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我主办的游击小报

　　陆天虹

　　抗日战争年代，我党领导的新四军各师在大江南北、华中各地深入敌人后方，发动群众，创建了大小不等的游击根据地。由于敌人实行严密的封锁，根据地的各类物资很缺乏，消息也很闭塞。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也为了对战士和广大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文化教育，各部队、各地方党政机关都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创办各种形式的报纸和刊物。这种报纸根据各地的战争形势、环境许可和人力、物力条件而定，形式多样，灵活机动，不定期出版。同时还组织了严密的交通站，类似军邮，负责发送报纸。这也很艰苦，因为要越过敌人的封锁线。由于党的领导重视和斗争需要，这类报纸都办得很精彩，无论是内容、版式、印刷都达到了在战争环境下所能创造出的十分精彩的程度。

新四军一师苏中军区四分区的《江海报》

　　我所在的新四军一师创建的苏中军区四分区创办了《江海报》。地处黄海与长江之间的苏北平原，战争环境十分险恶，但这份报纸采用油印四开四版的形式，在一个时期也曾经用铅印。报纸的内容，用的是新华社电讯、陕北电台广播和本战区的胜利消息，并且在刻写和油印上也达到了当时条件下的顶峰，可谓精彩之至。蜡纸刻写采用印刷体，正文用宋体、正楷，标题用黑体、仿宋、扁宋体，版式画上花边。尤其令人佩服的是，在战略相持阶段的困难条件下出版的1942年新年号“三冬图”，即号召根据地军民抓紧冬季时间开展冬训（练兵）、冬学（学文化）、冬耕（深耕土地的大生产）。这样复杂的图文并茂的版面竟然用红、绿、黑三套色油印，而且是在敌人封锁的战争条件下，不能不说是创造性的奇迹。这份报纸也传到了日本侵略军的手里，他们如获至宝，竟然大颜不惭地当作“战利品”，在他们占领的上海南京路的宣传橱窗里展览出来，鼓吹他们的战绩。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这份报纸给上海市民以极大的鼓舞，为新四军作了极好的宣传，不仅传达了根据地军民的胜利消息，而且也证实了新四军真是人才济济，油印报纸达到这样精美的程度，都认为是奇迹。日本侵略军一看，宣传起了相反的效果，赶快收场。

苏中军区四分区通海地区的《江涛报》

　　1942年，我在苏中军区四分区通海地区工作。这里物产丰富、文化发达，但战斗环境也艰苦，敌人封锁也严密，所能看到的多是敌伪报纸，极需要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

　　当地的领导机关为通海行署，主任是老红军、老党员、老文化人茅珵同志，他是当地著名的抗日领袖。他设计了一个办报的方案，把我找到他的驻地去商谈办报事宜。我当时做青年工作，并且是当地政治协进会的驻会办公的总务委员。我经常发动当地各中学学生会办壁报，我也写过一些文章在壁报上发表，他对我有一定的了解。他建议我来当主编，创办一张小型报纸。我对此有些犹豫，因为没有电台就没有消息来源。又没有印刷设备，靠油印恐怕力量太单薄。他说：“你不必担心，我已准备好了，行署有电台，可以把抄收的新华社电讯稿誊写一份送你。另外我已物色了一个石印厂（是为旧衙门印告示和为农民印菩萨像的那种厂），可以用来印报纸。”他建议这份报纸就叫《江涛报》。可以办成四开四版，电台、编辑、印刷分在三个地方，万一敌人进攻，不致一起受损失。对这个考虑周密的计划我十分佩服，并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回去立即着手起草“发刊词”，筹备创刊号。我还从海门中学调来了颇有文才的王新堂同志做编辑。发刊词写好后，我立即赶几十里路去找茅主任。当时游击环境，茅主任经常转移驻地。找到茅主任，他看了发刊词十分满意，说创刊号马上就出版，并把自己用毛笔题写的《江涛报》报头交给我去铸版（用木刻）。茅主任又说，报纸不但要有新闻，还应该有点文艺的内容。他说这个地区的文化水平高，例如毛主席的诗词就可以登一些。老实说，我当时还没有读到过毛主席的诗词，而且对此也不甚了解。他立即背诵了毛主席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诗句，我感到气势雄伟，真能鼓舞人心。他说他也喜欢写点诗，你认为适当也可选登一些。经过两次谈话，我这个主编就大胆地工作起来。

