伯承，他谢绝了：“我演不了，父亲内在的东西我没有。”
　　刘蒙说，父亲刘伯承给子女留下了8个字，“勤能补拙，俭以养廉”，这让他铭记一生。
　　刘蒙回忆，母亲汪荣华在世的时候常说，儿女6个，刘蒙长得最像爸爸，但是没有爸爸精神，没有爸爸漂亮。“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母亲眼里父亲始终是最完美的。”
　　刘蒙说起了自己的名字，“我哥叫太行，我弟叫太迟，一个未成年夭折的姐姐叫刘华北，妹妹弥群、解先、雁翎。”小时候刘蒙很不服气，为什么自己的名字最难听，叫阿蒙。后来才知道这个名字寄托了父亲对我的一种希望。
　　“三国里吕蒙生在南京，小名就叫阿蒙。吕蒙小的时候特别调皮捣蛋，后来长到十五六岁的时候，进步特别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就是说的他。”
　　“吕蒙很多军事思想很重要，仗也打得很漂亮。我也生在南京，父亲给我取这个名字叫阿蒙，就是这个意思。”
　　刘蒙酷爱书法，现为中国书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他说，因为受父亲的影响，他8岁时就开始临池，后来向书法名家求学。“父亲让我每日读书、习字，寒暑不辍。”
　　他还记得父亲说过的话，“金钱财富总要花掉，而知识可以受用一生。”
　　“父亲的生活很规律：每天早上5点起床，先读一段俄文，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他72岁双目失明为止；然后打一套自创的操，最后便开始写毛笔字。”刘蒙回忆，这三件事做完，他才开始吃饭，可以看得出他对学习的热爱。
　　刘蒙说，父亲的书法非常清秀。实际上，他指挥作战不是光讲“豪气”，更讲究妙算，是非常精细的，他一生作战都是非常精细的。字如其人，他的个性、精神体现在他的书法里。
　　刘伯承留下了390万字的军事著作，还有190万字的翻译作品。刘蒙曾在总参二部做过一段翻译工作。他说，那儿有一书架的词典可查，有一书架的参考书，明亮的灯光，暖和的屋子。父亲在战争年代，只有油灯、没几本字典，竟然能翻190万字的翻译作品，非常感人。
　　他透露，游击战一词，从外文翻过来最早是“黑猩猩战”，可是中国人都看不懂。父亲根据游击战的定义，高机动性的作战和突然的进攻，他把两个词合起来，翻译为“游击战”。
　　父亲广博的知识和苦学不辍的精神，让刘蒙耳濡目染。刘蒙笑着说，自己是军人，就是靠工资生活，“钱嘛，够用就行了”，但是他觉得，因为父亲，自己书法、文学、外语才有了一些成绩，这让自己觉得很充实也很满足。
　　虽然父亲是元帅，但刘蒙印象中，童年的感受与普通平民家的子女无太大差别。自己上学的时候，妈妈一分零用钱也不给，于是他每天都走路上学，把节约下来的8分钱车钱放到储钱罐里。等春天来了，才舍得把小储钱罐打碎，用攒下来的钱买风筝、山里红。一直到上中学，刘蒙还穿着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总是被同学取笑为“大姑娘”。
　　在文章《父亲的爱》里，他回忆了一个故事：
　　一次，刘蒙在父亲的一封信里看到一句话，“方正的品行，要靠平时俭朴的生活养成。”“俭”与“廉”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母亲回答了他这个问题。
　　母亲说，西南解放刚住进重庆，刘伯承就提出，“虚假的资产阶级生活，会养成真实的资产阶级意识，让大家注意不要因为党和人民给了我们优越的生活条件，就脱离群众，忘记人民，贪图享受，追求个人升官发财，形成新的资产阶级。”
　　刘蒙还记得，自己家里电话旁贴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告示”，这是母亲写给孩子们的：“儿女们，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有什么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个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
　　他说，父亲办公室一左一右两个抽屉，左边放的是私人信纸，右边放的是公文纸，如果是写私人信，父亲绝不会打开右边那个抽屉用公家一张纸。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听到父亲跟母亲叮嘱：“我的私人信笺用完了，别忘了帮我买一点。”
　　刘蒙说，父亲酷爱字画，一辈子也收集了一些，但新中国成立后离开重庆时，捐赠给了重庆图书馆。
　　刘蒙说，父亲并未提及细节，为此自己曾专门到重庆寻迹。在重庆图书馆，刘蒙找到了署名“叔禹”的捐书人。“刘叔禹是我三叔的名字。”刘蒙说，父亲当时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为人低调，因此以三叔名义捐出了约四千五百册书籍、字画。
　　捐赠书画中不乏名家名作，但刘伯承唯独保留了老师赵熙的作品。“父亲对老师的情感深厚，因此他的对联、书信、山水册页、字画等，父亲都保留了下来。”刘蒙说，这些作品至今珍藏在家中，也算是父亲给我们留下的一点东西。
　　“父亲怕孩子们长个塌鼻子，所以直到孩子们很大了，动不动还要捏我们的鼻梁。父亲失明后，对孙辈表达感情的方式就变成了捏屁股。直到有一天他说，我以后不捏孩子们了，我手重，怕捏坏了。”大家听到后都忍不住掉眼泪。
　　“父亲失明后，老想跟我们聊天，可因为工作太忙不能经常陪父亲。等到自己醒悟过来的时候，父亲却不在了……”刘蒙动情地说。

　　（摘自《武汉文史资料》2017年第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