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华岗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

华景杭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著作《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自1848年在伦敦问世后，在欧美及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99年初，《宣言》的片断文字开始传入中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宣言》在我国已经出版了六个完整的汉文译本，其中由我的父亲华岗于1930年翻译出版的《宣言》，便是继陈望道译本后，我国的第二个汉文全译本。

　　回顾90余年前，父亲在国统区艰苦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完成《宣言》的翻译，并克服重重困难将它出版这一段不同寻常的往事，令我们感慨不已。

　　一、艰苦环境下翻译《宣言》

　　父亲华岗，浙江龙游人，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学习马列著作，接受进步思想，于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在学生时代便担任宁波地委宣传部部长并参加编辑进步刊物《火曜》。1925年8月，因组织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他毅然中断了学业，投入革命洪流之中，被派往南京任共青团南京地委书记，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在白色恐怖下，父亲受命奔波于沪、宁、杭之间以及华北一带，在各地党团组织多次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冒着极大的危险，重新整顿和恢复基层组织。先后担任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共青团江浙两省联合省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顺直省委书记等职，是大革命时期党在青年工作中的重要骨干。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反思失败的原因中父亲认识到，我们党之所以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比较低，不能正确分析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作出科学判断。因此，他决心开展党的理论方面的研究，为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做些事情。他于1928年初开始收集资料，撰写了《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并在鲁迅的帮助下于1931年由上海春耕书局出版，这是第一部由大革命的参与者记录大革命史的重要著作，出版后，立即在党内和社会上广泛流传，20世纪30年代还曾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当时一些地下党组织把这本书列为党员和群众的学习读物，许多进步青年都从中受到教育，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8年，他作为代表赴莫斯科出席当年6—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大。在会上，他当选为新的团中央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并负责筹备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担任主编。9月底，他回到上海，到团中央工作，同时继续兼任中共江苏省委工作。虽然工作繁忙，但他克服重重困难，仅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将《列宁青年》第一期顺利出版。这时，父亲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按照恩格斯亲自校注的1888年英译本，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他立即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早年父亲曾在宁波四中读书，这是一所以英语见长的学校，他在这里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功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影响下，他与许多进步学生阅读研讨《宣言》和《共产主义ABC》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担任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部长期间，按照党的指示，他和同志们组织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社会科学研究》等小册子。他经常写文章，引用《宣言》来叙述社会发展史，说明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还尝试用英文翻译一些介绍马列主义的文章，这一切，为他日后翻译《宣言》作了充足的准备。

　　父亲深知研究并准确地翻译《宣言》对中国革命是多么重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中国革命的参加者，他要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体会融入译作之中。由于工作繁忙，加上环境险恶，翻译工作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为了安全起见，父亲没有固定的住所，而是借住在地下党可靠的同志家中。每当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晚上便在昏暗的灯光下，开始翻译《宣言》。由于敌人经常在夜间进行搜捕，因此，父亲特意在衣服的后背处缝了一个夹层，当听到警笛由远而近响起时，就迅速地将书稿藏入衣服的夹层内，从后门离开，转移到另外一个住处，有时一个夜晚要转移好几处。但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只要条件允许，他就坚持翻译工作。他经常废寝忘食，一边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顽强的毅力，夜以继日地工作，一边学习研究《宣言》，逐字逐句研究和推敲，反复斟酌与比较，力求对《宣言》作出更为准确的诠释。

　　1930年前后，父亲完成了《宣言》的翻译工作，在国统区，由上海华兴书局秘密出版，署名“华岗译”，这是我党建立后出版的第一个《宣言》汉文全译本，也是第一个由共产党人翻译的汉文译本。从1920年陈望道译本问世，到1930年华岗译本出版，其间相隔10年，这10年中，中国革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父亲亦从一名青年学生逐步成长为职业革命者，对《宣言》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父亲的《宣言》译本，第一次在正文前增译了马克思、恩格斯为《宣言》三个德文版所写的序言，这三个序言是首次与我国读者见面；第一次采用英汉对照形式出版，首次将英文版《宣言》介绍给中国读者；第一次告诉中国读者，《共产党宣言》还有一种译法是《共产主义宣言》；尤其是将《宣言》的结束语，由陈望道译本的“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改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宣言》的华岗译本自1930年在上海初版，至1939年在上海、汉口多次再版，为在国统区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华岗译本辗转传入中央苏区，并于1932年在苏区出版并广泛传播，成为苏区军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读书籍。

　　1932年，父亲被捕入狱，1937年出狱后，在汉口担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又受组织委派，到雅安、昆明、重庆、上海、香港等地开展统战工作，工作地点不断变化，环境更加复杂，工作更加紧张，《宣言》的出版就未能继续进行。解放后，他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对于曾翻译《宣言》之事，从不宣扬。不幸的是，1955年他突然陷入冤案，再次被捕入狱。从此，他的著作、译作全部被封，有关他的讯息全部消失，他翻译《宣言》的这一段往事更无人提及。直到25年以后的1980年，他获得平反，华岗这个名字才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二、《宣言》华岗译本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国一些专门研究马、恩著作的专家、学者在报刊、书籍中介绍《宣言》传入中国的历史及解放前出版的六个汉译本的情况，其中也介绍了华岗翻译出版《宣言》的情况。1983年，由中央编译局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一书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华岗译本的不同版本，并附有封面照片，1998年，为纪念《宣言》发表150周年及传入我国100周年，中央编译局研究人员在《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发表整版文章，详细披露了《宣言》解放前六种版本的出版情况及作者介绍，并附有封面照片。文章中对《宣言》的华岗译本作了如下评价：“与陈望道译本相比，质量有显著提高，收集的文献更全，理解更深入，用语更加准确，文字更为流畅”，并说，该书“在出版的数年间，曾不断地重印再版，足见它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是多么广泛了”。

