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长征路上的三十位女红军

危秀英

　　1934年10月，党中央决定战略转移撤离中央苏区，率领红军开始长征，北上抗日。从江西瑞金出发的红军第一方面军8万人当中，有30位女战士。她们是：蔡畅、邓颖超、李坚真、贺子珍、康克清、刘群先、刘英、钱希均、周越华、李伯钊、丘益涵、金维映、吴仲廉、甘世英、危拱之、陈慧清、刘彩香、谢飞、曾玉、廖似光、李建华、肖月华、王泉媛、钟月林、吴富莲、邓六金、李桂英、谢小梅、杨厚珍和我。当时我在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当政治战士。
　　长征路上，我们女战士一次又一次经历了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为革命事业甘心作出最大的牺牲。征途中口渴了，饥饿了，经常紧勒裤带，舔舔嘴唇，又打起精神，昂首挺胸走在队伍行列。旧社会封建礼教摧残妇女，杨厚珍幼年就没有幸免缠脚的痛苦，然而她迈着两只“解放脚”，和战友们一道，走过万水千山，备尝艰险。在崎岖的征途上，我们滚爬跌打，相信自己经得起长途跋涉的考验，跌倒了，受伤了，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又继续前进，终于随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抗日前线。回忆当年往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政治战士的职责

　　那时候，连里的女同志除个别身体不好和怀孕的以外，都要担任工作，叫政治战士。政治战士的任务主要是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民工的思想工作。每个政治战士要管三四副担架，抬担架的民工都是临时雇来的，一块银元一天，他们对革命的认识有深有浅。行军时，政治战士要同民工走在一起，鼓励他们跟上队伍，有时甚至要顶替他们抬担架；宿营时，又要照顾民工的生适，让他们吃饱睡好。有一次，敌人追来了，抬陈慧清的民工走散了3个，剩下的那个说已经没力气了。我连忙把自己的半袋子干粮给他吃，做他的思想工作。我对他说，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是为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劳苦大众而战斗的。你帮助抬在战斗中负伤的战士，这也是参加革命工作，是很光荣的。我和这位民工一起抬着陈慧清，翻过两座山头，直到脱离险境。陈慧清是因刚生孩子不几天，实在不能行走才坐担架的。像这样，半路上接过民工的担架是经常的。刘彩香、吴富莲、王泉媛、邓六金、李桂英等，都帮着民工抬过伤病员。
　　我们这些政治战士，有时还要留在队伍后面做收容工作，帮助体弱因病因伤而掉在后面的同志背东西，鼓励他们赶上队伍。那怕敌人的子弹就在头顶上呼呼地掠过，我们背着许多东西，要跑步，要爬山，还要招呼战友跟上来，口喊干了，累得简直想在原地停一分钟都是好的。但时间一长，也就有经验：爬山时闭住嘴唇，咬紧牙关，用鼻子透气，自然也能坚持下去。有一次，我在路旁遇着一位病号战友，他独个儿扶着枪坐在地上，因发高烧没有水喝，嘴唇烫焦了。我们当时并不认识。我先打开水壶，递水给他喝，然后把他身边的行装全背在我肩上，使劲把他背起就走。他见我身上挂满了东西，还要背人，带着感激的心情，郑重地对我说：“你走吧，我不能拖累你！”我硬背着他爬过两座山，回头看看敌人已经赶到我们走过的第一座山头，因为行军有伪装，我们还没被敌人发现。我问清楚了他的队伍所在地，护送他回到自己的队伍。二十多年后，我从广东到北京开会，那位同志也因公从四川来首都。恰巧有一天我们在李富春家里重见面。是他先认出了我，向李富春、蔡畅大姐打听我是谁？然后满怀激动的心情对我说：“危秀英同志，是你救过我的命！”蔡畅大姐从旁介绍：“他就是廖志高。”我们彼此回忆起二十多年前的桩桩往事，大家都发出无限的感慨。

