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陪同和记录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往事

吴松营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40年来改革开放的峥嵘岁月，更加认识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定性推动作用。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没有今天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也就不能从经济大国进而成为军事强国，人民生活也就不能从温饱而奔向小康。
　　1992年，我作为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曾有幸成为邓小平视察深圳谈话的记录者，并参与策划首发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系列宣传报道工作。抚今追昔，这段26年前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在重要关头，我还是要说话的”

　　人们不会忘记，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一场共和国建立以来未有过的巨大政治风波。风波过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了中国人民及中共党内、甚至国际社会议论的焦点。
　　1989年6月5日，当中国的政治风波还未真正结束的时候，美国总统布什就宣布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外交关系等方面对中国的“五项制裁”。美国国会则很快发表声明，对中国进行严厉指责。“两院”甚至通过关于制裁中国的国务院授权法修正案，以便美国政府能够随时地以苛刻条件制裁中国。
　　7月14日至16日，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七国首脑在巴黎开会，宣布集体制裁中国。之后，它们继续开动各种权力机器，包括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宣传的各种机器和工具，推波助澜，希望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就此彻底垮台。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接踵而至，更使中国内部的某一部分阶层和人士在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教训中，政治态度更加坚决和强硬，振振有词地要把“反对和平演变”作为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当然，也就更加谈不上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体制改革、推行市场经济，使国家的经济保持高速度增长了。
　　1990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宣部《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简称《学习纲要》十九条），并在按语中讲明：“此件业经中央同意”，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要认真学习。很明显，颁发《学习纲要》十九条，主要的不是要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实际上是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大动员。夏天，中共中央党校专门举办高级干部学习班，重点是学习和领会《学习纲要》十九条，主题同样是“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
　　这年的下半年开始，《人民日报》和北京的一些刊物如《中流》等，就不断发表关于要“重提阶级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的大块文章。北京一份权威报纸发表的一封颇有来头的“群众来信”，强硬地指出：“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戈尔巴乔夫）叶（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
　　中央的其他报刊和各省、市、县的党报、党刊和广播、电视，也有许多紧跟形势，连篇累牍地发表各式各样的文章，宣传《学习纲要》十九条的精神，提出“经济多元化必然导致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批评忽视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
　　此时，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尖锐的问题，搅动着已经在岗位上“全退”的邓小平的思绪。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强调经济“要实现适度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可惜，邓小平语重心长的这些话，没能够成为战略思路和方向。中国当时整个偏“左”的舆论导向也就没能够得到纠正。中国仍然像一艘缺乏明确前进方向的航船，不可能给力加速，只有随波逐流，甚至原地打转。当然，也就更加谈不上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体制改革、推行市场经济，使国家的经济保持高速度增长了。
　　据有关数据显示，198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3.9%，1990年也只增长5%。这两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最低谷。不少企业倒闭，职工下岗，通货膨胀尽管从1988年近19%的高危状态降到了1990年的15%左右，仍然让广大老百姓喘不过气来，人心惶惶。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不得不承认：“比较突出的是经济效益下降，国家财政比较困难。”
　　邓小平对此当然不满意。1990年12月24日，他再次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更突出强调：“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市场还是计划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中国是一个习惯于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国度。“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搞得人心不得安宁。海外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许许多多同胞、华侨、华人、国际友人也都忧心忡忡。
　　邓小平这个“退休老人”坐不住了，1991年春天到了上海，开始了并非寻常的“谈话”。他希望通过上海的地位和作用，去影响全国并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
　　1991年是中国传统的“羊年”。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于2月15日至4月12日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其开篇就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接着又接连发表三篇评论，其要旨就是“要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对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如果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改革开放、发展自己的良机，等等。这些话语，在当时是何等明亮的思想火花！无疑是在沉闷的天空划出了一道道闪电！
　　但是，全国的稍有分量的报刊，绝大多数对“皇甫平”都没有反响。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决定再南下，到深圳去。而且像他自己到深圳之后所表达的意思一样：“在重要关头，我还是要说话的。”

担起全程记录邓小平谈话的重任

　　真没有想到，负责邓小平视察深圳期间谈话记录的重任，会落在我的肩上。
　　邓小平这一次“到南方休息”，除了他的家人和最贴身的秘书，中央派的主要是安全警卫人员，并没有负责文字工作的专职干部。中央的几个主要新闻单位也没有派记者跟随。我当时是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被调去参加接待工作。
　　1992年1月19日上午9点，邓小平乘坐专列到达深圳，到迎宾馆之后马上就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同其家人商量后，只得在上午10点安排老人家去视察市容。
　　当天晚上7点30分，邓办王瑞林主任和广东省、深圳市领导在深圳迎宾馆6号楼开碰头会，检查总结当天接待工作情况，落实首长明后几天的考察行程，详细安排接待和保卫等工作。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指定要我负责做好邓小平视察过程中的记录工作。
　　几天时间里，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边视察市容边发表许多重要的谈话；在参观考察的路上，坐在中巴上的邓小平常常会对周围的人发表一些重要谈话。22日下午，邓小平在深圳迎宾馆接见部分党政军负责人时，对在场的党政负责人吹风。邓小平在谈话中，主要强调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会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23日上午，送别邓小平之后，回到深圳迎宾馆5号楼的房间里，我马上同《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陈锡添系统地整理邓小平5天来的谈话记录。几天前专门抽调过来帮忙的深圳市委宣传部四川籍干部凌泳，留下来继续协助我整理录音和抄写。为了加快工作进度，我又从市委宣传部办公室调来了机要干事沈钟生帮忙。
　　我们从23日中午开始连续奋战了将近20个小时，最后形成了一份《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谈话记录》，共13000多字。这主要是作为档案之用。为了使领导更便于掌握邓小平谈话精神，我又在前面这份稿上再精简，去掉视察过程及一些情节交代的文字，形成一份《一九九二年一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特区的重要谈话要点》，近10000字，分五个部分。最后，由我负责任地在两份文档末尾签字：“记录人吴松营”。
　　第二天，我就将全套的记录稿和录音带送给深圳市委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任克雷，由他报市委领导和报送中央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