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过渡时期的几个细节

宗光耀/口述 吴志菲/采访整理

　　宗光耀，1937年出生于陕西定边，1964年毕业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先后在中国驻芬兰和驻爱尔兰大使馆、外交部西氏公司工作过，曾任原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秘书、新华社澳门分社副社长、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出任过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澳门政权交接和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出席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代表团副秘书长。
　　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回归祖国。回归15年来，澳门经历了3届特区政府、5届立法会。“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从设想变为现实，一个全新的澳门已然横空出世。
　　澳门回归之前的很多细节都是经过辛苦而巧妙的谈判和交涉，双方才达成一致的，亲历其事的人们在回首当年的时候，感慨更多……

　　1989年底，我被派往澳门工作。大家知道，澳门是一个小地方，面积只有20多平方公里、人口40多万，长期被葡萄牙占据。后来，中葡双方经过谈判，在1987年签订了中葡联合声明，确定澳门于1999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尽管当时距离回归还有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很长，但是任务却很多。
　　我被派到澳门工作后，担任过新华社澳门分社副社长、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澳门回归前，我是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澳门政权交接和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政权交接和特区政府成立时，我是中国政府代表团副秘书长，现场见证了澳门回归祖国的历史性时刻。
　　澳门回归的过渡时期、政权交接仪式与庆祝活动中的一些细节及筹备工作中的轶事，让我记忆终生，难以忘怀。

葡方曾提出取消降旗仪式

　　记得1997年8月初的一天，我接到澳葡政府政务司高树维先生的邀请，约到他办公室一叙。由于我们两人都应邀出席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这次一见面，他们的话题很自然地首先谈到这件事。
　　交流中，高树维开始一本正经地说：“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是很成功的，但是我们澳门的政权交接仪式不必要仿照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做法。因为他们是中英、是香港，而我们是中葡、是澳门。这就是今天我约请宗副社长来，想与你交谈的话题。当然，这完全是你我朋友之间的交谈，是非正式的。”
　　显然，对方找我是有目的的。这时，我意识到高树维将有重要的信息向自己传递，于是说：“我出席了香港举行的政权交接仪式和特区政府成立大会，觉得非常成功、完美。我甚至觉得我们澳门的做法照抄香港的就是了。看来政务司先生有更好的想法，我愿洗耳恭听。”
　　高树维说：“澳门政权交接仪式规格要更高，增添喜庆气氛，不请其他外国嘉宾，突出中葡两国。”接着，他解释：“所谓规格更高，就是到时邀请中葡两国的‘三巨头’，即葡国的总统、总理、议会议长，中国的国家主席、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都到场出席仪式，这就比香港的规格高了。不必搞降旗、升旗的形式。深更半夜搞降旗、升旗，全世界都没有，惹人笑话，认为你我都是精神病。再说，我们在澳督府大门前的葡萄牙国旗12月19日傍晚就降下来了，到时我们会举行庄重的降旗仪式。20日清晨，在同一根旗杆上升起的自然是中国国旗。这就体现了政权的交接，而且是顺利、平稳、自然的。还有，如果政权交接有降旗、升旗仪式，升中国国旗时现场的嘉宾和观众都会鼓掌、欢呼，我也会鼓掌的。而降葡萄牙国旗时人们如何办？我们葡国人听到掌声会高兴吗？我自己就不愿看到这个场面。如果不搞降旗、升旗，增加音乐、歌舞节目，气氛会更为喜庆。”
　　高树维接着说：“澳门的政权交接是中葡两国的事，没必要邀请其他外国嘉宾。届时我们要准备返回里斯本，新上任的领导们还未坐进办公室，接待更多的外宾会有困难的。”他继续说：“我不理解英国王储查尔斯和港督彭定康为什么半夜就离开了香港。香港回归了，中英两国关系更好才对，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出席特区政府成立和特首宣誓就职典礼？其实，政权交接仪式和行政长官宣誓就职典礼完全可以在同场举行，这样更加完整，效果也会更好。”
　　高树维的话突然停了下来，似乎是想听听我的反应。

充分交流观点

　　我讲：“我刚才认真听了政务司先生的论述和想法，我全明白，也能理解。我没有成熟的意见，就是说出来也不能算数。咱们是好朋友，说一些个人的看法，作为交流、探讨。”
　　“你说吧，没有认真思考的话往往是真话。”高树维半开玩笑地说。
　　我说：“首先我赞成政务司先生主张1999年澳门回归时政权交接仪式的规格要更高，即除了请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也邀请来。我建议中央观礼团由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把手组成。葡方来澳门出席仪式的人员与中方对应。我相信，只要事先商定，被邀请的领导人肯定都会接受邀请，乐意来澳门出席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活动。这将是最高规格的了。只要定下来，具体操作并不难，我愿意尽一切努力。”高树维插话说：“好，我们就朝这个目标努力，至少葡萄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我还说：“澳门回归祖国，政权交接既是中葡两国的大事，也是本世纪末世界的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关注。正如中葡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它是中葡两国达成的协议，然而又送交联合国备案。如果能邀请到联合国的有关官员和外国嘉宾出席这一盛会，捧场、祝贺，见证中葡联合声明的实现和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这是一件好事。至于邀请多少外国嘉宾，要根据会场的条件而定，邀请名单也要中葡双方共同商定。这都是1999年的事，目前时日尚早。”高树维点了点头，未发表意见。
　　我对他讲，关于降旗、升旗的事，这是一个仪式，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葡国管治澳门的时代的结束，将澳门交还给中国政府。像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标志性的、国与国之间的重大事件，仅有两国领导人的讲话是不够的。唱歌跳舞气氛喜庆欢快，也不能代替国旗的角色。同是一面国旗，在特定场合的升降，它的含义也有所不同——例如，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升起的五星红旗与我们每天早晨升起的五星红旗的意义是不完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