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虹
抗日战争年代,我党领导的新四军各师在大江南北、华中各地深入敌人后方,发动群众,创建了大小不等的游击根据地。由于敌人实行严密的封锁,根据地的各类物资很缺乏,消息也很闭塞。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也为了对战士和广大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文化教育,各部队、各地方党政机关都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创办各种形式的报纸和刊物。这种报纸根据各地的战争形势、环境许可和人力、物力条件而定,形式多样,灵活机动,不定期出版。同时还组织了严密的交通站,类似军邮,负责发送报纸。这也很艰苦,因为要越过敌人的封锁线。由于党的领导重视和斗争需要,这类报纸都办得很精彩,无论是内容、版式、印刷都达到了在战争环境下所能创造出的十分精彩的程度。
新四军一师苏中军区四分区的《江海报》
我所在的新四军一师创建的苏中军区四分区创办了《江海报》。地处黄海与长江之间的苏北平原,战争环境十分险恶,但这份报纸采用油印四开四版的形式,在一个时期也曾经用铅印。报纸的内容,用的是新华社电讯、陕北电台广播和本战区的胜利消息,并且在刻写和油印上也达到了当时条件下的顶峰,可谓精彩之至。蜡纸刻写采用印刷体,正文用宋体、正楷,标题用黑体、仿宋、扁宋体,版式画上花边。尤其令人佩服的是,在战略相持阶段的困难条件下出版的1942年新年号“三冬图”,即号召根据地军民抓紧冬季时间开展冬训(练兵)、冬学(学文化)、冬耕(深耕土地的大生产)。这样复杂的图文并茂的版面竟然用红、绿、黑三套色油印,而且是在敌人封锁的战争条件下,不能不说是创造性的奇迹。这份报纸也传到了日本侵略军的手里,他们如获至宝,竟然大颜不惭地当作“战利品”,在他们占领的上海南京路的宣传橱窗里展览出来,鼓吹他们的战绩。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这份报纸给上海市民以极大的鼓舞,为新四军作了极好的宣传,不仅传达了根据地军民的胜利消息,而且也证实了新四军真是人才济济,油印报纸达到这样精美的程度,都认为是奇迹。日本侵略军一看,宣传起了相反的效果,赶快收场。
苏中军区四分区通海地区的《江涛报》
1942年,我在苏中军区四分区通海地区工作。这里物产丰富、文化发达,但战斗环境也艰苦,敌人封锁也严密,所能看到的多是敌伪报纸,极需要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
当地的领导机关为通海行署,主任是老红军、老党员、老文化人茅珵同志,他是当地著名的抗日领袖。他设计了一个办报的方案,把我找到他的驻地去商谈办报事宜。我当时做青年工作,并且是当地政治协进会的驻会办公的总务委员。我经常发动当地各中学学生会办壁报,我也写过一些文章在壁报上发表,他对我有一定的了解。他建议我来当主编,创办一张小型报纸。我对此有些犹豫,因为没有电台就没有消息来源。又没有印刷设备,靠油印恐怕力量太单薄。他说:“你不必担心,我已准备好了,行署有电台,可以把抄收的新华社电讯稿誊写一份送你。另外我已物色了一个石印厂(是为旧衙门印告示和为农民印菩萨像的那种厂),可以用来印报纸。”他建议这份报纸就叫《江涛报》。可以办成四开四版,电台、编辑、印刷分在三个地方,万一敌人进攻,不致一起受损失。对这个考虑周密的计划我十分佩服,并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回去立即着手起草“发刊词”,筹备创刊号。我还从海门中学调来了颇有文才的王新堂同志做编辑。发刊词写好后,我立即赶几十里路去找茅主任。当时游击环境,茅主任经常转移驻地。找到茅主任,他看了发刊词十分满意,说创刊号马上就出版,并把自己用毛笔题写的《江涛报》报头交给我去铸版(用木刻)。茅主任又说,报纸不但要有新闻,还应该有点文艺的内容。他说这个地区的文化水平高,例如毛主席的诗词就可以登一些。老实说,我当时还没有读到过毛主席的诗词,而且对此也不甚了解。他立即背诵了毛主席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诗句,我感到气势雄伟,真能鼓舞人心。他说他也喜欢写点诗,你认为适当也可选登一些。经过两次谈话,我这个主编就大胆地工作起来。
