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武昌解放前夜的见闻

胡铭心

　　1949年5月16日，汉口解放。但一江之隔的武昌却成了政权的“真空”地带。武昌市面谣言四起，一日数惊，人心惶惶。
　　24岁的我当时是中共地下党武昌中学联合支部的书记，负责湖北省女一中、实验中学、国立临时中学、省立临时中学、启黄中学、荆南中学、童军师范、大江中学等14个中学的“护产、护校、迎接解放”工作。这天下午，正当我忙得不可开交时，我的领导人杨坤泉跑来说：“把工作交给刘佩云，跟我走吧，有新任务。”
　　杨坤泉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也是24岁。1948年六七月间，他受党的派遣，从北京调来武汉，负责武汉的青年工作。我跟着杨坤泉来到了司门口一家印刷店，上了楼，只见吕乃强坐在一大堆稿纸前面，正写着什么。吕乃强也是清华大学学生，是1949年1月来武汉的。他看见我们两个上来，把稿子一推，握住我的手，笑着说：“欢迎，欢迎，这下子我们《新武汉报》编辑部成员齐了。”杨坤泉看我莫名其妙，笑道：“地下党决定编一份党的报纸，来迎接解放，明天就出刊，调你来工作。”
　　我茫然道：“就我们三个人？”杨坤泉说，“暂时就我们三个。”我道，“我可从来没有办过报刊。”吕乃强说，“我们也没有办过，我只在大学办过墙报。管他呢，明天先出一期八开的快报再说。我和老杨算编辑，你算外勤记者。时间不多了，这就干起来。”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个袖章来，说道，“套上它，这就出去采访吧！”我接过袖章一看，它是白色的，5寸宽，上面印着一排红字，“武汉商民自卫大队”。吕乃强道：“现在天已经黑了，套上它安全些，今晚的口令是‘保卫安全’。”
　　我套上袖章，走出门来，执行毕生头一次的采访任务。
　　这天晚上8点钟左右，我来到了武昌最热闹的地方司门口。但街面上是冷清清的，没一个行人，也见不着警察，店铺都关着门。这个时候去采访谁？突然，我听到远处有零落的枪声，我灵机一动，就决定去采访商民自卫大队。
　　商民自卫大队的大队部设在阅马场红楼里。我沿着胡林翼路（今民主路）往上走，准备穿过蛇山洞，迎头掷来一声大吼：“口令！”我立刻站住脚，也大声回道：“保卫安全！”这时候可误会不得。于是，立刻从黑暗中走过来5个人，也带着白臂章，手里一律提着长棍，穿的却是平民服式，这显然就是商民自卫队的队员们了。他们用手电筒晃了我一下，大概看清了我的臂章，立刻变得友好起来，其中一个人道：“这么晚了，一个人在街上走，也不怕有人打你的冷枪、闷棍？”我笑道，“谁这么大胆敢谋财害命？”那人道，“难说得很，什么溃兵游勇、地痞流氓、‘吃光队’，都冒出来了，你还是小心些好！”
　　我谢了他们的好意，便穿过蛇山洞，来到了红楼。一进去，便被紧张气氛震住了：只见到处是人，有的成队进进出出，有的背着枪攀在发动了的4辆消防车上，有的聚在一起大声议论什么，电话铃也不停地在响……大厅上一群人围在3张拼拢的办公桌旁，有人大声地在发号施令。
　　我从人堆里找到一个看上去像“领袖”的人问道：“汉口方面有消息没有？”
　　“没有，不通轮渡，又不通电话，什么消息也没有，真急死人，看来解放军天亮才会过来了！”
　　我又问道：“鲁道源的部队退到了哪里？会不会反扑回来？”
　　他哈哈笑起来，说道：“这群兔崽子跑得好快，已经跑过羊楼司（今赤壁市下辖一小镇）了！反扑回来？借给他一万个胆子谅他也不敢。”
　　“‘吃光队’有动静么？”
　　他道：“一个小时前在凤凰山方向和我们打了一仗，纱厂的纠察队和我们配合，大获全胜，看来成股的‘吃光队’已经不成气候了———不过也难说，我们警惕着呢！你不见院子里突击队都坐在消防车上整装待发么？”
　　“警察局呢？怎么大街上没见一个警察？”
　　“他们？”他撇了撇嘴说：“平素欺侮老百姓算他能！碰到节骨眼上，早躲起来了。他们怕新政府找他们算旧账呢！”
　　“那末，你们自卫队一共有多少人呢？”
　　“3000。”他自豪地说道，“一有事，各工厂、学校的纠察队随传随到！你放心，我们老百姓有力量，保得一方安全。”
　　我从红楼出来，心头一畅，尽管街道上依旧杳无一人，风凉飕飕的，可是我安心了。因为我知道有几千人已武装起来，他们彻夜守卫着武昌。
　　我赶回编辑部一说，吕乃强道：“好！写出来，1000字，即刻要！”我拖过一张板凳，席地坐下，不到半个小时即刻交了稿。杨坤泉看了看，说：“行！你再出去采访一下如何？”我又是二话没说，起来就走。吕乃强道：“喝杯热茶，歇口气嘛！”我道：“不用了，我不渴。”杨坤泉追着我的背影喊道：“你小心点。”
　　这次去哪里采访呢？我忽然想到不妨到学校去看看，实验中学离司门口不远，再说，我也牵挂着“新青联”的同志们，不知他们的工作搞得怎么样了？
