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的岁月

岳祥 口述  熊根琪 杨洋 整理

　　我曾于1958年至1966年、1979年至1981年担任彭真同志的秘书。回忆自己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日子，很多事情仍然历历在目。彭真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以及对我的悉心教育与关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获益终生。

上任之初 当面考试

 　　在担任彭真同志秘书之前，我曾经见过他，但没有直接接触。1958年，在我担任机要秘书第一天，他见到我时说：“噢，原来就是你啊!”他表示，在这之前对我是有印象的，但是不知道我叫岳祥。
　　为什么作为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彭真同志能有印象?一方面是因为他平易近人，另一方面也跟我之前在市委组织部的工作经历有关。在进城之前，我是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负责抄写干部调配任免名单和管理干部档案，为进城做准备。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为了贯彻党对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市委经常召集干部会议，由市委组织部负责组织，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负责通知、收票或者签到。我们在会场门口常能见到市里的领导同志。那时候彭真同志经常给干部作报告，到会场时，我们能看到他，给他让路，他对我们站在门口的工作人员估计也会有点印象，包括我在内。
　　记得有一次，大概是高饶事件时，北京市委在市总工会礼堂召开保密会议，传达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这个会开的时间比较长，傍晚时分，彭真同志夫人张洁清拿了一件衣服过来，让工作人员送进去给彭真同志，当时我正好站在门口，她就交给了我。于是，我遵照她的吩咐，将衣服送进会议室，给彭真同志披上。这大概是我第一次跟彭真同志比较接近的接触了。
　　当时彭真同志住在台基厂头条，上班在原德国大使馆的院子里，那时机关工作人员比较少，我们偶尔在路上或单位院子里能也见到他。
　　1958年，我被派到彭真同志身边工作时，是市委组织部部长余涤清找我谈话，说：“刘仁同志讲彭真同志那里缺一个秘书，组织上考虑让你去。”我想自己之所以被派去当秘书，可能是因为当时还很年轻，能多跑跑腿吧。
　　真正的接触是在1958年8月27日，我记得非常清楚，这是我去彭真同志家里报到，在门口给警卫报上名就进去了。一进大门，我就看见彭真同志正在院子里散步。我上前打招呼说：“我是岳祥，来您这边工作。”他微笑着说：“哦，原来就是你啊!”接着严肃地说：“到我这里来工作，可不能老要调动啊!”他说完就离开了。于是，我到秘书办公室，当时的秘书马句同志就开始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转交给我来做。
　　在刚担任彭真同志秘书的那段时间里，我的思想和精神都是高度紧张的。特别是刚报到的那一天，吃完晚饭，服务员拿过来一叠很厚的《参考资料》，跟我说：“首长让你先看看，他出去看戏，9点回来，到时让你跟他说说这里面比较重要的内容。”我一听就慌了神，因为我以前只做过档案整理、党员干部统计等工作，从来没有接触这些国家和国际上的大事，怎么看《参考资料》，哪些是重要的消息，真摸不着头脑。
　　当然，领导交下来的任务，我就是硬着头皮也得完成啊，于是就赶紧翻看这些资料。但是，将这些资料来回翻了几遍，我的心里还是一点谱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
　　后来，我稍稍使自己镇定一下，开始一篇一篇地翻看每一条消息，看到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内容，就折上一个小角。就这样，前前后后看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吧，这本资料基本都看完了，但仍有一些内容说不清重要不重要。
　　彭真同志回来后，就让人叫我过去汇报。当时，我心里非常紧张，忐忑不安，但还是赶紧跑到彭真同志书房，说：“我看了，觉得有些内容比较重要，大致给您汇报一下吧!”然后，我就将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内容逐条向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吧，我汇报完了。彭真同志说：“好，那你先下去吧!”于是，我回到秘书办公室，一颗紧绷的心才稍稍平静下来，至于结果怎么样，当时还真没敢多想。第二天，张洁清同志过来说：“首长表示昨天汇报得还可以。”就这样，我算是过了这一关。
　　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不免有些激动。彭真同志为什么要考我呢?我估计他是想大致考察一下我的语言逻辑表达能力吧。他平时很注重讲普通话，他要听听我有无口音，同时他还担心秘书传达事情时出现差错，或秘书说话别人听不明白，所以让我说些消息给他听。
　　我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普通话还是比较标准的，说话口齿还算清楚，语言逻辑表达还比较清晰，因此我就幸运地过关了，成为彭真同志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其实，现在想想，这些素质和能力确实是作为秘书所必须具备的，而且是很重要的。

注重大事 掌握一手材料

　　在担任彭真同志的秘书后，我才知道，他身边共有四位秘书。当时，我们对外联系或接听电话时，一般都说，“我是彭真同志这”，并没有“彭真同志办公室”这一说法。我们的职责不一样，分工也不同。
　　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张彭同志应该属于彭真同志的政治秘书。1958年，需要一位有经济工作经验的同志担任彭真同志的秘书，组织上就安排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张彭担任。他经常帮助彭真同志了解一些情况、商量一些问题、起草一些文件等。彭真同志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对某件事情产生一些想法后，需要找个人说说，并且在说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自己的思路。这个时候，张彭一般就在旁边陪着他，或是在办公室，或是在院子里散步。另外，张彭当时还兼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这个身份方便他直接到基层去了解情况。
　　王林和我是彭真同志的机要秘书，王林是从中共中央办公厅过来的老同志，经验多、岁数大、资格老，我们大多时候都听他的。我们俩主要负责机要文件的收发、上传下达一些事项等日常工作。
　　张道一同志可以说是彭真同志的新闻秘书。他是1959年从市委宣传部调过来的，学英文出身，是市委当时唯一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为什么调他过来呢?党的八大后，彭真同志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协助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特别是1959年邓小平同志腿部摔伤后，彭真同志代理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他需要了解掌握国内国际动态，所以，就将擅长英文的张道一调到身边协助工作。张道一每天都要翻阅和整理《参考资料》，阅读英文资料，晚上将重要内容向彭真同志汇报，有时也议论一些国际上的问题。后来，张道一同志还参加了有关京剧改革的工作。
　　当时，中央办公厅每天都会送来很多材料，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国内的材料一般是中央办公厅的文件、各省呈送的材料，以及新华社的资料等；国际的材料一般都是外交部、中联部的材料，及各国使馆报送的电报等。由于文件数量太多，无法逐一审阅，所以，我们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从这一大堆材料中选出比较重要的有关内容，送给彭真同志，摆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一般是早上出去开会，中午、晚上回来后翻阅这样材料，或者直接让我们向他汇报材料中的重要内容。
　　彭真同志非常注重大事，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需要及时掌握第一手材料。例如，他到中央开会时，如果发现毛主席或其他中央领导说起某件事而他不知道，回来后必定要责问:“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电报材料?为什么不送给我?”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心里就会特别紧张。
　　秘书的另一项重点工作是及时送阅传阅文件。当时，处理日常工作的一种方式是传阅文件，一般是由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审批传阅的，他们三位的生活习惯不同，我印象很深的是，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同志都经常工作到很晚，晚上一两点我们还经常收到或送出他们审批后的文件。小平同志睡得早起得早，早上阅批文件。中央办公厅就按他们不同的习惯送批阅文件。
　　另外，彭真同志几乎每晚一点多钟都会跟周总理通电话，讨论国内外重大事件，交换工作意见等，而且一般都会谈很长时间，打完电话后才休息。我和王林属于机要秘书，两人轮流值班，每人值守24小时，节假日也不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