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华社当编辑的岁月

口述 田 林 整理 史进平

　　一个人的生活史上都有难忘的几页。几十年过去了，只要想起来，那里的一花一草，一石一木，对于我都还是那么的新鲜，那么的亲切！在西柏坡，我们住的全都是北方的普通平房，但就是在这里，我接受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新闻采编方面的训练，奠定了我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基础。
　　当时，我受益最大的就是“记者招待会”。新华社总社到达西柏坡后，党中央恢复并加强了对其直接领导，任命胡乔木为新华社总编辑。胡乔木不仅审阅所有要发表的稿件，而且还通看新华社各地方分社和野战军分社的所有来稿（这些来稿除时效性强的随到随编随发外，其余的都排印出来）。
　　每天晚上9点左右，大家完成了一天的编写任务，胡乔木也审完所有稿件，他照例召开编辑会议（当时戏称“记者招待会”），主要是由他谈对当天稿件的编审意见。这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会议。会上胡乔木先是传达了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指示，随后评点稿件，大家各抒己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胡乔木发表的见解，持之有据、言之有理，大家都口服心服。
　　胡乔木对稿件的修改，大到方针政策，小到标点符号，从稿子的主题思想、体现的方针政策及写作技巧、错别字等等，他都严格把关。文章修改之后，他还经常把撰写稿件的同志请来，讲明为什么要这样修改，提醒写稿的同志以后投稿时要注意的事项。有的稿件，被他从头到尾批得“体无完肤”，要求重新撰写；有的稿件经过三四次返工才获通过。像范长江这样经验丰富、全国闻名的老记者，他写的一篇战局评论也受到胡乔木的严厉批评。事后范长江对吴冷西说，如果不是在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过程中经常看到陆定一和胡乔木起草的稿件被毛主席修改得等于重写，他根本接受不了乔木的意见。胡乔木折服众人之处，在于他不仅能指出别人的不足，而且还能自己动手，改写出技高一筹的佳作。如《屠夫、奴才和白痴》就是他重新改写的一篇评论。
　　刚来西柏坡的同志们对这样的严格要求不适应，感到有压力，稿子编写出来后，犹豫再三，不敢送审，怕通不过。时间一长，同志们便逐渐适应了，都感到在胡乔木领导下工作，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提高得很快。
　　中央领导同志对编辑部给予了关怀和指导。当时，毛泽东给新华社撰写了大量的文稿，包括社论、评论、新闻、发言人谈话、广播讲话等等，有时还亲自到编辑部来看望大家。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1949年2月的一天早晨8点多钟，天气还很冷，毛泽东神采奕奕地拿着一篇稿子来到编辑部。大家看到毛主席来了，都站起来迎上前去，不约而同地问道：“主席今天为什么起得这么早？”毛泽东笑着说：“我还没睡觉呢！昨晚赶写了一篇稿子，你们看看如何？”这篇稿子在两张横约两尺、竖约一尺的纸上，从右到左写满了杏核大的毛笔字，清清楚楚，几乎没有改动，一看就知道是主席的亲笔。原来，他用一个晚上代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
　　在那个时期，新华社几乎每天都要发一篇署名新华社记者对时局的评论，其实所谓的“新华社记者”常常由毛泽东担任，有时他还亲自写些消息。当时，我们常常带着骄傲和幽默的语气向同志们发问道：“你们说，新华社最出色的记者是谁？”听到这个问题，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报以会心的微笑。在这期间，不算其他文章，仅仅军事新闻，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就有：《我军解放郑州》《我军在辽西包围和击溃蒋军五个军》《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进扰》《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等多篇文章。
　　虽然我也住在西柏坡，但与中央领导谋面的机会并不多。有一次，我晚饭后到西柏坡村外去散步，在一条小路上碰到毛主席领着他的小女儿李讷散步归来，我就赶快站在路边向主席敬礼。没想到主席在我跟前停下脚步，面带着慈祥的微笑问：“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部分工作？”我答道：“在新华社。我叫田林，田地的‘田’，森林的‘林’。”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主席接着又带着几分幽默的口气像父亲逗孩子似的问道：“田里怎么会有森林呢？”我突然被这一个从来没有人向我提出过的问题问住了，不禁害羞地低下了头。
　　后来，我写的通讯《杨小林的故事》曾得到周恩来的表扬，胡乔木为此在评稿会上还专门进行了表扬，这令我终生难忘。
　　

（田林，1919年生，曾是西柏坡新华社总编室里唯一的一位女编辑。文章摘编自《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