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吕正操当秘书

张友坤

　　2009年10月13日，吕正操将军逝世。我曾在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将军（时已年过八旬）身边工作，耳濡目染，受益匪浅，其道德情操、言谈举止，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有一次，他在参加讨论十三大报告时，认为把成绩说得太满，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没留余地；在有关交通运输业的提法上没有突出重点，缺少建设中心。对于前者，他让我尽快询问国家计划委员会有关部门，查阅一下我国国民经济历年来的发展情况，并将结果告诉他。对于后者，他认为根据我国国情，应明确提出“尽快发展以铁路建设为中心的交通运输业”。查的结果是：除十二大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较快外，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困难时期后的1963至1966年，国民经济的运行也是很好的。因此，他建议在报告中应表述为“十二大以来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
　　1986年5月下旬，我随他到江苏检查全国政协委员落实政策情况，并参观了6个不同性质的工厂（武汉柴油机厂、株洲电力机车厂、杭州第二中药厂、常州柴油机厂、无锡无线电总厂和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回来我把他参观工厂时的几次讲话归纳为“关于搞活企业的几点建议”（后来以吕正操“关于搞活企业的几点建议”为题，刊于当年国家经委出版的《经济工作通讯》上）。在送给计委吕东同志前，吕老发现其中一个数字有误，让我打电话核实，结果他的记忆准确，而我却记错了。
　　1987年7月，我随他回家乡海城探亲，住市委招待所。在视察乡镇企业、西柳大集、民办中学、“花果山”后，我提出，把他年迈多病的胞妹及有关亲属接到招待所，吃顿团圆饭，叙谈阔别之情。为了不给当地政府添麻烦，同时也担心三妹见面时心情激动而犯病，政委（他最反感我们这些在他身工作的人称他“吕老”，可又不能直呼其名，只好称他政委，即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委员的简称。）不同意这样做，只是让他的夫人刘沙趁大家参观西柳大集时，单独乘车去看望病重的三妹。三妹含泪说：“我的病要能好点，还想上北京再看上我大哥一眼。”由此体察到他们手足情深，盼着兄妹相见。后来，征得政委同意，当晚我们悄悄将他三妹接到招待所，兄妹叙旧谈心。他老人家眉开眼笑，病容顿消，短短的亲情会面，她不但未因激动而犯心脏病，而且听说回去后心情特好。
　　探亲期间，政委多次告诉当地干部与乡亲：农业是根本，是基础，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农业发展了，工业才有市场和原料，才有后劲儿；钱多了，也不能乱花，还要艰苦奋斗；我们国家底子薄，是个穷国，不少地区还存在温饱问题；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干扰和十年动乱的破坏，使我们与先进国家原有的差距又拉大了，因此，要把眼光放远些，要有大目标，尽量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扩大再生产和兴办教育事业上。在参观了农民投资150多万元创建的一所能实施9年一贯制教育的育英中学时，吕老挥毫泼墨：“莫把财富当遗产，唯有知识能兴邦。”并告诉时任海城市委书记的于均波（后来调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同志：“看来海城的教育是大发展了，但不能满足。你们提出先富农民，后富干部，先富乡，后富县。这很好，但还应该加一条，先优师，后优干。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想办法提高教师待遇，尽量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树立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回程上车前，在乡亲们的一再劝说下，政委还是接受了原县委书记鲍辉送的10斤他最爱吃的高粱米及侄子自己做的一罐豆瓣大酱。
