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花厅记忆

顾晓英

　　中南海、西花厅、工字楼——这不是几个普通的词汇，对我而言，这里珍藏着一份永远的亲情，一份童年的美好时光，一份让我终生受益的感悟，一份铭刻于心的宝贵记忆。

大爱的感悟

　　如今借助笔端，回忆我在西花厅的日子，仿佛又回到了充满稚气的童年，那些阳光灿烂的时日。1954年夏天，在父亲顾明被调入周恩来总理身边担任经济秘书一年后，我在中南海工字楼出生了，从此我的一生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西花厅的一草一木都记载着我的美好回忆。自能记事起，我便从一个孩子的懵懂视角里看到在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这个严肃的称谓下，一个由共和国总理与他身边工作人员组成的充满亲情与友爱的和睦大家庭。在这里，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称周总理为周伯伯，称邓颖超为邓妈妈。而他们也总是亲切地称我们为孩子们。特别是周伯伯，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甚至能一一叫出我们的名字。
　　记得有一年春节，我照例去给周伯伯、邓妈妈拜年。当时各家的小孩也来了不少。而周伯伯正要出门进行外事活动，就在他急匆匆地即将离开的时候，孩子们都不约而同地站成一排，要目送他出去。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周伯伯对我们这些孩子也像对待大人一样握手话别，还不停地叫着每个人的名字。当他走到我跟前时，我说，周伯伯好。他微微弯下身，握着我的小手，微笑着说:“晓英，你好。”我高兴极了，心想周伯伯是记得我的；同时也感到吃惊——前后那么多孩子，周伯伯怎么都能分得清呢！一股溢着亲情的暖流，瞬间充盈了我幼小的身心。周伯伯离去时，大家都照旧站着，静静地目送着他迈着轻快的步伐渐渐走远。
　　还有一次，我跟随少有闲暇的父母散步，当走到中南海的花坛边时，已近黄昏。这时，我们忽见对面不远处周伯伯和邓妈妈也在散步，而且正朝着这边走来。看见周伯伯、邓妈妈，我便飞跑上前，大声问候：“周伯伯、邓妈妈好！”他们都笑了，一边问我好，一边慈爱地拍拍我的头。当我转身又跑向父母时，听见身后的周伯伯跟邓妈妈在谈我，他还大声地说：“怎么那么瘦呀？！”周伯伯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孩子充满温馨的关爱，在西花厅这个大家庭里举不胜举。如今想来，仍历历在目。这些温暖的记忆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爱的种子，让我们懂得什么是真情、什么是关爱别人、什么是和睦与和谐。

中南海的阅读时光

　　当人们在吟唱《中南海的灯光》时，对于其他人而言，可能只是一句经过艺术加工的歌曲，而于我却有着一份真实的感受。当时，周总理因事务繁多，在夜间也要办公，于是，父亲等西花厅工作人员晚饭后常常要去上夜班。因此，我们这些西花厅的孩子和父辈们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便只有自己组织起来玩儿。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食堂，孩子们常常以年龄分组，年龄相仿的就在一起玩耍。
　　当时，我刚上小学，识字有限，看不了书。但我从小就是个故事迷，特别爱听大人讲故事。记得有一次，父亲从总理那里借来了一本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这是一本翻译小说，是精装版，里面还配有铜版画。我总喜欢翻看，但又看不懂，就缠着父亲给我讲。可父亲哪有时间啊！在我的一再央求下，他终于答应了，便利用晚饭后、上夜班前的间隙，每天讲15分钟。就这样，一天又一天，这本书中那些充满科幻、美妙奇异的故事使我展开了想象的翅膀，让我感受到读书的快乐。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悟——要多读书多识字，才能早点像大人一样看小说……原来周伯伯家有那么好看的书，所以他能管理国家。也许就是从周伯伯的那本书开始，一种对知识的渴望在我的心里扎了根，也由此注定了我终生对文字、对社会科学的挚爱。自那以后，我对语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越学越好，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来念给大家听，还表扬我词汇丰富。其实，那是得益于我在课外的大量阅读，在父亲忙碌的时间里，我和姐姐成了中南海图书馆的常客。我潜心于浩瀚的书海中，书里的每一个词汇都成为我增长学识的基石。正是这样的启蒙，成就了今天的我。如今回想在中南海的那段时光，是书籍伴随了我的成长。
　　1979年的一天，我随父亲与全家人再次前往西花厅看望想念已久的邓妈妈。那是一个冬日的夜晚，当我又一次走进那曾留下无数童年脚印的西花厅院落时，不禁心潮翻涌。西花厅里依然如故，仍是那样的朴素、那样的一尘不染，除了增添的电视机，所有的家具摆放都和我儿时记忆中的一样。仿佛时光流转，又回到了从前，那种来自大家庭的温暖与幸福感油然而生。我坐在熟悉的椅子上，聆听着邓妈妈那亲切而温馨的话语，兴奋不已。当晚，我们还陪邓妈妈一起观看了电视新闻，报道的是邓小平在美国访问的消息。我们都高兴地为之鼓掌，邓妈妈还说他（邓小平）在那里很成功。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愉快而难忘的夜晚。最后，我拿出了早已备好的礼物——这是踏出大学校门、走上工作岗位后我自认为做得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即参与整理与收集周恩来总理对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讲话汇编，共四辑。当我向邓妈妈汇报说明时，我看到她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并一再表示感谢。我真诚地对她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是啊，也许这就是一个轮回:当年周伯伯的一本书让我懂得了知识的重要；如今我用所学的知识，为纪念周伯伯而尽一己之力，这是一种回报，一种来自心灵的告慰。后来，连我自己也未料到的是，在《周恩来文选》中所选用的关于判断极“左”思潮的一段话，正源自于我们收集的这份材料，因为它是文字记载的关于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最早的一段讲话。每当翻开《周恩来文选》看到这段话时，我更是感触颇深。在中南海的阅读时光作为我求知成长的起点，将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

