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抗美援朝战争

方　虹

　　时光荏苒，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转瞬已近66年。我于1950年10月23日入朝，至1954年2月从开城回国，经历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在这一段也算不凡的青春岁月，许多往事，至今仍记忆犹新，令人回味。

从解放军到志愿军

　　1949年2月，北京解放后我离开北京大学，参加四野政治部南下工作团。在东四头条华文学校，有幸多次聆听陶铸（时任四野政治部副主任）所作的深入浅出、生动风趣、鼓舞人心、引人入胜的报告。9月，我在鸡公山被分配到四野政治部组织部任工作员。杜平时任组织部长。1950年4月，他被任命为十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调我任其机要秘书。时十三兵团下辖三十八军驻河南信阳，三十九军驻河南漯河，四十军预定驻洛阳，当时还在海南岛前线。兵团部驻郑州。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我们即于7月29日离郑北上，8月2日作为东北边防军到达驻地安东（今丹东）。三十八、三十九军也分头北上，四十军则从海南岛直接拉到安东。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把一路胜利南下的朝鲜人民军拦腰斩断，朝鲜战局顿时逆转。麦克阿瑟扬言进军鸭绿江畔，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在战火烧近我国门的危急情况下，我们于10月中旬以志愿军名义入朝（部队着装与人民军相同）。我是10月23日随杜平乘吉普车从长甸河口过江的，第一个驻地叫大榆洞。十三兵团领导机关升格为志愿军司令部。到这里后我才知道司令员是彭德怀。杜平身为政治部的首长，在朝期间，一直住在司令部附近，与彭德怀、邓华、洪学智、解方为邻，因此我有机会与这些首长有所接触。我们驻地是一个金矿，当时尚未完全停产。一些工房成为我们的住所。我和邓华的秘书及警卫员们住一间石头墙、铁皮顶的房子，房前有一块小平地。房子的山墙头有一间不大的木屋，洪学智和杜平就住在里面。石房左面，有一排平房，与石房呈L型，那是作战处所在。邓华、解方就住在这里。从小木屋的侧面下一个小坡，有一块较大的平地。山坡下，有一栋房子，面对着一个矿洞，是个极好的防空洞。彭老总的住处和办公室就在这里。
　　入朝后，志愿军司令部移防多次（玉泉站、君子里、空司洞、桧仓等），有的是铁路隧道，有的是金矿、铜矿、铁矿等矿山所在地。志司（志愿军司令部）充分利用了矿洞作为安全牢固的防空设施。

志司首次被炸

　　我们在国内打仗几十年。这次出国作战，可谓“人地两生”“两眼一摸黑”。保密工作受到极大挑战。
　　我们的驻地，经过拉锯战后，地方政权完全瘫痪，我们很难分辨当地居民的忠奸良莠。夜间，驻地上空不时出现信号弹。据说，美军为了获取情报，派大量老百姓充当特工，采取“广种薄收”的方法。老百姓送回情报有偿，被抓也无所谓。这就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危害。我们每次一移防，次日早晨就会有敌机来骚扰轰炸并散发传单。可见其情报之灵，反应速度之快。
　　另一方面，志司机关太大，许多迹象很容易被有心人察觉。如小吉普车多、警卫员多（他们身挎双枪：一把驳壳枪，一枝卡宾枪，并身围装满弹匣“转带”）、戴眼镜的多（文职人员）、女性多（译电员），凡此种种，很难隐蔽。加之入朝之初，保密意识弱、措施不够强也是个问题。
　　11月24日下午，两架美机在志司驻地上空盘旋侦察，这个不祥征兆引起领导的重视，决定次日提早开饭，疏散防空。
　　25日一大早，我就独自离开住处，走向后山的政治部驻地，在一个不大的山洞里躲着。因为无所事事，不觉竟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一阵隆隆的轰炸声把我惊醒。我走出山洞一看，只见对面山沟的树丛里（那里是一条小街）浓烟冲天。爬上山头，往住所方向一看，浓烟滚滚，一片火海，所有的工房都已化为灰烬。我急忙跑下山，来到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原来的一切荡然无存，只有烧得焦黑的余烬在冒烟。不远处，只见彭老总的朝鲜族警卫员（彭从西北带来两名贴身警卫，入朝后为了方便，又配了一名东北朝鲜族会朝语的警卫，其人个子高高的，文静清秀）正用矿山救火工具（长木杆头上有一铁钩）在扒一具已经烧焦的遗体。后来得知，那就是毛岸英。
　　毛岸英是怎么随彭老总入朝的，我是回国后才从李健编著的《红墙记事》中知道的。在大榆洞驻地，我曾两次见过他，但我们并没有打过交道。
　　第一次是有天早上，我在所住的石屋门前看见一个高个子、宽额头的人在院子里练体操，此前我没有见过这类体操，觉得很新奇，就问警卫员这人是谁，警卫员告诉我，他是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这算是初识。后来，有个部队把一名美军俘虏押来志司驻地。听说毛岸英将去审讯他。我也跟着去了现场。他在苏多年，精通俄语也略通英语。他问了几句，俘虏就被带走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
　　志司被炸的情况，我是从警卫员口中得知的。那天上午10点多钟，4架美机飞临驻地上空，没有盘旋，扔下大量凝固汽油弹后就扬长而去。这种汽油弹是威力十分强大的燃烧弹，里面装的是一种极其粘稠的黑色胶状物，炸开后四处飞溅，附着在任何物体上都熊熊燃烧，形成一片火海。即或是溅落到水面，也浮在上面燃烧。因此，被炸之处毫无逃生的可能。
　　当飞机临近时，警卫员们都极其勇敢机智，他们迅速、不由分说地把各自的首长“挟持”到防空洞（矿洞）里，连行李也一起随之掩蔽起来。而正在木屋内值班的毛岸英和高瑞欣未能及时逃离。不幸这些凝固汽油弹正中面积不大的建筑群，悲剧形成。
　　被炸当晚，整个志司首长都没了安身之地。幸好不远处有一个长长的、干燥的下水隧道，所有首长和作战处都暂避其中。志司四处很快就把隧道用苇席隔成一排单间，旁边留一通道。杜平和我也分得一间，他睡行军床，我用两只草袋搭个地铺（朝鲜出稻米，草袋是最普遍的包装工具，我一直用它当“铺”）。在这里，向中央拍发了报告志司被炸的电报。

