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央特会科当“红色管家”的难忘经历

成正荣 口述 王彦红 整理

　　成正荣，1932年出生，1946年7月参加革命，1948年随中央后方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后委”）来到西柏坡，继续在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以下简称“特会科”）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工作，1992年离休。
　　

随中央后委撤离延安 跨三省行军至西柏坡

　　我是山西人，1946年被调到特会科工作，由于年龄小，开始只是干一些勤杂活儿。特会科的成员有李配之、钟子山、黄业宣、谢淑珍（赖祖烈夫人）、汤致勤和我，当时中央特会科主任的工作暂由曾三负责（1947年2月特会科主任赖祖烈从北平执行任务回到延安后，曾三又将特会科工作移交给他）。1947年3月18日，国民党军队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特会科随中央后委一同撤离。
　　1947年9月，主任赖祖烈作为中央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工委”）副秘书长，提前去了西柏坡，主要负责建立兵站和修建房屋。1948年3月，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央前委、中央后委机关开始向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转移。我们特会科的重要物资由几十个驮骡运输，一个驮骡3个人保护。我们科除了自带一个50人的警卫排外，还配备了一个连队护送。这次转移，跨越了陕西、山西、河北3个省的20多个县，行程数千华里，一路上危险重重。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一次经历是：我们在经过敌人管控的北同蒲铁路封锁线时，当时规定大家都要跑步前进通过那段路，牲口也要人赶着快走，跑出两三里后才改为正常行军，非常危险。经过近一个半月紧张艰苦的行军，我们穿越陕北吴堡县，山西临县、繁峙县，后经建屏县的小觉镇和东、西黄泥村，于4月下旬到达西柏坡。
　　党的财产完好迁徙 窑洞安家建大库房
　　当时，我们特会科被安排在东、西柏坡两村口间的一个大土棚子里，虽然我们临时加固了围墙，安了大门，但仍然有不少透风漏雨的地方，物资和人都挤在大棚子里。这里是交通大道，又是东、西柏坡的大门，为了党的财产安全，又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主任赖祖烈和汪东兴（中央警备处处长）经过精心研究，决定在此设立总收发室，并在大棚子与大路的拐弯处设了一个哨位，哨兵白天背驳壳枪，手拿红旗，看上去像是指挥车辆通过，其实主要是保护大棚里党的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党的财产安全问题，刚到西柏坡没几天，任弼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叶剑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两位中央首长就一起来到我们特会科视察工作，询问党的财产安全问题，赖主任向两位首长汇报了我们科一年来的工作情况：“经过长途行军，特会科保管的党的重要财产已全部安全、完好无损地运到这里。但这棚子不是久留之地，为了保证党的财产安全，准备在东、西柏坡之间的山坡上打两孔土窑，建几间土坯房和一个大库房。”任弼时对我们特会科的工作很满意，特给予表扬，并勉励我们再接再厉。叶剑英除对我们的工作给予肯定外，还对我们打窑洞的事提了两条指示：一条是在老乡住房附近打窑洞，不可太高，太高不利防空；另一条是要避开流水道，注意夏天防洪。在中央领导的特别关照下，没过几日修建科就有了初步图纸，机关干部、警卫部队全体出动，一个多月就建好了窑洞和大库房。这是中央在东、西柏坡唯一一座自己修建的独立住房，房址位于东柏坡村打麦场的后山，窑洞是在老百姓原来3孔土窑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大库房就在窑洞前面，分东、西两排，共8间房。东边一排为大库房，分别存放日常办公用品、布匹和文件，旁边还有一间接待用房，是为临时来客准备的，里面盘着炕，炕上放了两套被褥，在窗前放着一张小桌子；西边一排为办公住房，赖主任夫妇住一套间，里间住人，外间为会客和办公的地方，另外两间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办公室。贵重物品都存放在窑洞里。1948年6月中旬，我们科搬进了新院子。
　　

用生命和鲜血捍卫 任弼时谈财产之珍贵

　　在西柏坡期间，特会科的工作很繁忙，主要业务有三个方面：一是清查物品数量，确保账物清楚；二是为党的各项工作列支经费并送达；三是兑换钱币。当时由于各个解放区货币不统一，为了方便前来解放区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国际友人工作和生活方便，我们科还负责货币的通兑工作。
　　特会科的安危时刻牵挂着任弼时的心。1948年8月初，西柏坡连降几天大雨，住在西柏坡的党中央机关很多住房漏雨。一天凌晨两点多，大雨瓢泼，任弼时亲自打电话给赖主任，要他赶紧检查特会科的窑洞是否安全。
　　1948年9月的一个星期日，任弼时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和夫人陈琮英带着大女儿远志、二女儿远征、小儿子远远，还有卫士长郭仁等来到东柏坡再次视察我们特会科。当他看到我们新建的房子时，高兴地说：“老赖，这是我们在东、西柏坡唯一自己建的完整的院子吧，建得不错嘛！窑洞也经受住了大雨的考验，我们党的宝贵财产安全度过了雨季。”接着，任弼时视察了大仓库里的物品，当他看到几箱蜡烛和一些办公用品时，笑着说：“这些办公物品在延安时非常珍贵，只在有外事活动时才用。这些办公用品大部分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北平军调部买来运到延安的。为了保证中央办公，你们千辛万苦把它们运到这里来，不容易啊，等以后交通方便了就不这么难了。”当看到仓库边上堆放整齐的百余捆米黄色美制咔叽布时，他说：“可以交给供给部，请他们计算一下够不够党中央机关每人做一套衣服，发给大家穿，这样可以省去保管和运输。”来到窑洞门口，任弼时看到窑洞里摆放整齐的木箱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说，你们在极其危险艰苦的条件下，把这些珍贵的财产完好无损地运到这里，为党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把珍贵财产保管得更好、更安全，把它们一直带到北平去。接着，他说这些财产都是我党很多同志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国统区做生意，有时还被我们自己的同志误解，如有一位资历很老的同志被派到国统区为党做生意，被我们自己的同志看到，即向组织报告，说他穿着长袍大褂，戴着礼帽跟大资本家在一起，说他叛变了，其实是被误解了；还有一些同志交了特殊党费，如抗战初期成立的国民党参政会，我党有7名参政员，国民政府每月给每位参政员发600元至700元法币，这些同志舍不得用，全部交了党费，这在当时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还有一位资格很老的党员，家庭兄弟分家，他分得1万多银元，一个没留全部交了党费。这些财产是全党同志共同积累起来的，在关键时起过很大作用，办了很多大事。
　　中午，任弼时夫妇在我们这里和大家共进午餐。饭后，任弼时和我们科的同志握手告别，并勉励大家好好工作。
　　

从西柏坡到北平 “特会科”改名“特别会计室”

　　经过近一年短暂而紧张的工作，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于1949年3月离开西柏坡赴北平。由于时局动荡，我们特会科没有随中央一同进北平，而是于1949年4月初才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的。我们当时是用了7辆大卡车，为了安全起见，每辆车上配备机枪1挺，由一个加强连100多人护送。由于道路不好走，当天夜宿石家庄，第二天到了保定，第三天才顺利到达北平。
　　我们特会科是党中央在革命困难时期特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了与各民主党派团结一致治理国家，中央决定党不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并对经营多年的党产进行了处理，只留下折价出卖所得的款项、党员上交的党费和毛主席的稿费，继续由赖祖烈等五六个人管理。后来，特会科被编入中央办公厅，改为“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
　　1952年，我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7年毕业后到山西省档案馆工作，1960年回京工作，1992年离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曾于1980年、1990年和2002年3次回到西柏坡。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4月14日 总第3053期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