一片亲情

　　记得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一到炎热的夏天，中央机关就会实行暑期办公，即到北戴河办公。而这时，我们这些小孩子们也刚好放暑假。一次，父亲告诉我们要准备行装，跟随周伯伯去北戴河办公，而且要带我们去。大家听了开心极了——要知道，到海边去，对于在中南海长大的孩子来说实在是件幸事。我们迅速打点衣物，带上暑假作业，还有泳衣及生活必需品。我们跟随父母乘坐专列时，看到车厢上写着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而到达后的住宿也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大家都由衷地感谢办公室的叔叔阿姨为我们所作的这些周密细致的考虑。记得一次，因为安排上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周伯伯还亲自过问，他说一定要把孩子们安排好。
　　我们一到北戴河，除了下海游泳，就是赶做暑假作业，做完作业后还到附近的小山坡玩儿。然而，最令我难忘的，还是在北戴河应邀到邓妈妈住处做客。那天，周伯伯有事，父亲也不在，只是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前去。邓妈妈热情地接待我们，还请我们吃饭，其中有一道菜是只有北戴河才有的大海虾。其诱人的色泽与香味深深吸引着当时只有五六岁的我。我指着这盘菜，毫无顾忌地大声对母亲说:妈妈，剥虾皮！邓妈妈和在场的大人们全都被这句话逗乐了，大家都笑了起来。邓妈妈见我这样爱吃虾，还慈爱地对我说:要不要再来一个？我看看别的孩子都是一人一只，觉得不好意思而没有再要。在这个和睦的大家庭里，没有那样多的顾忌与客套，人与人之间都是这样的真诚、友善和关爱。特别是周伯伯与邓妈妈，他们以身作则，作出表率，为这个大家庭营造浓浓的亲情氛围。
　　记得有一次，我们这群小孩子想去看邓妈妈，就径直往西花厅走。但大家都知道周伯伯办公常常通宵达旦，为了不惊扰他，都规规矩矩、轻手轻脚地往里走。邓妈妈也小声招呼我们进去。说来也巧，那天，周伯伯刚从外边开会回来。大家可高兴了——可以在这儿多玩儿一会儿了！正好周伯伯要审看一部纪录片，我们便被留下来安安静静地陪同观看。细心的邓妈妈从里屋走出来，拿了一小罐糖果，分给我们每人一块。最后，她走到周伯伯面前，也只给了他一块。如果小罐子里还剩有糖果，邓妈妈总会询问孩子们谁还想再要。在他们身边，我们开心地咀嚼着糖果，从嘴里一直甜到心里。在我们眼中，周伯伯和邓妈妈总是这样平易近人、先人后己。经常耳濡目染他们的这些细微之举，我们打心底里明白了什么是高尚的品格与修养。

朴素人生

　　在中南海西花厅的简朴生活，教会了我们什么是艰苦朴素。在这里，人们崇尚朴素整洁的装束。我的童年，是穿着姐姐的旧衣服长大的。由于正处于长个儿的年龄，我的裤腿经常要接一块布料。记得一次在小学下课玩跳皮筋时，老师走过来看着我说:你还穿接腿的裤子？还不让你母亲给你买条新的？我当时回答说，这又没坏，还能穿呢。
　　不仅如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在中南海学会了挖野菜、做野菜团子，学会了节约每一粒粮食，知道了红薯面和人造肉的滋味。那些年，由于营养缺乏，有些大人都浮肿了。虽然日子很艰苦，但大家仍然保持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食堂里的大师傅们竟然能举办粗粮野菜的制作展示，大家还兴致勃勃地前去品尝。当时，周伯伯邓妈妈也同样过得很艰苦，他们有时有了一点肉，就立即分给各家享用。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们养成了省吃俭用的好习惯。即便后来生活改善了，我们也不会浪费。
　　时至今日，在西花厅的这些有益的人生经历，仍然无时无刻不在滋养着我们，使我们以一颗平实而真诚的心去走好人生的每一步，以质朴高尚的情操去陶冶自己的人生境界，以朴素无华的生活态度去拥抱明天，奋斗今生。
　　（摘自《红岩春秋》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