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邓中夏生命的最后时刻

郑绍文口述 郜虹记录整理

　　1933年5月15日，因叛徒出卖，我在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国民党南京监狱。不久，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被叛徒供出真实身份，也被解往南京监狱。自此，我们两位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又多了一层“狱友”关系。也正因此，我亲眼目睹了邓中夏在狱中坚贞不屈、坚持斗争的情形，见证了邓中夏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感人壮举。

非常时期相识

　　我是四川省潼南县三汇乡（今重庆市潼南区小渡镇）人，1905年出生。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我担任北平西城区暴动队总指挥，被北洋军阀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5月越狱。1929年5月，我在上海组织纪念“五卅” 示威游行被逮捕，判处拘留40天，关押在提篮桥监狱。1930年1月9日，我在上海组织示威游行， 被上海警察厅逮捕，判处徒刑10个月，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出狱后，1931年4月，我受党组织的委派， 前往湘鄂西洪湖苏区工作，历任中共湖北省委机关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部组织科长，湘鄂西军委警卫团政委、警卫师政治部主任、代理师政委等职务。
　　邓中夏是我党创建初期的著名工人运动领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江苏省委书记，负责上海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1928年2月，接替李立三任广东省委书记。4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去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委。留莫斯科工作期间，参加了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1930年7月，邓中夏从苏联回国，任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后改为红三军）总政委兼前敌委员会书记，同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当地的武装斗争。但是，王明上台不久，就撤销了邓中夏的一切职务，并停止了他的工作。
　　1931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在周老嘴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当时，我是省委机关秘书长。会议期间还抽了一个晚上，批斗了军团总政委邓中夏，叫他住在周家祠堂进行反省。因为我是中央从上海派到洪湖苏区的，没有卷入复杂的历史渊源。虽然别人都不理睬邓中夏，我却很敬佩和同情他，经常去找他聊一聊，给他一些安慰和鼓励。后来，中央招邓中夏回上海，我还送了他一程。
　　邓中夏回到上海后，左倾路线临时中央领导人竟然几个月不给他安排工作，也不发生活费。邓中夏全靠妻子在纱厂当学徒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但他毫无怨言。
　　一年后，我和邓中夏又在上海相聚了。
　　1932年10月的一天，邓中夏来到上海八大马路新西桥附近的互济总会机关住处。他化装成商人，穿着长袍马褂，我几乎都认不出来了。他告诉我，最近组织上决定成立互济总会巡视团， 他任书记，我作秘书长。巡视团的任务是到全国各地去看看，先到北平、天津，再去江苏各县。今后我的组织关系直接与他联系。
　　由于受到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影响，互济会变成了从事反对白色恐怖斗争的一般赤色团体，不断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1931 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互济会工作决议》，互济会工作一度出现新气象，在援救被捕的革命者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时隔不久，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互济会又把反对白色恐怖斗争作为主要任务，一再号召会员去参加各种群众斗争，鼓动罢工罢课、上街游行示威等，使互济会各级组织再次遭到破坏。
　　1932年10月，邓中夏临危受命，被中央指派重建互济会。邓中夏不顾过去在上海长年公开活动容易暴露的危险，以化名到处奔走，甚至公开出面召集会议演讲，联系各界支持革命的人士， 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在邓中夏的正确领导下，我和互济会的其他同志把营救被捕同志当成头等大事。一方面积极与赤色国际互济总会取得联系，争取国际援助；一方面四处奔走，为狱中难友聘请律师，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营救获得成功。
　　那个时期，邓中夏每周要来互济总会机关联系一次。他喜欢喝点酒，每次来我们就买一毛钱的花生，打几两酒，两人边谈工作边吃花生喝酒，倒也别有一番风味。我住的那个弄堂里有很多妓女，当时人们叫“野鸡”，每天晚上她们成群结队地在马路上拉客。邓中夏很怕她们，每次晚上回家都要我送他出弄堂口，以免被“野鸡”纠缠。
　　有一次他告诉我，现在党内混进了特务，要我特别小心，不要随便与别人接触。

生死危机中相知

　　1933年5月我被捕那天，在上海地下党机关工作的李仲雄来了，我警觉地注意到他后面不远处跟着两个人，凭多年地下工作经验，我感觉李仲雄叛变了。于是，我一边假装与李仲雄搭话， 一边悄悄地把身上带的几张条子（上面写着与邓中夏联络的地点与暗号）捏得粉碎。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不久，邓中夏也被捕了，而且我们被关押在同一间牢房。
　　那天，几个国民党宪兵押着一个人到我住的号子（牢房）来了，号子的粉牌上又加了一个名字：“施义即邓中夏”。我看了大吃一惊！由于当时环境的残酷，一连串的问题不能不在我心里琢磨：“怎么邓中夏也被捕了？他是怎么被捕的？身份暴露了没有？如果他的情况全被敌人掌握，我还能隐瞒什么呢？”
　　我细心地观察着邓中夏的表现。邓中夏一进号子，就神情自若地和所有人打招呼，谈话应答皆从容不迫。邓中夏看见我也在这里，以同样态度打了招呼，并没显示出我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我想要进一步了解他，于是凑到他身边，小声问道：“老大哥， 你打算怎么样？”
　　邓中夏乐呵呵地说：“打算上雨花台去！”
　　他又问我：“你知道罗登贤的情况吗，他在哪里？”
　　我回答：“ 他上雨花台了。”
　　邓中夏沉思片刻后，敬佩地说：“啊！他先走了一步！”
　　邓中夏这一系列表现，让我得出结论——邓中夏还是原来那个邓中夏，他对党的忠诚没有变，他从进入牢房那天，已抱定了牺牲的决心。
　　在国民党的牢房里，狱友们有一个规矩，就是先进号子的人睡在床上，后来的睡在床下。如果关的人多了，最后来的只能睡在马桶边了。邓中夏进来那天，我们所在号子里已经有七八个人，显得很挤。为了表达对这位老首长、老大哥的敬重，我必须想个办法让他睡到床上去。于是，我小声问邓中夏：“你的身份暴露了没有？还有什么要隐瞒的？”
　　“已经暴露了，还隐瞒什么？”
　　“那我就告诉全体犯人，让你睡到床上去，那里通风要好一些。”
　　“你讲吧。”
　　于是，我提高嗓门，向大家招呼道：“各位，这位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的总政委邓中夏。现在到了这里，准备为党、为人民献出生命，我们应当照顾他，请他睡到床上去，大家同意吗？”
　　“好！欢迎，欢迎！”大家齐声答应。刹那间，大家七手八脚，移动位置，把邓中夏推到我身边的高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