工作、生活在矿山洞里

　　司令部除了第二个驻地玉泉站是个铁路隧道外，其余都是矿山山洞。这得益于朝鲜矿山多，矿洞既长又大，是再好不过的防空设施，只是有些阴冷潮湿。
　　入朝之初，在矿洞里完全靠蜡烛照明，光线暗淡，一天下来，两个鼻孔全是黑的，全靠钟表判定晨昏。只有傍晚时能到洞口透透风，呼吸一点清新空气。看到晴空下的一抹斜阳，感觉真是美极了。
　　后来，条件不断改善。工兵们将洞用木板加以装修、隔断，以利首长们的生活。而且通了电，可以照明取暖。日本占领朝鲜时期，在鸭绿江上修了水丰电站，解放后中朝共管共享，战时并未遭到破坏，一直发着电，只是偶尔因输电线路被炸而临时停电。朝鲜盛产落叶松，又直又粗，是很好的建材。由于有电，工兵很方便就能把它们制成板材。再后来，又在矿洞口为杜平建了个小木屋办公，既干燥又透光通风，还十分安全，一有情况就可转入洞中。有的首长的木屋建在距洞口不远处的山坡边，甘泗淇住的就是这样的房子。
　　到了桧仓，为了调剂首长们的生活，总政有时会派小放映队，带上几部苏联影片来为首长们放映，地点就在彭老总的办公洞，因为那里比较大。我们这些小秘书、小参谋和警卫员们可以“蹭”着看。我在那里看过《列宁在1918》《红梅花开》《攻克柏林》等影片。彭老总的办公洞里，挂着五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有一条曲折的毛线绳，标明作战双方的接触线，线的两边插着密密麻麻的各种小旗（长方形或三角形等），上面用各色笔标明部队的番号。有时地图还用布帘遮着，在这样极端机密的场所放电影，似乎不可思议，却是事实。

烈士长眠长津湖畔

　　第一批入朝的部队还包括华东来的、宋时轮率领的九兵团，下辖十二、十五、二十军（后来陆续有华北、西南、西北的部队入朝参战）。他们本在海边进行渡海、登陆训练，为解放台湾备战，在紧急情势下仓促北上。他们的战区是北朝鲜东部海拔更高的长津湖一带。
　　这支南方部队不善寒区作战，也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和素养，而御寒装备又尚未全部到位。那年冬天特别冷，达到零下40度。因此冻伤、致残的非战斗减员时有发生。
　　他们的对手是美军陆战一师，战斗力极强。战斗打得极其艰苦困难，惨烈悲壮。有的战士在冲锋的半途中侧卧后再没能爬起来；有的战士举手投手榴弹，竟被冻成一尊“冰雕”。其英勇、壮烈之状，令人敬佩，催人泪下。战争的胜利，就是这些无名英雄的鲜血和生命筑成的。这些烈士长眠在了长津湖畔。
　　经过战士们奋不顾身、浴血奋战，终于遏制了敌人猖狂北进的势头，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后来，美国人都感叹：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斗！

