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雪山，那草地：父母的长征路

翁翼中

　　我的父亲翁祥初和母亲朱世清都是长征亲历者。依靠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他们拖着虚弱的病体支撑着走完了长征的全程。同样，在日后的路上，这样的信念伴随他们终身，成为指路明灯。
　　二老生前经常在家里给我们讲述长征往事，可以说，我是一路听着长征史长大的，从小学一直听到了大学，直到参加工作。不过，有的事，我父亲却很少提到。比如外界熟知的“泪洒湘江”的事，我是偶尔才听到的……
　　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王耀南将军来到我家，他是为写回忆录专程前来的。在王耀南面前，父亲母亲两位老人缓缓道来，共同回忆了他们过湘江的经历……事后，我曾问父亲：“我怎么没听您说过过湘江的枝枝节节？”父亲只回答了我三个字，“太惨了”。
　　而有的事，却不知道重复听了多少遍。不仅听他们讲，还听他们的战友讲过，比如过雪山、草地。
　　1980年春，我到四川出差，顺道在父亲老友谭冠三将军家住了几日。将军夫人李兴明阿姨，和我母亲一样，也是位亲历了长征的红军女战士，两人有着相似的经历。那几日，将军夫妇多次向我讲述他们和我父亲的长征路，那段难忘的经历，成就了老人们的友谊。父母亲生前，我专门为老人家做过记录，现将那些峥嵘岁月与大家分享。

抱病踏上长征路

　　第五次反“围剿”的末期，父亲病了，当时他任红二十三师六十九团党总支书记兼政委。红二十三师原是红军主力师，下辖的三个团红六十七团、红六十八团、红六十九团都是满员满编。但是在广昌战斗中全师减员过半，团干部也牺牲过半，红六十九团团长就在广昌战斗中牺牲了。
　　父亲拖着病体坚持在战斗的前沿，终于有一天因体力不支晕倒了，被人抬下了火线，醒来时已躺在红八军团的野战医院里了。此时形势急转直下，中革军委下达了大转移的命令——长征开始了。上级要求伤员、病号就地隐蔽。这对于父亲讲是难以接受的安排，因为他几乎是一参加革命就加入了红军，舍不得离开自己的部队；另外父亲是福建人，在江西又如何隐蔽呢？因此坚决要求跟着部队转移。同时也作了最坏的准备，还在枕头下面偷偷藏了一把剪子、一把尺子。他曾告诉我说，如果部队不带他走，便打算扮作一名游走裁缝，想办法回福建去，到那里拉起—支部队打游击，坚持革命。
　　医院的伤病员陆陆续续被安排到了老乡家，先头部队已经开始行动，医院也在作最后的准备，医院的领导再一次来到父亲病床边动员他留下来。当时，父亲仍坚持着自己的意见。正当他挣扎着想从病床上下地站起来的时候，忽听门外有人高声问道：“医院为什么还没有行动？”医院的领导跑出去一看，原来是红—军团军团长林彪正好骑马路过此处。院领导忙报告说：“有一名病员不愿意留下。”
　　我父亲清晰地记得当年的那段对话：林彪问：“哪个部队的？”医院领导回答：“红二十三师六十九团政委”林彪接着问：“他为什么不同意留下？”医院领导回答：“他说他是福建人，隐蔽有困难。”林彪沉默了片刻，低声说：“是有困难，福建人在江西一说话就暴露了。”然后，林彪突然提高了声调，果断地说了两个字，“抬走”，说完之后就要求军团医院即刻上路。
　　院领导跑回了屋里，把父亲扶躺在担架上，由担架队员抬出了屋子。说起当时的情形，父亲记忆犹新，他说：当我被抬出来时，林彪已经打马远去了，我只看到了他的背影。在瑞金我曾见过林彪，虽然两人从未说过话，但是对他还是有印象的。
　　就这样，父亲在担架上开始了长征。
　　过了几天，父亲的病有所减轻。为了减轻医院的负担，常常不坐担架，而是由一名卫生员扶着走。领导见他能够下地了，便任命他为军团医院的政委，负责医院在长征途中的一切事务。自从当了医院政委之后，父亲便把担架让了出来。别人给了一匹马，但是也从来不骑，不是用它来驮医院的药品、器材，就是用来驮伤病员。当时他都走在医院的最后，是怕伤病员掉队，好由自己来做收容工作。一天，当父亲和扶着他的卫生员最后赶到宿营地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已经把伤病员都安顿好了，正在埋锅造饭。父亲一向比较谨慎，把医院的警卫班长叫来问：“大部队在什么地方？”警卫班长说他不知道。父亲当即命令他去找，同时让医院的工作人员停止做饭，准备转移。果然一会儿警卫班长回来说，周围没有发现有红军大部队。父亲一听，立刻命令医院转移。他仍然走在最后，还检查了一遍这个小村子，发现确实没有人掉队之后，才离开了村子。
　　父亲带着卫生员刚刚走出村子，突然发现林彪和军团其他首长正好骑马路过此地。他们走到村头一个小山坡上勒住了缰绳，纷纷下马，像是要休息一下。因为看见军团的野战医院正好从村子里出来，不明就里正向这边陈望。父亲一见马上转过身对跟在身后的卫生员说：“赶快过去，告诉首长周围没有部队，请他们赶快离开。”
　　父亲看着卫生员把话转达给了各位军团首长。卫生员离开了小山坡跑回来，在他身后林彪和其他军团首长马上就跨上了马，纵马离开了小山坡。只见他们刚刚走出十几米远，一排炮弹正好落在他们刚才站的小山坡上。原来敌人在红军医院出村的时候，已经从村子的另一头进村了。敌人并没有发现红军，只是胡乱向村子周围的高地上发了几炮。炮声一响，林彪勒住了马，回头望了望他们刚才站过的那座小山坡，然后看了父亲一眼。父亲扬了扬手，示意他们赶快离开，林彪他们这才纵马向远处奔去。幸亏天色已晚，雾气渐浓，敌人没有发现，所以没有出村。父亲化们急行军一夜，终于远离了敌人。

