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奋战在洪湖苏区

郑绍文口述 郜虹记录整理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西苏区，是大革命失败后，由周逸群、贺龙、万涛、段德昌为代表的湘鄂西党组织带领广大军民，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来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以湖北的洪湖地区为中心，由散开的几块根据地组建而成。这些地域之间，有的虽然未完全连成一片，但都在湘鄂西特委及以后成立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苏维埃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湘鄂西根据地。
　　1931年，由于敌人连续“围剿”，湘鄂西苏区不少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从2万余人，减少到1.4万人左右。
　　同年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后，王明“左”倾路线开始在湘鄂西苏区得到贯彻与执行，湘鄂西党组织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从上海前往湘鄂西苏区参加革命斗争。

初到洪湖

　　1931年4月下旬，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我来到洪湖苏区。第一个见到的是中央分局组织部长万涛。
　　不久，万涛就通知我在中央分局任巡视员，负责到各地检查支部工作。我初到苏区，一切都很新鲜，工作劲头很大。每天提着一个马灯，不分日夜地奔走在各个支部之间。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许多地方上的同志，也学到了许多工作方法。那时候，大家的革命热情都很高，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很好。物资也不太缺乏，我们最需要的纸张、药品，也可以通过搞外贸的同志从白区买回来。
　　6月下旬的一天，我见到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他是1月由中共中央派到洪湖苏区接替邓中夏工作的。夏曦是湖南益阳人，毛泽东的同学，他们曾一起参加湖南革命运动，是湖南群众运动的重要骨干，湖南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一。
　　夏曦一见我，就问：“你是上海来的吧？”
　　“是，上海来的。”
　　“叫什么名字？”
　　“郑永铭。”
　　他把我打量了一会儿，又问:“ 你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吧？”
　　“我原来叫郑岩平，是这次来改的名字。”
　　“你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过吗？”
　　“没有，但中央曾经要调我去那里工作。”
　　“你知道那里的宣传部长是谁吗？”
　　“不知道。”
　　夏曦笑道：“就是我呀！”
　　接着，我们交谈了一些上海当时的情况。最后，他叫我不要搞巡视员了，就在中央分局宣传部搞兵运总书记，负责训练俘虏。后来，又叫我担任军委秘书长，主要任务还是接待俘虏和训练俘虏。
　　夏季，长江中下游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几尺高的浪头排山倒海而来。洪湖苏区村庄的房屋成片倒塌，淹死的群众不计其数。许多地方成为一片汪洋泽国，露出水面的高地上，到处都是难民。逃到高地上的野兔，用手都可以捉到。
　　当时，中央分局召开了一个救灾会议，商讨救灾措施，对军民的生活进行了安排。当时的洪湖党组织是团结的，意见是一致的。
　　7月，我在洪湖瞿家湾又见到了夏曦。夏曦很高兴，称我是“郑大炮”，意思是我说话很随便，没有顾忌。他说：“9师去迎接主力了，现在苏区惟一的武装是25团，你到那里去做政治部主任吧。一定要好好工作，守住潜江。”
　　第二天，我便背起背包，带着一支驳壳枪，单身一人去了潜江。

亲历“肃反”

　　1931年中秋节前夕，贺龙带领红三军的主力三四千人回到洪湖。可是，这个时候华容、石首已经被敌人占领了，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宣传收复华容、石首的胜利。不久，中央来信询问，为什么华容、石首这么快失守？要分局查明原因报告中央。
　　本来这个问题很好答复，只需向中央说明：由于9师26团迎接主力远离苏区，敌人趁虚入侵，我军救应不及所致。但是，夏曦却到潜江召开了一个会议，要追查责任。前敌委员会的同志又不愿意承担责任，他们说：“我们奉中央的指示到鄂西北接主力去了，怎么又能够同时保住华容、石首呢？”为此，双方就争吵起来。最后的结果，夏曦撤销了万涛的军政治委员，由自己兼任。
　　潜江会议后，万涛向夏曦提出，要我回后方当巡视员，夏曦同意了。不久，万涛又叫我在机关当秘书长。
　　10月，省委在周老嘴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按照会议的决议写成了一个文件，题目是《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决议中指出：“今后洪湖苏区的发展要采取波浪式前进的方式。”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
　　省委扩大会议结束后，我听到一些人对夏曦的非议，如9师师长曾说：“我看夏曦搞军政委还不如邓中夏。”这说明洪湖苏区的领导同志已经有分裂的倾向了。
　　省委扩大会议的情况传到前方后，夏曦很不满意，公开说省委的决议是机会主义的决议。他认为，洪湖苏区的发展要采取跳跃式，而不是波浪式。不久，夏曦撤销了红三军师的建制，只保留军部。夏曦又从前方赶到后方，亲自抓政权工作。可是，他一个人顾不了两头，分裂的形势日见明显。
　　1932年1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我作为汉阳县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中，省委与夏曦的分歧公开地表现出来了。在会上，许多参会者对夏曦为代表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以来，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苏区工作产生严重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记得某个领导在会上发言时说：“夏曦把万涛赶走，自任军政治委员。一个白面书生居然成了红色战士……。”由于我是上海中央调来的干部，同时又与地方上的干部相处得很好，所以始终没有卷入这场纷争。
　　2月间，洪湖军校改组，成立了新班子，我调任组织科长兼政治总教员。军校的全称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二分校。
　　5月，洪湖苏区的“肃反”运动开始了。起先，只是听说部队里抓了一些“改组派”。后来，连8师的参谋长也被抓去了。当时，洪湖军校3个大队的队长都先后被抓。
　　7月的一天早上，夏曦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要我当天晚上赶到军部。我心里一惊，不知出了什么事。晚上9点，我赶到军部，见到这位秘书，他告诉我，不要惊慌。他对我说：“你现在正走运，夏曦还没有骂你，还是信任你的。”
　　第二天，我见到夏曦时，他给我看了一个文件，是关于“肃反”问题向上海党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说已经抓了县团级干部40多人，其中有很多是我的熟人。当时，夏曦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这些人是创建红军、开辟苏区的有功者，怎么会是改组派呢？”
　　夏曦把我手中的文件一把抓了过去，板着脸说：“小孩子！你懂什么？他们是为了破坏红军才创建红军，为了破坏苏区才开辟苏区。”他叫我回去以后不要乱讲，还要我管一管地方上“肃反”的事情。
　　没过几天，第7师师长被捕了。又过了几天，原红三军军政委万涛也被捕了。后来，他们都被杀了。
　　夏曦为什么没有杀我呢？我想，我与夏曦以前在上海工作时就有一些渊源，夏曦比较了解我。到了苏区以后，我并没有卷入地方上的纷争，夏曦就没有把我当成“改组派”肃掉，使我在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未遭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