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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小平与世纪东风——回忆邓小平1980年视察二汽

发布日期: 2019-08-20 来源:

黄正夏

  1980年7月22日,邓小平视察二汽。当时陪同邓小平视察的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还有正在二汽考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第二书记胡立教等同志。前一天,省委领导转达首长提出的要求:只要两位企业领导同志陪同,希望有年轻干部,只用一辆面包车接送,不要前呼后拥,不要照相,不准吃饭。党委研究由我和副厂长的王兆国,全程接待邓小平。
  二汽的各个分厂分散建设在十几个山沟口附近的小盆地上。邓小平一边视察、一边听汇报,向我们做了许多重要指示。

  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你们注意搞军用产品当然好,但是从长远从根本上说,是搞民用产品
  邓小平当时纵观世界形势,抓住了“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向我们指出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那时困扰、影响我们放手建设和发展的,是二汽的长远发展目标,到底是以军用产品为主,还是以民用产品为主的问题。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你们注意搞军用产品当然好,但是从长远从根本上说,是搞民用产品。我们体会到,邓小平当时对时代问题是深思熟虑的。世界大战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打不起来,军品订货少,民品市场大、改进快。
  根据这些指示,我们下定决心调整部署,把二汽原由国务院审定的、年产10万辆汽车纲领中的年产4.5万辆两种军用车,正式大幅度调低到1万辆;把5.5万辆民用载货车,正式大幅度调升到9万辆。我们注意了市场发展的同样需要,还在新疆开发了沙漠勘探车,在西南开发了高原客货车。这些新车型不但可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解决了国防需要。

 
  邓小平说,一定要加强新产品开发,要注意多品种系列化生产,没有自己的新产品,是站不住脚的
  邓小平在视察中多次嘱咐我们,要高度重视新技术发展、新产品开发,特别要提高质量,要多到国外考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在二汽发动机分厂,有一台由济南第二机床厂设计制造、由1784把刀具组成的汽缸体大拉床,被誉为“千手观音”。邓小平在视察这台拉床时,把段君毅拉到跟前,指着厂标说,国内能做这样复杂的大型专用机床,很不错嘛。并问质量精度如何?当我们汇报国外开始采用组合机床和数控机床时,邓小平说,一定要加强新产品开发,要注意多品种系列化生产,没有自己的新产品,是站不住脚的。国内外很多设备、生产线都用电子计算机控制,你们要注意这个新动向,既搞点大型机,也搞点终端机、专用机,一面加速引进,一面自己设计制造。这是一个重要提示,当时世界信息技术刚刚露头,电子计算机才开始在生产线上应用。这充分体现出邓小平对世界高新技术的敏锐洞察力。
  当邓小平视察到从西德引进的1.2万吨热模锻压力机自动生产线时,问花了多少外汇,我回答说,当时为1000万美元,现在要3000万美元,引进后均由我们自行安装、操作,运行情况良好。外国人原以为我们不可能安装,设备仍然堆放在仓库里,来厂看后,发现运行正常,并有小的改进,非常吃惊。许多外国人参观我们厂的建设规模后说,从二汽的建设看到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决心、气魄和能力。邓小平非常赞赏:中国搞四个现代化就应当有这样的信心,一定要这样做。但还要多到国外考察,多学习,努力赶上。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肯定会落后。
  我们根据邓小平这次指示精神,下决心建设了一座当时东亚最大的高水平试车场,聘请英国专家设计,建设了能爬45%、60%坡度的两条试车专线,对越野车进行更严格的考验,对产品的设计和制造提出更高的要求。专门组团到美国考察了电子计算机、数控机床在生产线上的应用,引进和建立了总厂计算中心和各分厂的终端机,改进生产管理、产品设计、设备制造,提高自动化、智能化集成能力。我们先后引进了美国康明斯公司两个系列的柴油发动机制造技术,日本6吨至8吨平头驾驶室和底盘设计制造技术,德国组合机床设计制造技术等,还与美国福特公司探讨了30万辆轻型汽车厂合资建设意向。这不仅使二汽成为较强大的汽车制造厂,并建成了若干专用设备制造厂。