患难与共齐前进

　　战友们发扬阶级友爱精神，沿途互相照顾，患难与共，是我们战胜困难，避免掉队的重要原因。记得进入云贵高原的一座大山后，邓六金病得不能吃东西，路也走不动。我向连长要求留下来，护理她跟在队伍后面走。我替她背着东西，找水喝，还特地削了一根棍子当手杖，让她拄着走。晚上宿营了，我打开随身带的半条毛毯，紧挨邓六金睡在一起。
　　提起这条厚厚的毛毯，还是在中央苏区时，蔡大姐送给我的礼物。那是1934年的夏天，蔡大姐派人通知我去瑞金中央党校学习。晚上，蔡大姐拿出自己的一条黑格子厚毛毯，让我拉住另一头对折起来，用剪刀从中间剪开，将一半递给我，说这一半给你。我知道这是蔡大姐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买的，我怎么能收下呢？大姐不许我推辞，她说：“拿着，今后不管怎样困难，都不要丢了。”我回房睡下后，蔡大姐又在煤油灯下给我缝挎包，拿出毛巾，茶杯和一双筷子。担心路上筷子容易掉，还特意找来一把铁勺子。一直忙到深夜，真是把什么小事都替我想到了。从此，这半条毛毯我就总带在身边。那天晚上我和邓六金睡在一起，蔡大姐关心、爱护同志的情景，又浮现在我脑际，我为能护理自己的战友感到高兴。我明白：大家患难与共，定能战胜眼前的一切困难。心里热呼呼的，劲头也更大。
　　想当年，不晓得哪里来的那么一股劲，心里想的只是：不能向困难低头。战场上，我们的同志一个也不能让敌人打伤，被敌人打死。然而敌人前堵后追，左右包围，空中轰炸，红军经常和五个方面的敌军作战，一路上牺牲的同志毕竟很多。干部连指导员李坚真大姐的警卫员牺牲在路上，我们冒着敌人的子弹，迂回到烈士身旁，含着眼泪，用刺刀挖了点土，放在他胸前，拿毛巾盖在他脸上。在当时那炮火连天的特殊环境下，我们对死难的同志就只能做到这一点，表示我们的深切哀悼。还有许多死难的同志，竟连撒把土都来不及的呀！
　　1935年1月4日，红军打进遵义城。钟月林生病，躺在床上话也不说。我心里明白，哪里是什么病，这是几天没吃饭，肚子饿的病啊！只听得遵义街上有小贩叫卖“芝麻糖”的。那是一种用玉米制的糕点，上面沾满芝麻，那口味多吸引入哪！大家都饿得紧，但是红军觉悟高，纪律严明，宁肯饿得肚子咕咕叫，谁也不想白吃群众的东西。钟月林有气没力地问我，身上还有没有钱？钱，这时谁的口袋里都是空的，纵使有一点也很少。我看出她是想买点玉米糕填补肚中的饥饿，故意安慰她说，我还有点钱，买块玉米糕给你尝尝。我设法向石坚借到几角钱，买回几块玉米糕。钟月林吃下玉米糕，果然病好了。这年11月，我们到达陕北瓦窑堡，石坚见着我还提到借钱的事，我说：“那几角钱救了我们同志的命，该重利归还你啊！”
　　红军刚进遵义城，我们得到消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老婆要带枪逃跑。我们急忙冲进她的住屋，不料她从屋里的地道逃跑了，地道口还来不及盖。我没有留心脚下，突然跌进地道，顿时昏迷不省人事。几个同我追击的男战友，为了抓紧时机追击逃敌，来不及顾我。直到他们打扫战场，特地来地道口寻找。他们说，是活，要把她救起；是死，要把她拉出。一个同志下到地道，摸摸我胸口还在呼吸，于是小心翼翼地把我吊上来。
　　天天行军走路，脚一定要保护好，烫脚比吃饭还要紧。征途中，我把缴获的一个铜盆子一直带在身边，宁肯多背几斤也舍不得丢掉它。一到宿营地，我就用它端水，拣些柴草烧热水烫烫脚。有个男同志叫胡家兵，你烧热了水叫他洗洗脚都不愿。过草地时，脚后跟烂得化脓，痛得拄着棍子在后面慢慢走。后来进入草地的第三天，我又遇到他，看他那副狼狈相，先是责怪他“自作自受”，毕竟内心里还是同情他。他已经断粮了，又烂脚，要我分点粮给他。我只剩下一点点青稞麦，因为过草地前我在外筹粮，后来回部队，林伯渠发现漏发了我的粮，他把自己那份给了我，当时我只要了两斤多。一路上我不敢多吃，肚子实在饿极了，才倒出一点放在嘴里嚼嚼。那时候的粮食可宝贵呀，但我还是把这点干粮给了胡家兵。
　　是的，同志间就是这样互相体贴，互相照顾的。我在四川北部一带，因为沿途吃的尽是野菜、树根、树叶，胃痛得紧，又亏得邓六金小心照顾我。征途上，战友们比亲姐妹、亲兄弟还要亲，大家也就大大地避免了掉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