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在敌工战线上——一个新四军老战士的回忆

全庆光（口述）孙 勐（整理）

　　全庆光，1925年出生于湖北荆门，1941年9月参加革命，194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6月起在鄂豫边第二分区从事敌工工作，解放后一直在武汉市工作，1985年离休，离休前任原武汉市电子工业局巡视员 （正局级）。全庆光在抗日战争中光荣负伤，曾获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在革命家庭中长大，少年时积极投身抗战

　　全老回忆，自己是在一个革命氛围浓郁的家庭中长大的。早年有两位哥哥先后为了革命事业付出了生命，全家也因此经受过颠沛流离之苦。抗战爆发后，家乡沦陷，自己不愿意当亡国奴，在新四军的感召下，积极要求投身抗战事业。他说：
　　我家里是中农，家庭条件是比较苦的。我父亲是私塾老师，母亲是家庭妇女。所以虽然家里清贫，但从小还是念过书的，我父亲亲自教的我。
　　我有四个弟兄，其中大哥和二哥早年都参加了革命。我的大哥叫全光葵，他跟着贺龙的部队当红军走了，还参加了长征。解放后我一直打听但都没有任何消息，应该是牺牲了。我的二哥姓秦，红军在我家乡的时候，成立了农民协会，我二哥参加了，是农协会员。后来红军转移，白军还乡团来反攻倒算，解散农协，捕杀农协会员，我二哥就在那个时候被捕，被反动派杀害了。我三哥小，没有正式加入农协，但还是被敌人视作赤化分子，一样杀头，被杀时三哥才16岁。
　　反动派清乡很残忍，而我的家庭又是一个比较革命的家庭，家里三个孩子都干革命，一旦让敌人抓住，没有活路。在原籍住不下了，我们家只能逃难，逃到江陵南边一个叫弥陀寺的地方，给人家打工。一直到38年才搬回荆门，而且也不能回原来的家，在隔着我原来的家二三十里的地方住，靠帮一个亲戚种田为生。
　　抗战开始时，我们家那边一开始还算是后方，比较安稳。但到了40年，日本鬼子打到了荆门。鬼子来了后下乡奸淫掳杀，大家都逃难，我们在家里住不了了，也没法继续读私塾。后来新四军到我们那里，我就到部队去，强烈要求参军。但是部队的干部嫌我小，才15岁，还是小孩子，就不让我参加。一直到41年，我实在忍不住了，非要参加，但部队还是嫌我年纪小，我不干，哭着喊着要求入伍。
　　荆南县的县委会主任刘真，看到我虽然年纪小，但态度坚定，他就同意了。不过依然不是直接入伍，而是让我先参加荆南县新四军地方服务团，主要是负责做群众工作。即便这样我也高兴啊，想着自己终于能为部队做点事情了。

到抗大十分校学习，正式入伍参军

　　1941年下半年起，新四军五师在根据地开始组建随营军事学校，后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同时开始招生。全庆光知道抗大需要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学员，而自己读过书，能说会写，符合学校招生的要求，因此主动要求去抗大十分校学习，上级同意了。
　　1941年11月，全庆光正式在抗大入伍参军，并且在抗大学习期间光荣入党。他回忆说：
　　1941年大概9月份，鄂豫边区新四军五师开始办随营军事学校，在敌后根据地招生，要求地方上选出有点知识文化的青年送到学校来学习。我这个人是爱学习的，所以我就要求去学校。当然，去随营学校当学员，就等于正式入伍了。所以一开始地方服务团的领导不同意，还是觉得我太小。但我勤学啊，而且态度很坚定，那时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也确实少，最后他们还是同意了，到11月的时候就把我送到襄河以东安陆白兆山的学校驻地。
　　我到学校的时候，还没有正式开学，学校还是叫随营军事学校。到42年初的时候，就正式成立抗日军政大学十分校。学校开学，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
　　在抗大十分校，我们主要学习军事和政治，同时也有文化课。文化课学习语文和简单的数学，是为了军事服务的。平时主要是学习军事和政治，军事上像新兵一样训练，练稍息立正、队形变换，还有行军拉练。政治学习就是学大众哲学、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近代以来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一直讲到共产党、新四军、八路军。我的政治知识，军事知识都是在抗大十分校里学的，几个月的学习，让我从地方服务团里的普通百姓，逐渐变成了一名革命军人。
　　那时的学习很辛苦，其中最辛苦的就是搞上山拉练，我们这些学员背个小背包，还背上枪，老套筒汉阳造的步枪，背着往山上走，长途行军。虽然身体上比较累，但我们那个时候都年轻，而且同学关系很好。有个叫吕鹏高的同学，年纪比我大，拉练的时候，都是他帮我背枪，上山爬坡爬不动了，他就拉着，就是这样。我们拉练时都互相帮助，心情上都很愉快，一点都没有觉得是在吃苦受罪。
　　平时的生活条件也是因陋就简。那时吃的是玉米糊糊，很少有馒头或白米饭。有时候还吃杂粮，比如像南瓜啊，红薯啊，都是我们学员自己一方面种，一方面去买，到京山县的平坝镇去把买到的南瓜背回来，平时的伙食就是这样。有时候，隔一个多月，还能打次牙祭，能吃到点荤腥，有时吃鱼，没有鱼吃，就是吃点猪肉。那时一名战士、一名学员的伙食，每天几钱盐几钱油都是部队上规定的，所以我们的伙食可以保证，没有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当然，毕竟是敌后环境，能保证我们不饿肚子，已经很不错了。
　　住也都是靠自己动手解决。我们自己搭工棚，用捆好的高粱秆和树干搭起来，上面铺着茅草，这就是学员宿舍。平时我们上课就在大树底下上课，不过我们也自己搭了一个礼堂，还搭了几个比较大的棚子，要是下雨了，就在礼堂和大棚子里面上课。学校的驻地是山区，冬天的晚上很冷，所以我们在棚子里面拿砖头和石头砌了个火盆出来。白天上山去打柴，挖出很多树兜子啊什么的，当柴火带回来，晚上睡觉前就生火，火生起来之后让它慢慢地烧，能烧一夜，就靠这个来取暖。
　　到了早上，起床后去洗漱，就去下面在小溪，在小溪边上漱口洗脸。那个时候没有牙膏，都是牙粉，把牙粉倒在牙刷上。我们生活费就是一个月五角，五角钱，这五角钱主要就是用来就买个牙刷，买个牙粉。
　　在抗大的这段时间，我学习认真刻苦，加上因为有文化底子，所以各方面的表现都比较好。而且我是穷人家的孩子，对反动派和侵略者是仇恨的，我的三个哥哥都被敌人杀了，所以我背着国仇家恨，在那时可以算是根正苗红吧，所以我强烈要求入党。
　　一开始刚来学校报到的时候，我以为一参加革命，就是参加共产党，就是成为共产党员了。抗大刚成立时，党组织还没有完全公开，党员也没有公开，我不太了解情况。后来我才知道，参加革命不等于成为党员，所以我就非要参加共产党。后来组织上就跟我谈话，树立革命人生观，我进一步地了解到新四军在敌后是坚决抗日的，而我家乡被日本人占领，我亲眼看到日本人奸掳烧杀，所以通过党组织的教育，我更坚定了跟着党走抗战到底的思想。到42年3月，组织上认为我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但我只有17岁，还不算成年。当时我们那个支部书记说没有关系，17岁也可以，我就填写了志愿申明，然后填写了一份表，就这样我终于光荣入党，成为一名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