  邓小平认为,只有打破“小而全”,鼓励竞争,推动联合,组织大集团,才能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邓小平特别赞同二汽在行业中开展大协作,鼓励竞争,推动联合,金星集团化建设的做法。邓小平直接问我对汽车行业进行大协作的意见。我回答说,我们听过饶斌同志的传达,对这个问题已作了调查和座谈,准备首先联合四个省的八家企业,组织联营公司,然后逐步推广。邓小平非常满意,认为可大胆试验,像汽车生产这样的行业,只有打破“小而全”,鼓励竞争、推动联合、组织大集团,才能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更好地设计和开发新产品,并利用国外技术,吸收国际资金。
  我还向邓小平汇报了与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合作搞外贸的情况,用二汽的卡车,装雷诺的柴油发动机,向国外出口。邓小平说,雷诺公司我知道,我在那里做过工人。你们应当很好地开展国际贸易,通过贸易搞合作更有利。目前国际市场汽车已经饱和,但还有生意可做。既然汽车可以出口,其他机械产品也应该能够出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多处去考察,寻找我们的差距,才能锻炼和培养自己的人才,才能较快的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我们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意见,先后组团到法国、德国、日本、美国、英国考察,既考察生产管理,也学习产品开发、企业经营管理。经过考察,接触和学习了国际上成本核算、技术开发、质量管理、销售服务、资本经营等一系列经验,从而把“单纯生产型企业”,逐步改造成“生产开发型企业”。以后总结成为以总厂分厂“分层经营机制”为内容的“质量、技术、效益型企业”。
  我们1981年4月组织了联营公司(二汽集团),不久就逐步扩大范围,实现了以二汽为龙头,集团成员从产品装配,到分工开发基本车、变型车、改装车、专用车的转变;从单纯设计制造5吨级长头汽油车,到开发6吨至8吨级平头柴油车的转变;从内向型封闭生产到开放型市场经营的转变。我们还扩大地域,一方面建设第二基地,从十堰、到襄樊、再到武汉,实行“三级跳”,建设了湖北五百公里汽车长廊;一方面向上海、杭州、广州、广西、四川、云南、新疆等省区扩大集团成员,帮助各省区汽车企业改造和发展。这样,就彻底摆脱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特大型企业只能在一个地区生产一种吨位和车型、单纯采用汽油发动机的孤立被动局面,走上了全方位、全系列、多种车型、使用多种油料,在全国开展大协作大发展的康庄大道,实现了二汽的第二次创业。

  邓小平说,企业的潜力大得很,只要充分调动积极性,干部带头示范,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邓小平特别鼓励我们通过“自筹资金、续建二汽”渡过停缓建难关,以内涵资金扩大再生产的做法。当时二汽尚未建成,要建设10万辆汽车生产能力,尚缺8亿元投资。由于国家政财困难,在1980年初,国家计委、经委、建委曾以正式文件,通知二汽缓建,停发一切基建投资及设备材料购置费用,只发职工工资及设备维修费,这对当时已有3万多职工、2万多台设备,刚刚收支平衡、略有盈余的二汽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一旦打入“另册”,真正停缓建了,不仅工资开不出,队伍难以维持,设备也保不住,二汽从此可能衰败下去。为了渡过这一难关,我们曾写过两次不上缴、或少上缴利润报告,都没有批准。最后我们提出“不要投资,只要政策”的方案,请求国家批准,将按计划应当留给企业的三笔资金由企业同意“捆起来”使用,自行安排续建。预计1980至1985年六年中,可自筹3.3亿元。
  这次邓小平听到汇报后,非常高兴地说,我看过国务院批准二汽续建的文件,这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上的一个革新,是个创举。企业的潜力大得很,只要充分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领导干部带头示范,团结一心图发展,不吃大锅饭,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你们大胆试验下去,其他的大创业可以这样做。听了邓小平的鼓励,我们心中更有底了。到1985年底,不仅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投资,而且提前两年建成了年产10万辆汽车生产能力,生产了35万辆优质汽车,还增加了相当国家基建投资的固定资产3.9亿元,实现利润8亿多元,上缴税收4亿多元,增建了技术中心、汽车道路试验场、自备热电厂、电视广播中心,填补了过去“先生产、后生活”的欠账,加盖职工宿舍60多万平方米,修建厂区道路几十公里,绿化厂区面积近三分之一。

  邓小平说,你们注意培养青年干部很好,我们老同志第一个重要任务是培养青年干部
  邓小平在参观途中的汽车上,看到王兆国这么年轻就担任了企业领导,就把王兆国叫到身边坐下,并向王兆国询问了一些情况。我介绍说,这是二汽的一位副厂长。邓小平问,是总厂的副厂长、还是分厂的副厂长?我说,是总厂的副厂长,协助管生产的,今年38岁。邓小平感到很兴奋,一直端详着王兆国。我说,这个同志一直表现得很好,可不是“坐直升飞机”提拔上来的,是小步快跑,大学毕业分配来厂后,从分厂的技术员到分厂团委书记,再到总厂团委书记、政治部副主任、党委常委,又下放到一个分厂搞书记工作三年,把这个分厂建成二汽的第一个大庆式单位,才提拔到总厂协助管生产的。
  邓小平仔细地听着,然后对我说,你们注意培养青年干部很好,我们老同志第一个重要任务是培养青年干部。你们这么大的厂子,能提拔30多岁的优秀青年干部当厂长,可见我们党有的是人才。只看你能不能发现,让不让他们进行各种锻炼考验,敢不敢放手让他们挑担子。邓小平这些话,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也是很大的鞭策。王兆国对邓小平询问的问题也一一作了回答,邓小平听了很高兴。
  邓小平这次视察时,我唯一没有完全肯定回答的是“厂长负责制问题”。
  邓小平这次视察,我领悟最深刻的还有一点,就是对青年干部的高度关怀和大力培养。陈丕显向我传达,邓小平多次以二汽为例提到这个问题。
  邓小平这次对二汽的视察,虽然时间短,但对我们教育很深,反映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工业企业管理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思路,体现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新贡献。
  (作者时任二汽党委第一书记、厂长,本文选自《湖北文史》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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