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断臂瓦屋塘——我的父亲贺炳炎长征之路

贺北生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抗击国民党80个团的“围剿”中，很好地执行了策应中央红军转移的任务后，为保存力量，奉中央命令从湖南省桑植县刘家坪出发冲出敌人包围，向西突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我的父亲贺炳炎，当时在红五师担任师长。

激战瓦屋塘身负重伤

　　为保证大队人马能够顺利通过湘黔边界，总指挥部命令红五师担任后卫，堵截敌人的“追剿”部队。国民党第六十二师企图拦击西进的红军部队，当我父亲率领红五师赶到瓦屋塘时，战斗已经打响了。敌人抢先占领了东山头，向我军先头部队疯狂阻击，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父亲急跑几步，站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观察战争态势，他发现敌人虽处于优势，但未构筑工事，立足未稳，便果断命令号兵：“吹冲锋号！全师向东山头攻击，越快越好！”
　　特务队长老杨，没有理解我父亲的意图，插嘴说：“师长，我们任务是后卫啊！”
　　“鬼扯！”我父亲圆睁着双眼大声吼道，“战场上分什么前锋、后卫？枪一响，哪个上去有利，哪个就上，不能错过有利的战机！”
　　师参谋长王尚荣深知父亲的秉性，看出了我父亲的意图，只要对整个战斗有利，父亲是从来不考虑个人与本队伍的得失的。他补充说：“对！敌人立足未稳，我们可以趁机打他个措手不及！”
　　五师按照我父亲的指令，向东山头发起了冲击。我父亲和特务队冲在最前面。这里是断层山脉地带，敌六十二师占据的东山，相对高度在六百米以上，四面又都是六七十度的陡坡与峭壁，是个易守难攻的阵地。我父亲仔细察看了一番地形，招来团以上干部，风趣地说：“我们家乡有句俗语，杠子怕‘痞子’，痞子怕‘绵缠’。我们今天就打个绵缠战！把他们死死缠在这里，让大部队顺利通过瓦屋塘，你们有没有信心打赢这个仗？”“有！有！”大家都信心十足。“泰山不是堆的，牛皮不是吹的”，我父亲用力挥动右臂，激将似地说:“真有信心，还是假有？要看我们的行动。看我们能不能缠住他！”
　　我父亲交代完各部队的进攻路线，挥着手枪，加入特务队的进攻行列。机枪嗒嗒叫，吐着一串串火舌，飞向敌军阵地，手榴弹轰隆轰隆响，尽在敌人屁股后面大开花。刚攀上山顶，正在拦击正面的红军先锋部队进攻，喘息未定的敌六十二师，没料到屁股后面起了火，只好放弃瓦屋塘正面的拦击，集中全部力量对付偷袭他们后路的红五师。红五师从后面吸引敌人火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当敌六十二师敌人凭借优势地形，居高临下，一边放枪，一边呜里哇啦叫，潮水般地向下涌来。轰！一颗手榴弹在我父亲身边不远处爆炸，气浪把他和警卫员掀倒在地。幸好，他们没有受伤，只是我父亲的裤子被弹片穿了一个洞。但是，手榴弹却击中了红军的机枪手，那挺封锁敌人的机枪哑了。
　　我父亲从地上一跃而起，扑向机枪。这时另一个赶到的机枪手推开我父亲，抱着机枪向敌人扫射。不多久，新上去的机枪手又倒在血泊中了！敌人正趁机通过红军阵地。我父亲收起短枪，怒骂着抱起机枪，没命地扫着……一排敌人倒下去了，又一排敌人倒下去了！敌人掉头又往山上跑。
　　这时，突然从侧面飞来一梭子子弹，正打在我父亲右臂上，他的手臂立即垂了下来，鲜血像泉水一样往外涌，顷刻，棉衣袖筒被浸透了血，血滴滴答答往地下掉。父亲昏迷了过去。“师长！”警卫员惊呼起来，王尚荣参谋长闻讯赶了过来，他抱起我父亲，惊慌失措地大叫：“师长，您怎么了？……”我父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见了参谋长吃力地说：“放下我……指挥部队，再坚持半小时……”王参谋长看到我父亲血肉模糊的右臂，大声命令，“快送卫生部，找贺彪部长！”

