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彭真的君子之交

张文松　口述　韩勤英　整理

　　我与彭真1936年秋在北平相识，当时我掩护他做地下党工作。1949年北平解放后，彭真长期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直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在这17年间，我先后在市委办公室（厅）、政策研究室、教育部等部门工作，担任过这些部门的主要职务，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实际上是他的助手。在几十年的接触中，我受彭真的影响和教育很大。但我们之间一直是同志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私人事务上从未相互求过什么。这里回忆一些片段，且谈谈我对他的一些了解和认识。

掩护出狱后的“魏先生”

　　1935年8月，彭真从设在北平的国民党河北第二监狱刑满出狱。出狱后，他从北平回天津寻找党的组织。1936年秋天，我才17岁，还是中国大学的旁听生，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有一天，姑姑张秀岩把我找到天津去，当面交代任务，要我掩护刚刚出狱的彭真。姑姑是20年代经李大钊批准入党的老党员，告诉我利用我叔叔张璧在“大义社”的房子做掩护。
　　彭真一开始住在前门外东打磨厂的一个小旅社里。我的任务是和彭真接头，通知他到新的居住地点，我陪他住在“大义社”的一座宅子，那里四周全是树木，大门朝东，里面有三间房。我第一次见到彭真，他戴着礼帽，穿着夹袍子，个子高高的，脸部十分消瘦，面色青黄十分难看，鼻子显得特别突出，用手绢擤鼻子时还有血。我觉得他像个病人。后来才知道他在敌人监狱里待了6年，刚出狱不久。我称他“魏先生”。
　　当时距一二·九运动爆发不到一年，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把学生抗日爱国运动进行下去，通过什么方式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很多工作需要像彭真那样有丰富经验的干部来领导。彭真当时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他不顾恶劣的斗争环境和病弱的身体，很快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主要是开会、与人接头。平津地区不少一二·九运动负责人常去找他，我就给他们准备些茶水、放放哨。有时针对青年学生存在的思想问题，彭真也常找他们谈话。比如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北平有些人士和青年对释放蒋介石不理解，彭真就向许德珩等人详细讲解党的方针政策，指出放蒋有利于逼蒋抗日，建立统一战线等。
　　彭真常到清华大学去工作，有时半夜才回来，到了住处他就敲后墙，越墙进院后我再打开房门让他进来。在我们的住处，存放着许多他带回来的文件，如季米特洛夫的报告、英文的密勒氏报等。彭真告诉我，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他当时也看到了。
　　彭真在这里一直住到1937年春，然后就随刘少奇去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去了。记得临行前，姑姑还特意从天津来为彭真同志饯行，她随后也去了延安。

担任彭真助手

　　1948年我因肺结核到西柏坡养病，同时向组织汇报北平地下党的工作，在那里待了两三个月。年底党中央任命彭真担任北平市委书记，带领新组建的市委人员从保定向北平进发。途中他致电安子文说，张文松对北平文化界较熟悉，此间需要他，如医生允许，请即赶来。接中组部通知后，我立即于1949年1月下旬，乘坐四野的车赶到石家庄，又从天津到北平海淀，在青龙桥与彭真会面。当时北平市委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准备进城，彭真问我进城后到哪里去找房子安排市委机关驻地。我考虑了几个地方，中南海势必将留给中央使用；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房子不少，但很破旧；顺承王府的房子也是一种选择，但都不理想；还有就是东交民巷的德国大使馆，1945年德国战败后，一直是空的。彭真派人考察后最后选定北京市委机关就设在德国大使馆。使馆里有个搞接待的大厅，很多会议都是在那里开的。因为地方小，开会时很多同志都坐在地下，好像赶集一样，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常开玩笑：又开“骡马大会”了！
　　刚解放时，赵凡、崔月犁、王汉斌和我都是彭真的直接助手，直接承办彭真等领导同志交办的事项。刚一进城，机构不甚健全，人手又少。但由于进城之前，市委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从调集、训练干部、制订城市政策、安定社会秩序，到系统进行接管，都做了细致的安排，所以尽管事务繁多、情况复杂，也遇到一些始料不及的问题，但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大家都兢兢业业，不分昼夜地苦干。
　　彭真对学习非常有兴趣，在我看来，他的学识大部分靠自学，来自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断刻苦学习，注意点滴积累。除了学习马列原著，彭真还注意研究历史。毛主席通晓古今、博大精深，他在谈话中引用的东西很多，有些是成语典故，有些是从古书上引的。彭真参加中央的会议时注意将这些话记下来，有的不知道出处和意思，回来我就帮他去查找。我还根据需要负责给他买书。记得有一次，彭真听毛主席讲接班人问题，讲到《六祖坛经》，五祖传给六祖慧能，回来后就让我到旧书店买《六祖坛经》，我赶快到琉璃厂、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去买来交给他，便于他了解和体会毛主席讲话的精神。
　　我做彭真的助手从未给他起草过讲话稿。他讲话前一般都是写个提纲，讲话时针对不同的说话对象用不同的语言，深入浅出，很有特点。比如三大改造完成后，他用最通俗的语言讲：人的身子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脑袋还没进入社会主义，就是说思想还没转过来。类似这样形象的讲话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