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南昌起义前后的片段回忆

詹 明

　　我于1909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淋山河詹家嘴一个渔民家庭，祖父詹道贵、父亲詹重春都以捕鱼为业，兼种干地几分。家有破房两小间，除作为父母及我兄弟五人寝室外，还做厨房。家境贫寒，难以度日。1919年，我大哥詹子益与李家集胡相臣在淋山河合伙开一中药店，借了一部分债，并向批发中药材行循环赊欠药材。从此我家生活得以维持。我自11岁时起，在家乡及外祖父家读私塾。1924年秋，改名詹超，在公立中学读书，只交伙食费不交学费，至1926年春，因交不起伙食费而辍学，在中药店当学徒。
　　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我家乡淋山河村建立了革命群众组织，我大哥参加了革命，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我参加了儿童团。由于我工作积极，1927年春，中共地下党淋山河负责人喻义主动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区支部书记。当时，因每天忙于工作，极少过组织生活，半年之中只开过一两次会议，加之又无文件及书籍学习，因而对革命理论全不知晓，只知道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故认为共产主义很好，因而工作更加积极。
　　1927年夏季，大革命失败。过后不久，反动派实行报复，打毁区农民协会，杀伤省农协特派员许子云同志，其他同志都因公离区，我于当晚去磙子河村农协召集会员，于次晨返回区农协，召集群众大会，决议捉拿凶手，区农协得以恢复。由于当地土豪劣绅对我切齿痛恨，我不能在家立足，组织上介绍我到第二十军教导团第二中队六队当学生兵（当时军长是贺龙）。
　　南昌起义前，我们学生兵在江西涂家埠铁路大桥旁驻扎时，仅学习实弹射击一周多，即开赴南昌城，进驻大营房内，以后又移驻顺化门外新营房。8月1日凌晨，当队长带队向敌人进攻时，为了战斗胜利，同志们斗志昂扬，奋勇向前，经过较短时间的战斗，即解除新营房驻扎的朱培德所辖的一部分武装力量。
　　由江西抚州南下广州途中，即使在没有与敌人战斗时，也是经常淋雨露营，吃冷饭，喝冷水，有时还要挨饿，天气炎热，因此我们队伍中患病的不少，我因患病多日，身体虚弱。但在行军途中，当唱起革命歌曲“少年先锋队”（我回忆歌词中的一段是：看我们高举鲜红的旗帜，同志们快来，快来同我们努力建设劳动共和国，劳动者作了世界主人翁，人类才能走入大同。战斗啊，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战斗啊，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时，我精神焕发，不觉疲劳，步履轻快，从未落伍掉队。打起仗来还是勇敢向前。起义军南下广东，途经福建省长汀时，该地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我们第二十军教导团第二中队全体人员参加了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该地各界群众数千人。恽代英出席讲话，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亦庄亦谐的话语深得大多数到会者的好评。
　　8月下旬，前委决定集中全力歼灭钱大钧的部队，我们第二十军教导团同其他兄弟部队，奉命向会昌之敌进攻。战前整夜急行军，于次日早晨到达阵地，上午即向敌人发起总攻，战斗非常激烈，我方伤亡很重。但由于朱德军长指挥有方，各官兵奋不顾身，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经过一场激战，至下午终使钱大钧部全线崩溃，打了一个大胜仗。战斗将近结束时，我奉派和其他同志，由团部参谋指挥，共同把我们受伤的侯镜如团长抬送到团部临时驻地。
　　到达广东潮州后不几日，我队曾于夜间乘火车到汕头，协助兄弟部队担任防守任务，两日后，因敌军向潮州调动，企图消灭我军，我队又于夜间乘火车回潮州，在次日上午即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终因敌众我寡，敌强我弱，以致失败。我参加起义后，随军进入广东潮州时，全团瓦解，只剩我和其他二三十人突围，以后在福建边境与朱德所率部队尚存同志会合一起，至江西大余县时，由某首长（以往不认识）将我们三四十人与朱德同志分开，向湖南行进。至永兴县某地，在夜间我们一班人（5人）在外放哨，至天将亮时，另有一班人来到哨所说：在夜间作战，他们与大队失去联系，现在不知大队去向。后由两个班长决定，即时离开该地。两班会合一起，行走两天后，那一班的班长要我们班把枪交给他们，我们班长认为他们的人多，我们的人少，而且他们都是湖南人，所以就把枪交给他们了。而我们5人都是湖北黄冈人，只有决定回家。