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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的岁月

2018/04/24

岳祥 口述  熊根琪 杨洋 整理

  我曾于1958年至1966年、1979年至1981年担任彭真同志的秘书。回忆自己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日子,很多事情仍然历历在目。彭真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以及对我的悉心教育与关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获益终生。

上任之初 当面考试

   在担任彭真同志秘书之前,我曾经见过他,但没有直接接触。1958年,在我担任机要秘书第一天,他见到我时说:“噢,原来就是你啊!”他表示,在这之前对我是有印象的,但是不知道我叫岳祥。
  为什么作为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彭真同志能有印象?一方面是因为他平易近人,另一方面也跟我之前在市委组织部的工作经历有关。在进城之前,我是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负责抄写干部调配任免名单和管理干部档案,为进城做准备。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为了贯彻党对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市委经常召集干部会议,由市委组织部负责组织,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负责通知、收票或者签到。我们在会场门口常能见到市里的领导同志。那时候彭真同志经常给干部作报告,到会场时,我们能看到他,给他让路,他对我们站在门口的工作人员估计也会有点印象,包括我在内。
  记得有一次,大概是高饶事件时,北京市委在市总工会礼堂召开保密会议,传达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这个会开的时间比较长,傍晚时分,彭真同志夫人张洁清拿了一件衣服过来,让工作人员送进去给彭真同志,当时我正好站在门口,她就交给了我。于是,我遵照她的吩咐,将衣服送进会议室,给彭真同志披上。这大概是我第一次跟彭真同志比较接近的接触了。
  当时彭真同志住在台基厂头条,上班在原德国大使馆的院子里,那时机关工作人员比较少,我们偶尔在路上或单位院子里能也见到他。
  1958年,我被派到彭真同志身边工作时,是市委组织部部长余涤清找我谈话,说:“刘仁同志讲彭真同志那里缺一个秘书,组织上考虑让你去。”我想自己之所以被派去当秘书,可能是因为当时还很年轻,能多跑跑腿吧。
  真正的接触是在1958年8月27日,我记得非常清楚,这是我去彭真同志家里报到,在门口给警卫报上名就进去了。一进大门,我就看见彭真同志正在院子里散步。我上前打招呼说:“我是岳祥,来您这边工作。”他微笑着说:“哦,原来就是你啊!”接着严肃地说:“到我这里来工作,可不能老要调动啊!”他说完就离开了。于是,我到秘书办公室,当时的秘书马句同志就开始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转交给我来做。
  在刚担任彭真同志秘书的那段时间里,我的思想和精神都是高度紧张的。特别是刚报到的那一天,吃完晚饭,服务员拿过来一叠很厚的《参考资料》,跟我说:“首长让你先看看,他出去看戏,9点回来,到时让你跟他说说这里面比较重要的内容。”我一听就慌了神,因为我以前只做过档案整理、党员干部统计等工作,从来没有接触这些国家和国际上的大事,怎么看《参考资料》,哪些是重要的消息,真摸不着头脑。
  当然,领导交下来的任务,我就是硬着头皮也得完成啊,于是就赶紧翻看这些资料。但是,将这些资料来回翻了几遍,我的心里还是一点谱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
  后来,我稍稍使自己镇定一下,开始一篇一篇地翻看每一条消息,看到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内容,就折上一个小角。就这样,前前后后看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吧,这本资料基本都看完了,但仍有一些内容说不清重要不重要。
  彭真同志回来后,就让人叫我过去汇报。当时,我心里非常紧张,忐忑不安,但还是赶紧跑到彭真同志书房,说:“我看了,觉得有些内容比较重要,大致给您汇报一下吧!”然后,我就将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内容逐条向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吧,我汇报完了。彭真同志说:“好,那你先下去吧!”于是,我回到秘书办公室,一颗紧绷的心才稍稍平静下来,至于结果怎么样,当时还真没敢多想。第二天,张洁清同志过来说:“首长表示昨天汇报得还可以。”就这样,我算是过了这一关。
  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不免有些激动。彭真同志为什么要考我呢?我估计他是想大致考察一下我的语言逻辑表达能力吧。他平时很注重讲普通话,他要听听我有无口音,同时他还担心秘书传达事情时出现差错,或秘书说话别人听不明白,所以让我说些消息给他听。
  我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普通话还是比较标准的,说话口齿还算清楚,语言逻辑表达还比较清晰,因此我就幸运地过关了,成为彭真同志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其实,现在想想,这些素质和能力确实是作为秘书所必须具备的,而且是很重要的。

注重大事 掌握一手材料

  在担任彭真同志的秘书后,我才知道,他身边共有四位秘书。当时,我们对外联系或接听电话时,一般都说,“我是彭真同志这”,并没有“彭真同志办公室”这一说法。我们的职责不一样,分工也不同。
  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张彭同志应该属于彭真同志的政治秘书。1958年,需要一位有经济工作经验的同志担任彭真同志的秘书,组织上就安排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张彭担任。他经常帮助彭真同志了解一些情况、商量一些问题、起草一些文件等。彭真同志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对某件事情产生一些想法后,需要找个人说说,并且在说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自己的思路。这个时候,张彭一般就在旁边陪着他,或是在办公室,或是在院子里散步。另外,张彭当时还兼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这个身份方便他直接到基层去了解情况。
  王林和我是彭真同志的机要秘书,王林是从中共中央办公厅过来的老同志,经验多、岁数大、资格老,我们大多时候都听他的。我们俩主要负责机要文件的收发、上传下达一些事项等日常工作。
  张道一同志可以说是彭真同志的新闻秘书。他是1959年从市委宣传部调过来的,学英文出身,是市委当时唯一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为什么调他过来呢?党的八大后,彭真同志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协助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特别是1959年邓小平同志腿部摔伤后,彭真同志代理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他需要了解掌握国内国际动态,所以,就将擅长英文的张道一调到身边协助工作。张道一每天都要翻阅和整理《参考资料》,阅读英文资料,晚上将重要内容向彭真同志汇报,有时也议论一些国际上的问题。后来,张道一同志还参加了有关京剧改革的工作。
  当时,中央办公厅每天都会送来很多材料,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国内的材料一般是中央办公厅的文件、各省呈送的材料,以及新华社的资料等;国际的材料一般都是外交部、中联部的材料,及各国使馆报送的电报等。由于文件数量太多,无法逐一审阅,所以,我们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从这一大堆材料中选出比较重要的有关内容,送给彭真同志,摆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一般是早上出去开会,中午、晚上回来后翻阅这样材料,或者直接让我们向他汇报材料中的重要内容。
  彭真同志非常注重大事,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需要及时掌握第一手材料。例如,他到中央开会时,如果发现毛主席或其他中央领导说起某件事而他不知道,回来后必定要责问:“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电报材料?为什么不送给我?”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心里就会特别紧张。
  秘书的另一项重点工作是及时送阅传阅文件。当时,处理日常工作的一种方式是传阅文件,一般是由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审批传阅的,他们三位的生活习惯不同,我印象很深的是,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同志都经常工作到很晚,晚上一两点我们还经常收到或送出他们审批后的文件。小平同志睡得早起得早,早上阅批文件。中央办公厅就按他们不同的习惯送批阅文件。
  另外,彭真同志几乎每晚一点多钟都会跟周总理通电话,讨论国内外重大事件,交换工作意见等,而且一般都会谈很长时间,打完电话后才休息。我和王林属于机要秘书,两人轮流值班,每人值守24小时,节假日也不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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