　　看到报刊上关于父亲译本的介绍，我的心情十分激动，立刻将此消息告诉母亲，她也非常高兴，说：“你父亲为人低调，对于曾翻译《宣言》一事从不宣扬，只有我及少数人知道，如果不是编译局的同志在报刊上介绍，可能至今仍无人知晓。”母亲又说，“遗憾的是，由于解放前我们长期在国统区工作，东奔西走，不停地变换住所，身边只能带很少的行李，进步书籍更不能携带，所以家中现在找不到你父亲当年翻译的《宣言》了。”

　　在中央编译局、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等单位提供的线索下，我多年致力于华岗译本的搜寻和查证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前，《宣言》的华岗译本以不同的版本多次重印，在20世纪30年代传播甚广，迄今为止搜集到的共有四种形式，七种版本。

　　华岗译本之所以有不同的版本，署名也采取化名，是因为它在出版之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氛围中。当时在国统区，马列著作一律被列为禁书，出版《宣言》要冒很大风险，甚至危及生命，为躲避检查，不得不采取“改名换姓”的伪装方式，所以，有的版本未标明印刷时间、出版商、印数，有的未署译者真名，而以编者署名，编者亦采用化名。书名和编者的姓名及出版地、出版商都经常变换，足见当时出版此书难度之大，条件之险恶。

　　新中国成立后，《宣言》的华岗译本共印行过5次，都是在1980年华岗获平反以后出版的。

　　三、父亲在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

　　2008年，在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我找到了极其珍贵的1930年《上海华兴书局图书目录》，图书目录的内容有图书总目、中外研究学会丛书、社会科学研究学会丛书、新书出版、出版预告、代售刊物等，该目录还附有一些重点书籍如《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内容简介，使读者方便快捷地了解图书内容，是一份详尽完整的出版目录。从目录中可以看出，上海华兴书局不仅多次出版了父亲翻译的《宣言》《1905—1907年俄国革命史》，还出版了他的著作《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新中国成立前，在白色恐怖下，斗争形势错综复杂，一般的出版社是不可能大量出版这样的进步书籍的，那么，华兴书局为什么能在国统区多次出版《宣言》等马列著作，父亲与它关系如何呢？其实，华兴书局是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在上海创办的地下出版社，它成立于1929年，位于康脑脱路（今康定路）762号。当时，党在上海的地下出版社——无产阶级书店刚被查封，为了继续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和党的重要文件，又成立了华兴书局，它在1929年到1931年间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翻译出版了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和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是我党在上海的一个有力的宣传机构，也是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重要阵地。当然，为了通过当局的所谓“检查”，保证出版工作的顺利进行，往往采用隐蔽、伪装的形式。华兴书局创办之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部长的父亲工作地点就在上海。根据他的职务和工作范围，可以推断，华兴书局的成立与他的推动应有关联。

　　华兴书局的工作，虽然采取了种种伪装措施，还是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成为国民党重点监视的对象，由它寄出的信件、书籍全部被检查，不少被截扣。从现已解密的档案中，看到了这样的记载：1931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邮件检查中获得了“华兴书局图书目录”，看到其中有许多进步书籍，便将华兴书局定为“共党宣传机关”，下令“立即查封”。同年2月，当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派人前去查封时，发现该书局已不知去向。原来父亲及其他地下党人，事先已得到情报，早已提前将书局转移，让敌人扑了空。华兴书局搬家后曾更名为“启阳书店”“春阳书店”等，继续秘密出版进步书籍。1932年，父亲奉命离开上海，赴东北工作，华兴书局也同时停办。

　　父亲长期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他的所有著作、译作都不是在平静的书斋中利用整段时间精雕细刻完成的，而是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利用休息时间，或养病的短暂间隙构思和写作，积少成多，最终完成整部著作，有些文章则是为了适应革命斗争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一气呵成。革命战争年代，资料缺失，无法一一考证查实，难免会有不尽完备之处，但只要具备了条件，他便随时修订、补充，力求完善，始终将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毕生的重要职责。新中国成立后，在任山东大学校长期间，他亲自讲授“社会发展史”，白天忙于行政工作，晚上进行写作，经常到凌晨一两点钟才能休息。解放前的监狱生活，使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而此时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更使他体力透支，健康受损，但他全然不顾，把全部精力投入党的教育事业中。

　　当他在1955年被错误关押时，没有按某些人的要求，说一些违心的话，揭发别人的“罪行”。他说：“我不能抹黑自己，也不能陷害同志。”作为共产党人，在逆境中，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得失，也没有心灰意冷，他始终遵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坚持真理、决不动摇。即使在十几年的铁窗生活中，他也没有停止工作，而是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勇气和毅力，写下大量的读书笔记和百万多字的著作。其中，《规律论》和《美学论要》等已经出版。在这些用生命铸就的文章中，不仅有他的思考总结，也体现了他的铮铮铁骨、百折不挠的勇气以及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成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1980年，他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但他已经于1972年在狱中含冤去世。在经历了劫难之后，人们重温他的作品，又看到了一个革命者无私无畏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用生命写下的不朽篇章。1998年，中央编译局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以此书为题材的电视作品，其中就有父亲翻译《宣言》的珍贵资料。2011年，中央编译局和黑龙江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电视片《思想的历程》也介绍了父亲翻译《宣言》的重要内容。宋平同志曾这样评价我父亲：“华岗同志是我党早期的党员，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统战工作、新闻工作和教育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来源：《百年潮》 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