到湖南长沙后，我身上钱已用尽，饥寒交迫，他们4人睹此情景，也无力对我照顾，因此丢我而去。当时我走投无路，忽然想起老同学胡斌，他家在长沙开旅馆，于是即去他家。与胡斌初见面时，他比较热情，招待住食，后因我告诉他，我在家乡参加革命，随军去广东失败而来此地，他即对我冷淡，幸而看在同学情面，未下逐客令。当时因蒋介石打唐生智，去武汉交通断绝，待一月以后战事停止，交通恢复，由胡斌家的旅馆写介绍信，免费搭乘小火轮回武汉。在途中天下大雪，身着单衣，寒风刺骨，夜间走进客舱内，坐在走道上，想避避寒，而舱内旅客疑我为小偷，将我赶出舱外。我又到烧开水房，苦求烧开水工人答应我坐在炉旁，得以取暖。至汉口后，我即步行两天回黄冈，因身无分文，只得忍饥挨饿，夜宿路旁草堆内。到了黄冈，不敢回家，乃至我大哥岳丈方高坪处，在这里见到我大哥詹子益，他也由广东失败后先我回黄冈，并知土豪劣绅烧毁了我家房屋，抢走了我家与人合伙开的药店全部财产。同时也知道他与组织联系上了，准备把我们保存的3支长短枪交给组织（后已交给）。在两次夜间，他曾带我去参加党的地下组织会议。以后我因周身患脓疱疮，行动不便，组织上叫我离开到亲戚家隐藏治疗。至1928年3月上旬，我病已愈，准备归队继续参加战斗，回家后，见我大哥躲藏在被土豪烧毁的破屋内，他对我说：县内东乡领导人胡亮寅私心杂念很重，派性观念浓厚，同西乡领导人陈学渭不和，借故枪杀了陈学渭，并把西乡其他人（包括我大哥在内）的枪已缴了，强迫离开队伍，因此他才回家的。我听后极为愤慨，想我们为革命已付出很大代价，既然土豪劣绅反攻倒算，大家应该团结对敌，不能同室操戈，削弱革命力量，而使敌人气焰嚣张，这样怎么能取得革命胜利！过了十几天后，我四哥在夜间回家对大哥说：“童启竹讲，国民党军队捉住洪良栋（共产党员），现洪良栋带领国民党军队要来捉你们，你们赶快离家逃跑。”于是我和大哥逃至野外，在麦地里坐了一天，烈日当头，又饥又渴，到夜深才潜去我亲戚家，请我亲戚到我家拿了3元钱作路费，离开家乡到武昌喻义同志家中。我大哥曾到武昌找组织3次，都未联系上，从此我们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当时想回家但不能，想找组织又联系不上，而喻义家境贫困，也不能长期供我们吃住，在此情况下，我和大哥商定：为了避免家乡土豪劣绅发现行踪，只有改名换姓，在外谋生，继续寻找组织。
　　1929年2月，我二舅父胡奉珊以亲戚关系，介绍我到湖北宜昌宜夔铁路保管处当小工，帮做文书工作。去宜昌路过汉口时，听我四哥讲，我和大哥逃出后，土豪劣绅把我母亲捉去坐牢，要她交出我兄弟二人，家中人都四散分离。我们因参加革命连累母亲受罪，心里十分难过，要报仇，没有力量，想找组织又联系不上，精神非常痛苦。1930年秋，由大哥的学生江阳卿（他此时在汉口军政部第二后方医院任三等军医佐军医）以私人名义介绍我到该院当看护下士。至1931年秋季，接大哥来信，去湖北广水我大哥与人伙开的东南医院做医生。至1933年春节，我表兄胡越介绍我去第九十八师第五八三团卫生队任军医。至1936年秋，又去东南医院做医生，在此与王凤祥结婚。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第五十三后方医院任一等军医佐军医，后又至重庆北温泉陆军制药研究所生理室任助理员。1945年去四川南溪第二残废军人教养院诊疗股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我四哥来信说，大哥被詹汉林（伪鄂东行辕中尉副官）指控为新四军共产党员，被捕整死在狱中。闻之悲痛愤慨之至。1948年春，教养院迁至乐山苏稽场，诊疗股住在水口场附近。至1950年4月份，该院奉令撤销解散。遂由乐山专署介绍我到专署医院任护理主任。这时，我才敢对妻子王凤祥讲明我以往在家乡参加革命的经历。
　　注：詹明，原名詹超，1909年8月20日生，湖北黄冈人。1926年9月至1927年5月任共青团淋山河区支部书记。七一五汪精卫政变后，詹明与其大哥詹子益（时任湖北省农民协会特派员）遭通缉，遂由组织介绍赶赴南昌，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詹氏兄弟遭到土豪劣绅残酷报复，詹明不得不隐姓埋名，流落他乡。1930年开始学医。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军政部第五十三后方医院、第二残废军人教养院等机构从事医疗工作。1950年任四川省乐山专署医院护理主任，1950年至1954年任四川省沐川县卫生院代理院长，1954年至1977年任四川省青神县人民医院主治医师，其间任三届县政协委员。1997年12月21日病逝，享年89岁。詹明生前撰写了革命回忆录十余篇，为编写地方党史提供了珍贵资料。这篇《我参加南昌起义的前后片段回忆》，是由詹明子女詹虎、詹旭、詹梅根据《詹明自传》和《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前后片段回忆》等遗稿整理而成。
　　（摘自《党史文苑》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