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骨头！

　　贺彪是红二方面军第四师卫生部部长，也是当时部队技术水平很高的外科医生，他听说我父亲负伤，拔腿奔向火线。我父亲不但是他尊敬的战友，还是他最亲密的朋友。贺彪远远看到抬着担架飞跑的人们，便扯着嗓子大喊：“是哪个？真是贺师长吗？”我父亲的警卫员扑向贺彪，放声大哭：“好部长，您快救我们师长吧！您一定要救活……”贺彪立即组织人员对我父亲进行紧急救治，并说：“立即报告贺老总！贺师长伤势很重，右臂可能保不住了！”
　　当时贺龙随着总部机关，已经离开瓦屋塘向西疾进。听到我父亲负重伤的消息，二话没说，扭转马头便往回赶，贺龙回到战地临时救护所瓦屋塘，径直奔到我父亲的担架前。这时父亲在贺彪的亲自救护下，伤口不再淌血了，人也清醒了。他看到总指挥，强忍着钻心的疼痛，微微笑着说：“没关系……胳膊挂了花……”一直守在父亲身边的贺彪，沉痛地说：“是汤姆子弹打的。弹头在臂大骨处炸开的。右臂的骨头全打碎了，血快流干了，差点送了命，还说没关系？”“右手臂断了吗？”贺龙看着我父亲血肉模糊的右臂，焦急地问贺彪，“是的，大骨头炸了个大洞，断了……一半骨头也碎了，还翘起了一大块。只有几根筋连着，土和棉花全在受伤的肌肉上。”“右臂留不住了……要锯掉！……”“不！”我父亲突然喊了起来，“不能锯！我不能没有右手，我还要打仗啊……”
　　为了不使我父亲受刺激，贺龙把贺彪拉到老乡家，抱着一丝希望地问：“能不能想办法接好呢？他不能没有手臂啊！”贺彪沉痛地说：“贺炳炎同志的手是没有办法保住的。不要说我们这里条件差没有办法，就是到汉口或上海，也没有办法保得住的啊！”少顷，贺龙又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帮他做手术？”贺彪回答：“要锯掉手臂，越快越好！防止伤口感染！”“做这样的手术，要多少时间？”“三个钟头！”“好！”贺龙立即命令，“到前方传我的命令，一定坚持再打三个小时，保证贺师长做手术的时间！”他又转身问贺彪：“手术器械与药品，都齐全吗？”贺彪为难地说:“医院已转移了，器械和麻药都没有。”贺龙痛心地说，“要从活人身上锯下手臂，没有麻药，怎么行？用铁锯子在皮肉筋骨上拉来拉去，搞两三个小时，人受得了么？”“实在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啊……”贺彪愧疚地解释说，“贺师长是个很顽强的人，只要我们动作快，问题可能不大……”“什么叫可能不大？”贺龙发急地说：“我对你讲，贺炳炎交给你，胳膊可以锯掉，命一定要保住！一定的，不能含糊！”
　　送走贺彪，贺龙走近我父亲的担架，俯在我父亲肩头，轻声说：“炳炎，孩子！医生马上要给你做手术。你的手臂打断了，保不住，不锯掉，发了炎，就要丢命……”贺总指挥难过得说不下去。我父亲反而安慰说：“老总，莫难过，叫贺彪来锯吧！锯了右手，我还有一只左手，仍能打仗啊！”面对这乐观而坚强的战士，贺龙激动得热泪滚滚，他抚摸我父亲的额头，无比愧疚地说：“孩子，太难为你了。手术器械没有，麻药也没有，这手术又不能再拖……”
　　正说着，贺彪带着助手走了过来。他指挥战士们把老乡家一把木工钢锯抬到担架旁搁着。他泪流满面地走近我父亲，轻声说：“老伙计，我们开始做吧……”为了做好这没有麻药的手术，他叫五六个战士把我父亲捆绑在门板上，我父亲锯臂的手术就在瓦屋塘这老百姓草房门口的房檐下开始了。
　　我父亲说：“把毛巾塞在我嘴里！让我咬住一块毛巾忍痛。你尽管大胆做手术吧！”关向应政委说：“贺炳炎同志，我和贺总在外面等着，你要忍受每一分痛苦，我们一定活着去见毛主席！”
　　东山头的战斗还在进行着。为了给我父亲赢得手术时间，贺龙调来部队亲自指挥，死死缠住东山的敌人。枪声、爆炸声就在手术桌外不到百步处响着，弹头和弹片不时落到房顶上。大家都劝贺老总离开瓦屋塘，可他坚决不走。经过贺彪和助手章德炎历时两小时二十分钟的努力，锯臂手术终于结束了。贺彪用衣袖抹着脸上的汗珠，他盯着我父亲满头大汗的脸，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两个多小时的锯呀，锉呀，全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进行的。在钻心彻骨的疼痛面前，父亲连哼都不肯哼一声啊！好一个铁打的硬汉子啊！
　　手术结束后，贺龙和关向应又来到我父亲身边，轻轻地替他擦汗，俯在他耳朵边亲切地说：“炳炎，好孩子，好样的，你真的挺过来了！”我父亲吐出嘴里的毛巾，看了看失去的右臂，含着眼泪问贺龙。“我还能打仗吗？”“为什么不能打仗？你还有左手嘛，照样可以骑马、打枪嘛！”贺龙坚定地说。
　　贺龙从手术盘里拿起锯下的残臂，口里喃喃地说：“这是贺炳炎的手臂……还是活的……”他又从盘里夹起几块碎骨头，用手绢包了起来，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这是贺炳炎的骨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骨头！”
　　红军队伍顺利撤离了瓦屋塘，向西挺进。我父亲躺在担架上，贺龙扶着担架，紧跟在他身边。父亲很虚弱，可是一路唱着他最爱唱的歌：要吃辣子不怕辣，要干革命不怕杀，横下心来斗白匪，掉了脑壳碗大个疤……