行署通讯员每两天把电讯稿送给我,这些电讯主要是苏德战场和华北战场的胜利战报,有时也有新华社评论,但每次抄收字数不是很多———战争年代不可能那样正规划一。本战区的消息我只有从苏中军区的《苏中报》和《江海报》上转载。字数足够后,我就开始编辑。一版为反法西斯战场的战报;二三版为华北、华中战场的战报;四版为新华社评论。考虑到石印缮写员不是很熟练,字体不可能写得很规范,因此消息尽量简短,版面编排上尽量松散匀称,字迹清楚即可,不太讲究美观。这样石印缮写员不太费劲,印刷效果也好。石印每期能印四五百份,印好后行署即分发到各区公所,通过交通网发到各乡镇、各学校,并设法送给敌占区的有关人士。创刊号的出版立即引起了轰动,对当地的宣传鼓动和对敌占区的宣传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做到定期出版,大概每10天左右出版一期,这在游击区已是很大的胜利了。
我担任《江涛报》的主编期间,还有幸见到两位全国著名的新闻工作前辈———范长江和邹韬奋。皖南事变以后,蒋介石在他统治的西南后方加紧了对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追捕,甚至暗杀。共产党十分关注这批进步人士的安全,范长江和邹韬奋就是在党的安排下,辗转到华中抗日根据地的。
1942年夏天,范长江在党的交通员护送下来到苏北,第一站就到达我们通海地区。我闻讯后立即去拜访他。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晚饭刚过,在一家农舍前的稻场上,范长江穿一套农民式的短衫,身体壮实,面目稍黑,显得风尘仆仆,但精神很好,十分健谈。他是新闻前辈,当时30多岁,我只是20岁的新闻新手,他毫不介意。我主要是以同行的身份,请他分析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和对前途的看法。他认为,欧洲战场上希特勒德国向苏联的进攻已达到顶点,呈胶着状态。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看到苏联红军大举反攻的消息……从长期看日军是顶不住的,迟早会退守本土。中国战场,日军正打算向湘桂进攻,以打通平汉、粤汉两大交通干线,使华北、华中、华南连成一气,以巩固其占领区的后方。对这次战役,蒋介石军队是守不住的,必然形成大溃退。从全局看,只有寄希望于八路军、新四军了。我问他到根据地后的观感,他说,刚踏上根据地就感到明显的不同,大后方沉闷而压抑,上层人士仍在醉生梦死。而根据地人人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形成显著的反差。我又问他到根据地后的打算,他说要学习一段,到处看看,但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我和他一直谈到深夜才告别,一席话对我这个新闻新手开阔眼界很有帮助。对形势既要纵观全局,又要善于分析。以后范长江北上到了新四军军部,在中共华中局领导下创办了《新华日报》(华中版),那已是后话了。
这年秋天,苏中四分区的青年代表大会在黄海之滨的一个小镇召开,我应邀出席。党政军首长到会的很多,会开得很隆重。会议主持人宣布开会后,首先请苏中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一师师长粟裕将军作形势报告。我第一次见到粟司令,他个子不高,是打游击的名将,常常奇袭敌军获胜,威望很高。他又是那样的文雅,作报告时从容不迫,娓娓而谈,像个老师。他报告完毕,出乎意料地介绍一位刚从西南大后方来到根据地的邹韬奋先生讲话,这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知道邹韬奋先生是著名的新闻界前辈,是反蒋入狱的“七君子”之一,是受知识界尊敬的左翼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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