　　在视察东北森林火灾灾情期间，政委不住宾馆，唯恐给地方增加负担，白天到灾区察看，食宿均在火车上，必要时由地方干部到车上作简要汇报。在某车站停留时，地方上事先未与我们联系，就准备了午饭，记者们还扛着摄像机，在火车站迎接政委下车，但都被一一谢绝。他最反感在外工作时，前呼后拥，请客吃饭，保卫“森严”。地方上负责接待的同志也开玩笑说：“吕老，你要能把这一套‘规矩’都取消了，我们就不跟着你了。”
　　在无锡市，他想买点儿碧罗春新茶，市政协的同志要赠送，吕老说，不要钱，就退给他们。结果是付了钱才要茶。在杭州中药制药厂参观时，其厂长按出厂价卖给我们随行人员一些“青春宝”（当时很畅销），我一再说，我们有规定，不能买。厂长说，没事，吕老有意见，我来解释。此事在回程的汽车上被吕老发现了。他说，你们怎么在这儿买人家的东西？占便宜，北京药店有的是，干吗要在这里买！厂长赶快解释：“吕老，这是我让他们买的。我厂每年的广告费就要支出上百万，他们用后也可给我们做点宣传。”
　　吉林市在北京饭店举行“人参节”，他们没有按预定时间把请柬送到，在我下班后才派人给政委送来请柬和一盒人参。我在电话中让他们把人参拿回去，请柬留下。当第二天向政委报告时，他问：“到时吃饭吗？”我说：“中午有饭。”他说：“那我们下午再去。”他真的这样做了，使邀请者很难为情。
　　有一次警卫员在我们的公务车上给朋友带了一台电视机，受到政委的批评。他说，有铁路，又有邮政，干吗要在公务车上给人家带东西，以后不能这样做。从此，遇到有关事情，我都特别注意。
　　还有一次，我在抄写一份文稿时，不慎将“尊”抄写为“遵”，被政委发现。他不紧不慢地说：“大学生写错别字，不应该。”站在一边的另一秘书说：“我也看了几遍，也没发现。”表示他也要承担一份责任。政委说：“这说明你们都是马大哈，做事不认真。”当我们有些面红耳赤，不好意思时，他又半开玩笑地说：“当年我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时候，认真得很，哪能出错？当然，那时我每月有几百银元现大洋的薪俸。”说得我们笑而不语。
　　在视察中苏边界我方某哨所时，政委即兴题了“北国干城”四字，当时一位师参谋长低声问我，这是什么意思？因我实在没把握说准确，就小声告诉他，大概是北方保卫者的意思（看来是猜对了），政委听后问：“‘干城’一词出自何处？”“不知道。”我实话实说。“你回去好好读读《诗经》就明白了。”他十分自信地说。
　　在游完长白山天池临走时，游览区的领导邀请政委题词留念。政委的夫人刘沙问，要不要张秘书给你拟几句。他摆手示意，不要。他稍加思索，便挥毫书写：“一池浓壁好景，天成溯源观瀑，不虚此行。吕正操1987年游长白山。”短短的16个字，已勾画了天池的美景和笔者的心情，并道出它是松花江的发源地。
　　政委每次会见外宾前都要问清外宾的姓名、性别、年龄、爱好、访问内容与接待单位等。因为我缺乏经验，第一次就忽略了这些细节而受到他的批评：“你都没有弄清全部情况，给我说什么？弄清了再说。”
　　政委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要他题词、写信的单位，都必须有单位部门的正式介绍信和证明，如果是为某著作题词时，都要亲自看原著清样。他曾为我编著的《张学良年谱》题写：“巨擘扭转乾坤，丰功彪炳史册。”在给我撰著的《张学良世纪风采》（大型影集）和《张学良画传》题词时，他还认真为文字部分做修改。
　　在我的印象中，政委题词较多的是：冀中方面的要求、铁路方面的邀请，以及有关张学良著作和纪念馆等。他常说，我的字写得不好，又不是书法家，最好不给人家题词。即便题词，他也从不收取分文。有一次沈阳铁路局拍了一部电视剧，请他题写片名并寄来了300元的“润笔费”。我照规矩如数退回，毫不含糊。
　　仅此以上诸点，足见他严于律己，宽己待人，知识渊博，记忆超群，始终关心国家大事，心里装着人民。
　　（摘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