　　待我走到中华路口时，已是子夜。忽听得卖水饺的摊子上传来“笃笃”的敲竹梆声，我这才想起晚饭还没有吃呢，肚子饿了。我买了两碗水饺，在长板凳上坐下来吃。那卖水饺的大概有60多岁了，我问道：“这么晚了还做生意？兵荒马乱的，你不怕？”那老汉道，“不做吃什么？我们穷人又有什么怕的？有钱人才怕共产党呢！”我笑道，“你真的不怕？”他摇头道，“真不怕！‘刮民党’整得我好苦，他们不败，叫做没得天理，变了天，总会好些。”我―下子感到和他亲近起来，问道：“今晚生意怎么样？”他笑道，“今晚生意特别好。”刚说到这里，我身后一扇门“呀”的一声开了，一个女人出来，买了6碗水饺。等他好一阵忙完，才接着对我说：“没人睡觉呢，你别看家家户户关着门，门里都点着灯呢！”我道，“他们是怕得睡不着觉？”老汉道，“除了有钱人，有谁害怕？有钱人、当官的只怕早就跑光了。我看多半人是喜得睡不着呢！”这时，陆陆续续又有人来买水饺。
　　吃过水饺，我便向实验中学校门走去。实验中学校门铁栅子紧禁闭，门里10多个男生拿着童子军棍守着，他们警惕性很高，怎么说也不放我进去。我说：“那么，你们叫田文生出来说几句话总可以吧。”田文生是实验中学“新青联”组长，我同他是1948年底认识的。他听到传唤，一会儿就出来了，见是我，喜道：“是胡老师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我道：“你们的纠察队怪不错的。”他道，“里面有几个‘新青联’成员领着，纪律还严明，我们和商专、省二女中联防，互通消息的。”我道，“学生都到学校来了？”他说，“绝大多数来了，护校嘛，谁不关心？”
　　此时，校内各个教室里灯火通明，笑语喧天，《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响彻校园。我说：“好啊！都学会唱进步歌曲了？”他自豪地道，“都会唱了，会唱十几支歌呢！全是我们组织歌咏队教的，平时只低声哼，今晚上可就放开喉咙唱了！”我们沿着一排排教室走过去，只见他们都在忙着做纸旗，写标语，贴横幅，扭秧歌。田文生告诉我：“这是在准备明天上街迎接解放军呢！”我道，“一夜不睡，他们不饿么？”田文生道，“大厨房蒸有馒头呢！你饿不饿？多得很呢！”我笑道：“谢谢，我在门口吃了两碗水饺。不过，你最好把同学组织一下，轮班睡觉，别熬得太狠了，小青年瞌睡大。”田文生摊开手，摇头道：“我们原也组织了的，分上、下夜两班，可没一个人肯去睡，这样的夜晚一生也难得碰上一次，这是迎接黎明，迎接日出呢！”我笑道，“不错，这才是‘阴阳割昏晓’呢！要是能照张像可就好了！”田文生道，“是啊！可是全校师生一部照相机也没有。”田文生伸过手来，和我紧紧地握着，两眼放着熠熠的光。
　　田文生送我出来，在校门口碰见几个女生挟着标语，提着浆糊桶。我问道：“这就出去贴标语？”田文生道，“早些贴，天亮了，老百姓一出门，就能看到，效果好些。”我点点头，“也是，只是必须派人护送，大意不得，此刻还不算是我们的天下呢！”田文生说，“对。”立刻招来一小队纠察，跟着她们去了。
　　我缓缓地跟在她们后面，她们贴一张，我看一张：“热烈欢迎解放军同志！”“天亮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打倒蒋介石！”
　　回到编辑部，只见楼下的排字工人正紧张地捡字、拼版，忙得头也抬不起来。上了楼，满房烟雾腾腾，吕乃强和杨坤泉还在写着什么。我坐下来就赶写我的第二篇采访稿。待等写完，天已经亮了。忽听得不知何处燃起了爆竹，起初是稀稀落落的，但一会儿竟响成一片，彷佛全城都在鸣放鞭炮。我们三个人打开窗户向下望去，喝！满街是人，都在大声说话，满脸堆着笑。吕乃强道：“我们也下去走走吧！”
　　我们走上街去。远远传来锣鼓声，看哪：华中大学的队伍来了，一队人舞着霸王鞭开路；中华大学的队伍来了，他们几百人扭着秧歌；纱厂工人的队伍来了，女的穿白围裙，男的穿工作服；沙洋中学、省立临时中学、省实验中学、省二女中、商专、童军师范队伍也来了，他们整齐地挥舞着三角形彩棒，唱着各种革命歌曲；商民自卫队的队伍也来了，除了棍棒外，竟然还背着百来支步枪。艺专、安徽中学、省一女中、省一男中从正街上过来会合，他们的队伍里还有人化了装，扮演解放军押着垮了台的蒋介石。
　　街上人山人海，一片欢腾。我满眶热泪，嘴里只是叨念：“解放了，终于解放了，我等到这一天了！”不觉地把背脊挺了起来，只觉得人人都可爱，人人都是亲人。
　　9点钟，汉口过来几条轮船，渡过来第一批解放军战士。武昌新生了。武汉新生了。
　　（作者时系中共地下党武昌中学联合支部书记，曾任湖北大学图书馆馆长。来源：《武汉文史资料》2009年Z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