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黄华做秘书

徐晓东

　　我是1983年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处工作的。原来黄华准备请外交部的叶弘良做他的秘书，监管外事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后因情况变化，叶弘良没来人大常委会工作，我被推荐为黄华的秘书。1983年8月初，我正式到人大常委会上班。
　　这次变换工作，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以后将近三十年，我都没有离开全国人大，直到退休。这也是我一生中进步最大、收获最多的时期，一切都始自于跟随黄华工作。黄华是我的领导，也是导师。从黄华身上学到的高贵品德和精神，至今还在激励我前进。

搬到人民大会堂办公

　　不再担任外交部部长后，黄华当时仍是国务委员，考虑不久就会到全国人大工作，便决定不去国务院办公而在家里过渡一下。当时黄华住外交部报房胡同宿舍，这是他担任司长、大使时一直住的房子。外交部的宿舍非常紧张，他兼任外长，不愿单独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虽然当了副总理也没有搬家。黄华家里人口多，没有办公的条件，更不要说为秘书提供办公室。叶弘良仍在外交部上班，与副部长韩叙的秘书共用一间办公室。我去黄华处工作后，只能与叶弘良挤在一间小办公室。黄华即向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提出希望全国人大办公厅提供办公室。六届全国人大之前，全国人大办公厅一般不为副委员长们提供办公室。根据彭真的指示，1983年年底全国人大办公厅在人民大会堂腾出来一些房间，作为黄华与其他的副委员长的办公室。黄华的办公室在三段二层西端，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值班室相邻，对面是秘书局会务处。
　　当时，副委员长的秘书们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四位副委员长—耿飚、廖汉生、韩先楚、黄华的秘书合用一个大房间，因为有的首长有两个秘书，里面摆了八张桌子。

遗忘文件，受到黄华温和批评

　　1983年9月，黄华应邀出席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全会。由于疏忽，我竟然犯了一件令我一生难忘的大错。
　　开会期间，我每天回办公室取文件送黄华阅，由于是参阅件，不需要登记。每天送去多少，取回多少，都没有记录。究竟带来多少材料，是否带回去了，心里没有数。会议结束清理文件时，我只检查了桌子抽屉。《军情通报》等一些参阅件被放在床头柜的小抽屉里。我没有检查床头柜，便随黄华离开京西宾馆。会后不久，我接到中央保密委员会的电话，称康一民同志（中央保密委员会副主任）约见黄华同志。黄华从中南海回来后，将几份文件交给我，我才知道，我们离开后，京西宾馆的服务员在房间发现了这些文件，交到了会务组，会务组又将文件送到保密委员会。
　　我作为机要秘书，首要的工作是保管好文件。发生遗忘文件的事情使我非常地紧张，不知如何是好。黄华没有说更多的话，只告诉我今后要对文件多加注意。这件事给我很大教育，保密工作非常的繁琐，一点也不能马虎。黄华认真而又温和的批评使我对他的为人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对工作要求很严格，但对干部也非常地关心和爱护。
　　后来中央保密委员会发了文件，对丢失文件的情况进行了通报。这个通报我至今还记得。后来，我再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

关心国家的发展，引进心脏搭桥手术

　　黄华非常注意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推动国内的进步。从高端的计算机和心脏手术，到西洋参种植加工技术，甚至起钉书钉的小工具（办公用品），只要是先进的，国内没有的，他都积极向国内推荐介绍。据我所知，他曾向李政道请教大型计算机的问题，李政道向他介绍了并行计算的技术，说这是中国可以打破技术封锁的一条可行之道。今天流行的钉书钉起钉器，就是黄华在国外买了样品赠送上海有关单位参考后制造的。陕西省的同志曾向黄华汇报过引进的西洋参种植与加工技术的消化情况。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心脏手术水平比起今天差距很大。在国外已经流行的心脏搭桥手术，国内基本上还不能做。为了推动中国心脏手术的提高，挽救更多的生命，黄华利用燕京大学校友的关系，推动开展了中美心脏搭桥手术的交流活动。
　　萧成大是黄华燕京校友之一，移居夏威夷多年。他的好友、夏威夷华裔知名外科医生刘天就，尤其擅长心脏搭桥手术。在黄华的推动下，肖成大与刘天就等组织了一个可以独立进行完整手术的医疗小组，包括主刀的医生、麻醉师和护士，在北京阜外医院为心脏病人进行搭桥示范手术，并培训中国的医生和护士，连续数年来北京阜外医院进行示范交流。他们携带的器材和设备，示范手术后就赠给阜外医院。黄华还协助与卫生部进行沟通，以解决外国医生在中国做手术存在的政策障碍。心脏搭桥手术当年是不得了的大手术，现在，已经很普及了。
　　副委员长赛福鼎的心脏病很严重，搭桥是比较有效的救治办法，中央同意他去国外做手术。黄华建议他去夏威夷，特别向他介绍了刘天就等。赛福鼎去美国时，我已经离开黄华处到全国人大办公厅外事局工作。我参与办理他们的出国手续和送行工作。记得赛福鼎离开北京的那一天，在首都机场（老航站楼）要步行上几层台阶，医生都不允许，一定要让机场工作人员将自动扶梯的方向调转向上，唯恐他的心脏出问题。由此可见他病情的严重。经过在夏威夷的手术和休养，赛福鼎的身体得到极大改善，甚至可以说得到“解放”。

参加国际行动理事会活动

　　1984年秋，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安排黄华到香山休息，我陪同他一起去。黄华告诉我说德国前总理赫尔穆·施密特和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要成立由一些前国家和政府首脑组成的组织，名为“国际行动理事会”，借以对国际问题发挥影响。所有成员都以个人的身份参加活动，不代表任何国家或政党。英语是工作语言。
　　这个组织不准备邀请美国和苏联参加，但想请中国参加。经过商量，对方提出邀请黄华参加，考虑到他未担任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身份上不合适作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于是请他作为该组织政策委员会成员与会。除了黄华外，该会还吸收了其他国际知名人士。
　　黄华参加外事活动需要中央批准。他决定给邓小平写一份报告。他将主要的意思口述给我，让我写下来。当时我刚从部队转到地方，对外事工作没有一点概念，也不知道报告的格式。即使黄华把大概的意思说了，我还是组织不成一份报告。黄华看到这种情况，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动笔，手写了一份给邓小平的报告。我记得报告共两页，是竖写的，不久报告得到批准。邓小平指示：同意黄华同志出席。胡耀邦和赵紫阳圈阅。
　　因有邓小平的批示，黄华以个人名义出席该组织的各种活动得到全国人大办公厅的支持。第一次活动是1985年1月出席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政策委员会会议。李慎之、王光亚等人陪同前往。此后黄华出席国际行动理事会年会活动长达十年之久，在国际活动中宣传了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和成就，受到与会者的赞赏。

果断表态，驳斥对中国的诬蔑

　　1987年，黄华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墨西哥。一下飞机，就有记者问中国关于对外军售问题，说中国向拉美国家出售军火，影射中国输出革命。这是个敏感问题，黄华凭借他多年的外事工作经验，立即明确表示，中国不会不负责地出售武器，明确告诉媒体这是诬蔑和造谣。黄华的表态，第二天被新华社正式发表，成为中国官方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