几则影响较深的电文

　　其一是毛岸英牺牲的当晚，在给中央报告的电文初稿中，有两点我记忆较深：一是说马克思在天有灵，彭老总安然；二是今后彭老总的安全，由志愿军党委负责。因彭老总不愿意跑防空洞，而他又是最高领导。只有以此来“约束”他，以确保安全。电报最后不是从政治部发出的，因此定稿我未见到。
　　其二是有关“万岁军”的由来。第一战役，三十八军因不够放手，成绩欠佳，受到彭老总批评。第二战役，他们放开手脚，大胆穿插迂回、分割包围，战果硕然。战后由政治部起草了一份嘉奖令，送彭老总审批。他在电文的最后加了一句“三十八军万岁”。电报发出后，三十八军上下群情振奋，欣喜异常。后来，三十八军行军时，与友邻部队路遇，当对方问及是哪部分时，他们十分自豪地答称：“我们是万岁军。”“万岁军”由此叫开。
　　其三是有关罗盛教。1951年开始了开城的谈判，杜平去了开城，甘泗淇调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由于我对政治部电报管理业务较熟悉，故让我留在政治部甘主任处。这样我就到他的住处工作。大概在1952年，四十七军政治部发来一电，报告有名战士罗盛教为救落水少年不幸牺牲。甘阅后并无特34别批示。其后李贞（甘的夫人，时任志政秘书长，是后来授衔时的第一位女少将）看后深受感动，于是她就批示：“请将情节进一步调查清楚并详情电告。”罗盛教的事迹由此宣传开来。

从志政到西海指，再到开城

　　1952年甘泗淇调回北京任总政副主任。由于开城谈判陷于停滞状态，杜平又回到志政，我又回到他身边工作。
　　年底，为了预防敌人可能再次发动仁川式登陆，志愿军司令部组建了一个派出机构——西海岸指挥部（简称西海指），邓华任司令员兼政委，杜平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那里也是一个废弃的矿山洞。部队在西海岸一线抓紧进行反登陆、防空降训练。上面发来许多二战欧洲战场诺曼底登陆的有关资料，供领导参考。
　　这里有一个很深的矿洞，又高又宽，像个小剧场。经过装修，下面还有一排排长木凳。3月份在这里举行了追悼斯大林逝世的报告会。
　　不久，开城谈判恢复且进展神速。杜平又被派回开城，任开城谈判代表团政治部主任。我当时因病未能随行。直到5月初，我才被接到开城。
　　开城被划定为中立区，白天有气球升空，夜间有探照灯照明，双方武装力量均不得进入，板门店桥的中线为双方分界线。
　　谈判代表团机构庞杂，人员众多，都住在民房里。这里还剩有一点城镇的模样，房舍还不少。杜平就住在一个独立的农家小院。这里的电报、文件都比较多，除志政的外，还有外交部的，总参的……每天会谈发言稿的预案就有一大摞。
　　我方一线谈判的“后台”是李克农和乔冠华，为了保密，他们被称为“李队长”和“乔指导员”。乔是著名才子，清瘦修长的个子，腰稍有点弯，戴一副黑框眼镜。有时会拿一根手杖，但并不拄着，而是扛在肩上，显得十分潇洒，一派名士风度。
　　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双方终于达成停战协议，在原三八线附近，划定了军事分界线，不过这已不是原来那条平直的纬线，而是一条东端向北稍凸、西端向南稍移的曲线。以产人参著名的历史古城——开城就在这条曲线上。
　　打了37个月的朝鲜战争（抗美援朝33个月），停战协定于1953年7月27日签字。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未取得胜利的协议上签字。有的美国人还说：这是在错误的时间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不管怎样，战争终于结束了，和平降临了！这是一个举世瞩目、万众欢腾、激动人心的日子。那天，在人参场的广场上，召开了军民参加的庆祝大会。晚上，在商业学校礼堂，人民军协奏团（文工团）举办了歌舞晚会，彭老总亲临会场。
　　在谈判还在进行的过程中，代表团就组建了遣俘处，研究安排接收被俘人员事宜。志政秘书处处长王健兼任遣俘处处长。我虽在杜平身边工作，但行政、组织关系均隶属于秘书处，所以王健向杜平提出，希望我到他那里工作。大概在6月份，我就到了遣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