　　行署通讯员每两天把电讯稿送给我，这些电讯主要是苏德战场和华北战场的胜利战报，有时也有新华社评论，但每次抄收字数不是很多———战争年代不可能那样正规划一。本战区的消息我只有从苏中军区的《苏中报》和《江海报》上转载。字数足够后，我就开始编辑。一版为反法西斯战场的战报；二三版为华北、华中战场的战报；四版为新华社评论。考虑到石印缮写员不是很熟练，字体不可能写得很规范，因此消息尽量简短，版面编排上尽量松散匀称，字迹清楚即可，不太讲究美观。这样石印缮写员不太费劲，印刷效果也好。石印每期能印四五百份，印好后行署即分发到各区公所，通过交通网发到各乡镇、各学校，并设法送给敌占区的有关人士。创刊号的出版立即引起了轰动，对当地的宣传鼓动和对敌占区的宣传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做到定期出版，大概每10天左右出版一期，这在游击区已是很大的胜利了。

　　我担任《江涛报》的主编期间，还有幸见到两位全国著名的新闻工作前辈———范长江和邹韬奋。皖南事变以后，蒋介石在他统治的西南后方加紧了对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追捕，甚至暗杀。共产党十分关注这批进步人士的安全，范长江和邹韬奋就是在党的安排下，辗转到华中抗日根据地的。

　　1942年夏天，范长江在党的交通员护送下来到苏北，第一站就到达我们通海地区。我闻讯后立即去拜访他。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晚饭刚过，在一家农舍前的稻场上，范长江穿一套农民式的短衫，身体壮实，面目稍黑，显得风尘仆仆，但精神很好，十分健谈。他是新闻前辈，当时30多岁，我只是20岁的新闻新手，他毫不介意。我主要是以同行的身份，请他分析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和对前途的看法。他认为，欧洲战场上希特勒德国向苏联的进攻已达到顶点，呈胶着状态。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看到苏联红军大举反攻的消息……从长期看日军是顶不住的，迟早会退守本土。中国战场，日军正打算向湘桂进攻，以打通平汉、粤汉两大交通干线，使华北、华中、华南连成一气，以巩固其占领区的后方。对这次战役，蒋介石军队是守不住的，必然形成大溃退。从全局看，只有寄希望于八路军、新四军了。我问他到根据地后的观感，他说，刚踏上根据地就感到明显的不同，大后方沉闷而压抑，上层人士仍在醉生梦死。而根据地人人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形成显著的反差。我又问他到根据地后的打算，他说要学习一段，到处看看，但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我和他一直谈到深夜才告别，一席话对我这个新闻新手开阔眼界很有帮助。对形势既要纵观全局，又要善于分析。以后范长江北上到了新四军军部，在中共华中局领导下创办了《新华日报》（华中版），那已是后话了。

　　这年秋天，苏中四分区的青年代表大会在黄海之滨的一个小镇召开，我应邀出席。党政军首长到会的很多，会开得很隆重。会议主持人宣布开会后，首先请苏中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一师师长粟裕将军作形势报告。我第一次见到粟司令，他个子不高，是打游击的名将，常常奇袭敌军获胜，威望很高。他又是那样的文雅，作报告时从容不迫，娓娓而谈，像个老师。他报告完毕，出乎意料地介绍一位刚从西南大后方来到根据地的邹韬奋先生讲话，这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知道邹韬奋先生是著名的新闻界前辈，是反蒋入狱的“七君子”之一，是受知识界尊敬的左翼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