空炮空枪过草地

　　红军自建军之日起就有了自己的炮兵。红军炮兵诞生后，—直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随军作战，损失是比较严重的，但随着红军的发展壮大，炮兵也得到了发展。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错误的军事路线，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被迫开始长征。当时，红军炮兵的编成是：红—方面军有三个营，十二个连，即中革军委红星纵队炮兵营，下辖三个炮兵连；红一军团炮兵营，下辖两个炮兵连；红三军团炮兵营，下辖三个炮兵连；红五军团迫击炮兵连；红八军团迫击炮兵连；红九军团迫击炮兵连；干部团特科营迫击炮兵连。红二方面军一个营，下辖一个山炮连和两个迫击炮兵连；红四方面军一个营，下辖五个迫击炮兵连。此外，红十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也有部分迫击炮。长征开始后，由于战斗行动的变换，人员和火炮的减少，中革军委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决定把军直红星纵队迫击炮兵营第一、第二连，调属红三军团。1935年2月，中革军委在鸭溪决定把红三军团炮兵营缩编成一个迫击炮兵连。8月，过草地时，又决定把红—军团炮兵营缩编成一个迫击炮兵连。10月，红一、红三军团两个迫击炮兵连随主力和陕北红十五军团会师；这时，中革军委才决定把这两个迫击炮兵连合编成一个迫击炮兵连，归红—方面军直接指挥：在进入草地前，领导把父亲从军团政治部调出，调到了当时一军团仅存的炮兵连。任务交代得非常清楚：炮不能丢一门，人不能少一个：父亲当即赶到了炮兵连，很快摸清了，炮兵连的现状。炮兵连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从敌人那边解放过来的战士，他们大部分人当炮手，连里、排里的干部大部分也是解放过来的；另一部分是从其他红军连队调过来的，他们大部分身强力壮，多数当弹药手。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8月红军到达草地边缘时，经过10个月的转战，部队减员严重，武器损失更多。特别是炮兵，此刻的炮兵连已是形同虚设，除了几门迫击炮之外，唯一的一门小山炮已没了炮架，弹药已是全无。所以炮兵连的士气从干部到战士都低落到了极点。
　　到炮兵连了解情况之后，父亲立即召开了全连干部会。在会上，既没有进行政治动员，也没有讲形势，只说了一件事就是筹粮。无粮军心乱，有粮军心就有了稳定的条件。父亲提出把上级拨下来的筹粮款全部拿出来，同时动员全连的干部捐款筹粮，还带头捐了一块银元。如果战士愿意捐，连里打借条，等过了草地筹到款后首先还给捐款的战士。全连的干部认同了这办法。开过干部会后，再把全连战士召集到—起，按照在干部会上说的布置了筹粮工作。就这样炮兵连有了一笔比其他连队多的筹粮款，大家都被动员起来筹粮。有了事做，而且这事又关系到全连的生死存亡，大家的积极性都起来了，很快就筹到了一部分粮食，父亲又下发了一道命令，粮食要分到每一个战士和干部手中，而且不入草地不许吃。大家都知道这是救命粮，所以都能够自觉地遵守这条纪律，在进入草地之前连队的炊事班仅给大家煮点野菜充饥。
　　很快，炮兵连就接到了进入草地的命令，由于准备得比较充分，所以在进入草地后干部战士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炮兵连在草地里走了多少天记不清楚，但是有一条父亲记得很清楚，就是他和警卫员从来没有同时合过眼。进入草地之后，他尽量使连队的队形密集一些，这样好与警卫员一眼就能看到全连的人员，夜里总是一个入睡觉一个人睁眼看着。终于走出了草地，父亲清点了一下：人一个不少，炮一门未丢。他放心了，才让全连就地休息。
　　这时谭冠三（后曾任西藏军区政委）也带着他的部队过来了。父亲和谭冠三是在瑞金认识的，两人相见十分高兴，便一同坐在草地上聊起了自湘江之役后的各自经历。两人正说到兴头上，突然谭冠三的警卫员跑过来说敌人来了。父亲和谭冠三顺着警卫员指的方向看去，果然远处出现了敌人的骑兵。父亲告诉我，他当时是急中生智，他这么想：这下子可坏了！部队刚出草地，可以说是疲劳已极，这时候要打一仗，那肯定是凶多吉少：敌人的目的也很明确：要么把这支红军消灭，要么把红军赶回草地。谭冠三把部队做了简单布置，准备和敌人拼一死战。谁都知道这时再退回草地只有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