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甘岭的战斗生活

赵升琴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当年，我随十五军第二批入朝作战大军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从辽宁省昌图县出发，跨过鸭绿江大桥，赴朝鲜上甘岭主战场，参加了那场举世闻名的战役。
　　1951年12月，昌图县寒风凛冽，飞雪夹着风沙刮个不停。28日清晨5点钟，司号员吹响了紧急集合的号角，20分钟之内，我们全队集合完毕。我们每人身背15斤大米，5斤炒米粉，2个罐头，还有枪支、水壶、铁锹、背包等物品，开始了长达1个多月的长途行军。我们女子卫生队200多人走在队伍的中间，经过39天的徒步行军，于1952年2月4日按时到达指定战区。十五军总医院隐藏在距离三八线大约200公里的一个大树林子里。我们这一批从国内新来的人员开始分配战斗岗位，我被分配在三分院，担任护士排一班班长，任务是护理第五次战役下来的伤员。这里说是医院，其实完全没有医院的样子，大部分伤员都分散住在临时挖成的小防空洞和简易帐篷里。我们每天就一个点一个点地来回穿梭，在各个小洞里面给伤员换药。第八天下午，大约3点的时候，敌机空袭了我们野战医院，数架敌机贴着山尖低空俯冲扫射，没过多大一会儿又像一群乌鸦飞过来，轰炸机开始狂轰滥炸。片刻，医院附近便到处是弹坑、弹片，眼看着一个个防空洞将要被炸开，伤员随时有被埋葬在洞里的危险。在紧要关头，排长陈伟命令我们迅速将洞内和暴露在树林外的伤员转移到密林中去。我知道这是个十分危险的任务，但也顾不上想这么多了，立刻带领全班同志，每两人一组，顶着飞机的扫射，奔赴树林外的防空洞去转移伤员。我和一位绰号叫“小不点”的战友一口气接连冲入4个防空洞，动员伤员们轻伤的搀扶重伤的快速转移到安全地带。我和小王跑到离树林最远的那个洞，去转移一个大胖子断腿伤员，我一连背了他几次都背不动，只好把他移到洞里的最深处。就在这时，敌机的子弹成排地向洞口射来，炸弹在洞顶上巨烈震响。我赶紧趴在大胖子身上，用身体掩护着这位重伤的战友，震落的泥土盖满了我的全身。事后，胖子帮我抖掉身上的泥土，用绑着绷带的手向我敬礼，连声说道：“谢谢你，医生同志！”敌机轰炸了近2小时才结束。这次轰炸，又有20多名伤员和2名护士离开了我们。
　　1952年10月14日，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在五圣山打响了，双方投入10万大军，苦战了43天，打得非常艰苦，异常残酷，双方都伤亡惨重。
　　战斗打响的第三天，我刚吃完午饭，团部领导通知我，速到军部卫生所报到。经过1个多小时的翻山越岭，赶到了军部。还没有等人喘口气，我便随同军直医生、护士等一行80多人赶往前线伤员救护转运站。两天后，我们到达靠五圣山30里路的一个半山腰里，这里便是前线伤员救护转运站。张铭站长讲，我们站的任务就是要将火线上下来的伤员，进行快速止血、包扎、固定，转运到一线医院救治。如果我们行动迅速，止血快，伤员就有生还的希望。无论是手术组、救护组还是运输组，大家都感到任务艰巨。
　　上甘岭战斗的第15天前后是最为惨烈的，本已狭小的救护站，伤员多得没有地方落脚，担架大队两个连不分白天黑夜地运转。伤员大多像个血人，有的缺了肢体，有的脑浆溢出，其状惨不忍睹。残酷的战争让我们每个救护人员都练就了极为熟练的救护技术。止血是最重要的任务，这时的伤员只要止住血，就有希望保住生命，成包的止血带一个人一天要用上好几包。在内地条件好的医院可以接活的断肢，在这里为了保住伤员的性命，只有应急截掉，还有的抬下来就已经牺牲了。我们每天就是在伤员和遗体中不停地忙碌着。这时，我们已有一个多星期没有合眼，断粮也已经5天了。由于缺水，伤员和我们救护人员大都口舌干裂，干枯的压缩饼干根本无法下咽，我们得轮流下山去找水。一次两个男卫生员跟着担架队下山找水，两个钟头还不见人影，站长用焦急的目光期待着。这时我主动带领两个女护士下山去察看，悲惨的一幕呈现在我的眼前：我们的两名男护士遭遇敌机轰炸牺牲了，双手还抓着水壶，一同倒下的还有20多位战友兄弟。
　　上甘岭战斗结束后，我回到了军部前线文工团。那天，团里召开庆功大会，团领导宣布立功受奖人员，当宣布我荣立三等战功并发给我军功章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也激动得热泪盈眶。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宣布停战。我没有选择立刻回国，而是随军前线文工团，踏上了到各部队慰问演出的征途。
　　（作者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文工团卫生员，曾任荆州军分区卫生科副团职军医）
　　（摘自《武汉文史资料》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