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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八年抗日游击办报的艰难岁月(上)

2018/05/15

陈春森口述 陈华整理

  1938年3月,我21岁的时候来到五台山,在晋察冀军区参加了八路军。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潘自力得知我是高中学生,在曲阳县办过抗日报纸《前进报》,说我是军队里急需的知识分子,要求我迅速到《抗敌报》(《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报到。我当时有点想不通,说我来参加八路军是为了到前线拿枪杀鬼子的,不是到后方办报纸来的。潘说,抗日战场没有前线与后方之分,所有工作都是抗击日寇的前线。从此,我在晋察冀日报社经历了八年抗战的整个过程,艰苦游击办报的经历使我明白了潘自力这句话的意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创建了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随即又创刊了《晋察冀日报》。这份报纸记述的主要是抗日战争期间晋察冀军民的战斗史,因此也可以说这份报纸记载的就是晋察冀边区的一部完整的抗战历史。
  晋察冀边区在抗战的第一年就被党中央称誉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日报》也被八路军总前委领导人称为是立下了大功的“无价之宝”。建国后,《晋察冀日报》抗战八年游击办报的经历又被新闻界称为“新闻史上的奇迹”。

一、在游击中办报

  《晋察冀日报》最初是中央晋察冀分局的机关报。创刊于1937年12月11日,1948年6月14日终刊,10年半共出版2845期,是我党在敌后根据地创刊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报纸,是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极其简陋的工作条件下长年坚持出版的铅印日报,是晋察冀边区党和人民对日寇作战的一面不倒的旗帜。
  1938年,日寇调集5万兵力,从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各线发动了向晋察冀中心地区的多路进攻。敌人的主要目标是摧毁我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报社也是日寇围攻的重要目标之一。
  报社在阜平县创刊不到3个月,1938年3月5日就遭到了敌机的疯狂轰炸,报社的大部分设备和纸张被炸毁,报社的同志们只好翻过长城岭,转移到五台山大甘河村继续办报。如何在战争中坚定意志、保存自己、办好报纸,边区党委和报社的领导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潘自力在一次抗敌报社的编辑会议上说:“报社要在游击状态下坚持出报,要在党的新闻岗位上坚守阵地,要动员群众与日寇战斗到底。你们在敌后办报就是新闻战线上的抗日战士。”
  邓拓于1938年春来到报社,接替了舒同任报社主任。他召开报社五人会议,讨论报纸在游击环境中的编辑工作。大家一致同意他提出的三条意见:一、不论战斗多么频繁艰苦,出报一定不能间断;二、增加社论,还要增加评论和短评,加强报纸的抗战政策指导性;三、油印改铅印,缩短刊期间隔,强化报纸的抗日宣传鼓动作用。
  1938年9月,日寇开始围攻五台山,一方面打击八路军,另一方面要抢粮。八路军反围攻的战斗异常激烈。那时报社只有十几个人,为了多出几期报纸,尽快将敌人进攻的消息传达给人民,并抓紧进行反围攻的舆论指导,报社没有马上离开五台山大甘河村驻地。8月底,报社发了《加紧秋收与保留青纱帐》《彻底克服太平观念》的社论。9月又发表社论,批评平汉线附近地方割掉青纱帐而失去游击队活动阵地的做法。随后又连续发了《加紧动员,粉碎敌人的围攻》《怎样进行坚壁清野》等社论。
  9月的一天,日寇围攻根据地的部队已经逼近报社所在的五台山大甘河村,报纸尚未印完,不得已,我们只能迅速拆卸机器转移。这是报社自1938年8月16日改为铅印报后,第一次带着印刷机开始了“游击办报”的战斗。出发时,报社已有近百人,沉重的印刷设备靠一支15头驴骡的运输队驮运,转移的队伍在长城岭东太行的险峻群山中艰难前行。为了保密,报社番号是“晋察冀军区游击支队”。为了安全,报社的编辑记者都配发了步枪和手榴弹。从此,一支“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游击办报的新闻队伍活跃在北岳高山峻岭之中,我们也首次感受到了游击办报的困难。
  报社队伍到达龙泉关益寿寺时,战况已万分紧急。在瓢泼大雨中,邓拓亲自冒雨去龙泉关区公所,动员当地群众帮助接运印刷机器和物资,并迅速转移到南山的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瓦窑村。报社队伍一到村里,收电员马上开始收报,编辑们迅速编辑稿件,工人们架起机器开始印报。我们在瓦窑村住了5天,抢着出了4期日报。报纸印出来后迅速发出去。到第5天,前方报告有敌情,敌人快到龙泉关了,离我们只有10公里,我们只好把印刷机器抬到牲口背上,全体同志迅速转移到了平山县卧龙村继续出报。在那里,我们又奋战了一个多月。
  这次在游击中办报共经历了两个月的时间。我们拉着15匹驴骡,走了3个县,住了4个小山村。报社的领导和编辑、记者、电台收电员、发行员、印刷人员齐动手,日以继夜地写稿、排版、印刷、发行,抢时间出报22期。这22期报纸的形式和内容都十分丰富。有4开、8开、16开,有两版、4版以及《抗敌外报》(是不用编号的报纸),有社论、新闻,还发表了多篇战地通讯等。因为出现敌情要随时转移,报社只好在相对稳定时出大报,出不了大报就出小报,出不了正报就出外报,出不了两版就出一版,重要事件及时出《号外》,没有白报纸就用土黄纸。出版的报纸依靠地方政府和民兵及时发送到根据地四面八方。社论评论多、编写快、印刷快、发行通畅、转移迅速是当时我们游击办报的一大特点。可以说,报社第一次转战游击办报首战告捷,取得了成功!
  当时,日寇狂妄地叫喊要“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边区和全国的抗战形势都很紧急,华北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和如何抗敌备战等问题都迫切需要解决。为此,《晋察冀日报》利用社论、评论提出和解决军民的思想认识问题,发挥了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指导作用。从1938年9月抗击日寇大举“北围五台”起,报纸适应反围攻大战的迫切需要,一期接一期地发表了许多篇社论。关于边区反围攻的社论有:《武装保卫秋收》《加紧秋收与保持青纱帐》《彻底克服太平观念》《加紧战争动员,粉碎敌人围攻》《怎样进行坚壁清野》《反对麻木不仁与惊慌失措》《坚壁清野与前线给养》《开展群众游击战争》《对于战时区村政权工作的一个建议》《论战争动员工作的组织形式问题》《坚持敌占区抗战》《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与加强地方武装》《揭破敌伪汉奸的无耻期骗宣传》等。还发表了《论全国及边区的抗战形势》《我们对于放弃武汉应有的认识与努力》的社论。
  陆定一同志看过那个时期的《抗敌报》后,在延安《解放》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晋察冀的报纸工作确是做了模范,并给了我们宝贵的经验。《抗敌报》在战时每期有权威的社论,极其具体而且实际,没有不切实际的空谈。是各地办报的榜样。不仅为晋察冀立了功劳,也为全国的抗日战争立了功劳。”晋察冀边区政府主任宋劭文看过《抗敌报》上关于战时动员组织工作的问题和建议后,立即写文章在报上发表,接受报纸的建议,并采取措施着手解决。社论及时,其效果就立竿见影,不仅促进了实际问题的及时解决,而且结合实际,有利于读者政策水平、理论水平的提高。边区党报《抗敌报》发表的社论,都是结合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实际问题发表的。在重要的时段,报社天天有社论,社论起到了动员群众,抗击日寇的巨大宣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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