驰骋疆场的“一把手”

　　手术后父亲只在担架上躺了六天，便又下地指挥战斗。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甘孜城会师后，继续北上，向雪山草地开进。
　　我父亲本来已残疾，不仅不要别人照顾，反而又调任六师师长，负责全军的收尾工作。当后卫，既要挡住追击的敌军，还要收容大部队掉队的伤病员。前面的部队已把能吃的野菜都挖光了，后卫队要填肚子只好向地下发展，挖野菜根。师特务队的几个小战士挖不到野菜根，便一个个噘着嘴，赌气不挖了。看着这些可爱的小战士，我父亲将右臂的空袖管朝他们面前一甩，鼓励他们说：“同志哥哟，你们看，我一只胳膊，还要活着出去打天下，你们比我年轻，手脚又灵活，一定能看到革命成功，看到共产主义。”小战士们看到我父亲甩过去的空袖子，先是一愣，接着噘嘴变成咧嘴，连跳带蹦地找草根去了。
　　红军忍饥挨饿继续行走，被噶曲河挡住去路，又赶上山洪暴发，浪涛卷着枯树杂草像脱缰的野马，咆哮着、翻滚着顺河而下，西北风嗖嗖地抽打着指战员的脸颊。面对精疲力竭，又饥又饿的官兵，望着翻滚的河水，我父亲深知情况险峻，如不一鼓作气，在天黑前组织部队渡过河去，部队不是在晚上被冻死、饿死，便是被追上来的敌人咬住。为此，我父亲从部队中挑选了20多名身体较好的官兵，组成先锋队，下水探路。随之他又招呼官兵解下绑腿带，编成一根缆索横在河上，大家拉着缆索过河。我父亲的马上驮着一位饿昏了的战士，他自己跟在马后，用仅有的一只手紧紧抓着缆索，一步一步艰难地向河心走。突然，一个大浪袭来，走在中间的一头骡子被浪水灌得受了惊，一个纵身，把背上的病号甩进河里，恶浪卷着病号下沉。救人要紧。父亲松开缆索，用一只胳膊划着水，奋力向落水者游去。不料，一只胳膊划水，身体失去平衡，他也被卷进恶浪中。“贺师长，当心！”“贺师长，坚持住！……”站在岸上的官兵焦急地大喊。“嗵！嗵！”五六个识水性的小战士，跳下水，奔向河心，并迅速围成圆圈截住了落水者和我父亲……
　　部队天天行军，脚底板磨地，草鞋破得很快。鞋是指战员生活、战斗的必备品，行军打仗人人肩上都背着一串串。我父亲失去右臂，所需草鞋都是身边的战士供给。一天宿营，他看到通信员打草鞋时，打着打着睡着了，心里很难过。于是，他便试着用牙齿和左手、双脚，配合着打草鞋。万事开头难，身体零件不健全的人就更难。初学打草鞋，不是牙齿咬了手，便是牙齿用力不均拉断了草绳，就这样紧打慢打，一个晚上也打不了一只。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半个多月时间的练习，他终于学会了打草鞋，且越打越熟练，等部队过雪山时他的草鞋不仅能自给，而且还隔三岔五地接济那些因作战任务重，没顾上打草鞋的战士。至于在打草鞋上，我父亲下了多少苦功，流了多少汗水，就像天上的星星，谁都看得见谁也说不清，但有一条却很清楚，就是他的门牙在打草鞋抽拉绳索中留下了深深的豁口。
　　1936年10月20日，我父亲带领红六师随红二方面军部队胜利到达甘肃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同，完成了艰苦的长征。
　　（作者是贺炳炎之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休干所原师职干部，摘自《百年潮》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