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知 口述 戴剑华 整理
董必武与我的父亲潘怡如都是湖北红安人,虽然姓氏不同,但相同的信仰,使他们走上了同一条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他们都是同盟会会员,一起参加辛亥革命;一起加入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先生开展革命活动;一起在武昌策动军队反袁;一起策应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在最艰难的时刻,父亲帮助伯伯转入地下,秘密协助他经上海转日本。抗日战争时期,伯伯要父亲协助筹办汤池训练班,并邀请父亲到训练班讲军事课,共同培养抗日干部。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们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结为挚友。
1943年11月19日,父亲不幸病逝。那时,我才13岁,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艰难度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伯伯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我们不敢打扰他老人家。1953年初,县教育局徐绪成同志对我说,董老1944年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过纪念我父亲的文章。顿时,我心头一热,并试探着给老人家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我们参加革命的情况。那时,全国刚刚解放,百废待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伯伯,该有多少工作等待他去做啊!没想到,老人家几天后就给我回信,家长里短,情真意切。
从此,伯伯就没有和我断过联系。他关心我学习,勉励我以父辈为榜样,学习真本领;他关心我进步,教导我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他关心我的健康,希望我以饱满的热情和强健的体魄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我曾见过老人家五次,每次见面的时间都较长,他对我的关爱和谆谆教诲令我终生难忘!
伯伯要我向父亲学习 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1956年5月中旬,我在武昌第一次见到伯伯。伯伯回湖北时,我正好在省委党校学习。伯伯知道这个情况后,让董办主任沈德纯同志将我接到东湖客舍,一起前去的还有副省长王海山和红安县长马友才、地委副书记刘敏。一见面,伯伯紧握着我的手,慈爱的目光在我的身上打量了很久,就像一位父亲见到久别的儿子。
伯伯问我:“你们学得怎么样啊?”我是第一次见老人家,当时年轻,没敢吱声。
伯伯说:“你们学的东西全部记住不可能,只要认真学就行。革命战争年代锻炼出很多优秀干部,他们革命信念坚定,但大多数文化基础比较差,需要补上文化这一课。”
谈话中,王海山问伯伯:“听说潘知的父亲潘怡如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老人家笑着说:“潘怡如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我和毛主席都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我也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执行委员。”
接着,老人家又说:“潘知的父亲那时是湖北公矿局局长兼汉冶萍钢铁公司负责人,他刚去时工人不了解他,把他捆起来了。我们说怎么自己人捆自己人呢?后来,日本人强买大冶的铁砂,把价格压得很低,潘怡如坚决要恢复国际市场价格,最后我们取得了胜利……”
这次见面,大约谈了两个多小时,老人家送我们出门时,眼睛还不断地注视着我,好像还有话要对我说……
后来,伯伯常写信给我,勉励我学习父亲,不计较个人得失,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当干部要心里装着人民 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1958年春,根据上级指示,我卸任红安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职务,下放到八里乡任党总支书记。我本人也非常愿意深入基层,向群众学习,在实践中磨炼、积累经验。
3月12日,正是整理秧田、准备下秧时节,夜晚我接到县里的电话通知,说省委检查团要到八里湾检查工作。我住的村子梅家湾距八里湾4公里,我心想按他们的意见安排检查地点就行。
第二天一早,我在田里盘完秧田,步行到八里湾,身上穿的就是田间劳作的衣服和草鞋。当我到达八里湾时,才得知董老也要来。没过一会,检查团的车来了,老人家和张体学省长先后下车。伯伯一行先看了八里区中心集市,一进合作社,伯伯指着盐池问服务员是不是碘盐。营业员激动得直点头。伯伯边走边说,过去红安长疱颈的人很多,就是因为缺碘,让老百姓吃上碘盐是很好的预防方法。
在生产资料门市部,伯伯饶有兴致地指着几样农具问随行的同志:“这是什么?”
我回答说:“是拾柴禾的耙子。”
伯伯不高兴地说:“我又冇问你,是问他们。”
接着,伯伯对大家说:“莫看这些小家业,都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来到八里湾机关,看到办公室安了电灯,伯伯高兴地说:“你们这里还不错,用上了电灯。”接着问我,“电是从哪里发的?”
我回答说:“前几年在离这里7公里路外的伊河墩建了一个小水电站。”
伯伯又问:“一年能发多少电?”我一下答不上来。
伯伯又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有多少千瓦?”“电压是多少?”“落差有多大?”“现在有多少村庄用上了电?”
因为这座水电站不属我们总支管辖,详细情况我不清楚,所以,伯伯提出的问题我都没回答上来。
伯伯对我说:“你怎么都不知道呢?当干部就要懂行。你是在农村工作的干部,是以搞农业为主的,水电与农业的关系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密切,不懂得办水电这方面的事怎么行呢?要当内行干部啊。”
老人家的一席话,对我的触动很大。他要求基层干部时时事事要体贴民生,凡是关系到民生的事情,都要认真去学、认真去干。从那以后,不管干什么工作,我都谨记他老人家的教诲。
伯伯在八里区视察了两个多小时,提出在八里湾吃午饭。那时没有伙食单位,只得临时找炊事员和餐具。吃午饭时,他看到桌上摆了七八个菜,很不高兴地说:“谁叫搞这么多菜,吃饭要从俭,不能搞特殊化。”张省长解释说:“今天这桌饭菜是我叫办的,您几年没有回来,都是几个家常菜。”伯伯再三叮嘱我们,当干部不要脱离群众,要带头勤俭节约,不能搞特殊化。
伯伯离开八里湾时,八里湾和周边村的父老乡亲从四面八方赶来,把整个街道挤满了,乡亲们纷纷向伯伯问好、致礼,伯伯也不断地向路两边的群众挥手致意。
回到县城,伯伯住在县委办公楼二楼一个单间。
当天晚上,老人家到大礼堂给县直机关干部和各单位负责人作了一场精彩的报告,赞扬红安人民为建设自己的家乡付出的辛勤劳动。他讲了国内、国际形势,告诫大家要有危机感,要警惕战争狂人发动战争,要珍惜和平环境,与党同心同德。勉励大家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后来几天,伯伯视察了家乡的水利建设工地,参观了干部种的试验田,接见了县劳动模范徐正修大妈,瞻仰了革命遗址遗迹,还看望了烈军属代表。他兴致很高,每到一处,或题字题词,或写诗勉励。
14日早饭后,我来到伯伯的住处。老人家见我来看他,非常高兴,让我坐在他身边,仔细询问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当他听说我是主动卸任县委常委的职务,到八里湾基层锻炼时,很是赞赏。
我拿出一个新笔记本,请伯伯给我写点教诲作为留念。
伯伯很高兴,欣然题写: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苏联和兄弟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学习我国各地方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经验!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以忘我的精神,全心全力地为人民服务!在成为农业内行的基础上研究一门工业技术,任何与人民有关的工作都要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成功不骄傲,挫折不灰心!潘知同志留念!董必武三月十四日
伯伯题词的这个笔记本我一直舍不得用,珍藏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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