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参加地下党的（上）

金冲及

　　我是1948年春夏之交在复旦大学史地系（后改为历史系）一年级读书时参加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的。那时是17岁，到现在已超过73年。

　　一、抗战胜利后的思想剧变

　　要讲我怎么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需要从我在抗战胜利后的思想变化说起。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我那时是上海复旦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在同年级同学中年龄最小，还只有14岁，对坚持八年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见到国土重光，极度兴奋，但政治上还十分幼稚。

　　因为长期生活在被称为“孤岛”和以后的沦陷区内，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在大后方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加上年龄小，还把他们看作“国民政府”和“国军”，对他们的到来感到亲切和喜悦。

　　最早进入上海市区并到处张贴“安民告示”的，是原在上海周围的“忠义救国军”，记得司令叫阮清源，但他们不是正规军，群众口碑也不好，尽管他们耀武扬威，却没有多少人理睬。不久，国民党政府派来上海的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到了。我在上海租界时期看到过汤恩伯在南口抗战的报道，从未听说过河南有“水旱蝗汤”四大灾害的说法，因此，也赶到静安寺街头，同市民们一起欢迎他的车队驶过，记得汤恩伯就站在一辆敞篷的吉普车上向两边行军礼。不久，蒋介石也到了上海，在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加上人民公园的原址）召开大会，作了演讲。自动去的市民总有几万人，乱哄哄的，没有什么秩序。他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见，只是远远看到他讲话时不断挥动戴白手套的手臂，留下一个印象。这两次，我都是自发去的，并没有人动员和组织。

　　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民众的巨大失望来得实在太快，也太强烈，完全出乎大家原来的意料之外。国民党政府的政府官员、军事机关、特务机关不顾一切地搜刮金子、车子、房子、女子、票子，被称为“五子登科”。人们把这种“接收”称为“劫收”。物价在胜利初的短时间内有过大幅下跌，却迅速变为令人吃惊的疯狂飞涨，民众到了难以生存的地步。那时，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刊物在上海不能公开发行。我常读的刊物，是原在上海的爱国民主人士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和郑振铎主编的《民主》（稍后又有了黎澍主编的《文萃》）。《民主》在这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老百姓今日的心境，比起8月11日那时满望着揩泪眼看太平的心境来，在短短不到三个月中间，也已经像有隔世之感了。何况老百姓今日的生活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呢？”我当时很爱读的著名记者陶菊隐的文章也写道：“一幕紧接着一幕。上海市民不禁痛心疾首地问道：难道这就是天亮了吗？”一个政府竟在那么短时间内便失尽人心，实在是罕见的。

　　这时，另一个更加触动亿万人心的敏感问题又深深刺痛着中国人。中华民族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受尽了外国列强的压迫和侮辱，被称为“劣等民族”。抗日战争胜利后，最初曾使人自豪地看到，上海街头商店的大玻璃橱窗里，上面用日光灯拼成“V”字（即胜利），下面并列地摆着杜鲁门（美国总统）、艾德礼（英国首相）、斯大林和蒋介石四人的照片。中国在世界上似乎已取得前所未有的地位，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见过的。中国人觉得终于可以抬起头来了。可是，紧接着又看到美国人重新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到中国，耀武扬威地为所欲为，甚至任意杀害和污辱中国同胞，这种强烈对比使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立刻联想到100多年来的民族耻辱和苦难，无法忍受。

　　那时，美国军队正大规模地运送国民党军队到华北、东北，帮助他们打内战。在上海，黄浦江上停着二三十艘美国军舰，灯光四射，却看不到中国军舰。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年级最亲密的同学邱慎初、丁彬荣在外滩，望着黄浦江上那么多美国军舰。丁彬荣说：怎么想个办法用炸药炸沉它几艘。这虽是年轻人一种十分幼稚的表达，但也反映出当时人们那种难以压抑的愤慨心情。

　　复旦大学校门口的翔殷路这时也被改用美国将军的名字，叫魏德迈路。解放后才又改为邯郸路。这样把活跃在中国的外国军人名字作为中国路名，实在罕见。

　　上海市区内还常常看到美国水兵搂着中国姑娘坐着吉普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那时有一个称号叫“吉普女郎”。据国民党官方统计，从1945年9月12日到1946年1月10日的120天内，就发生吉普车祸495次，死伤244人。我在上海武康大楼东侧熟悉的报摊上买到一期装帧得像一本小册子的半公开的《文萃丛刊》，书名叫《臧大咬子传》，讲的是上海的三轮车夫臧大咬子因为向美国兵索取应付的车资而被美军打死，国民党政府却公然声称无权审理这起案件。这样的惨案层出不穷，不断刺痛着每个爱国者的心。1946年圣诞节前夜，在北平更发生美国海军陆战队两名水手在东单广场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暴行，而国民党中央社消息中竟称受害者“似非良家妇女”。这哪里还称得上是一个刚刚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独立国家？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怎么还能够默默忍受？

　　再看看经济状况，当时民族工商业大量倒闭，已是气息奄奄，而商店中和地摊上却摆满美军的剩余物资和商品，如被称为“玻璃丝袜”的尼龙长筒丝袜、“克宁”奶粉、“台尔蒙”水果罐头等。

　　看了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46年底会发生席卷全国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在1948年夏又发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这样全国规模的抗议运动。

　　更刺痛人们心的，是国内的政治局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期待能制止内战再度发生，社会安定，从事和平建设。青年学生希望的是学好知识和本事，参加国家建设。已经进行了八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付出了那样惨重的代价，如果又发生全面内战，怎么得了？因为日本投降得那么快，国民党当局对发动全面内战还没有作好准备，因此有过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协定的签订，有过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使人民一度燃起过一线希望。

　　但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的决心已经下定。1945年12月在云南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冲入西南联大等学府，用手榴弹等杀害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四人。1946年7月，国民党军警又在昆明相继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坚决反对内战的爱国教授。闻一多在悼念李公朴的会议上作了一篇讲话。他说：“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闻一多在讲完这段话后，走出门，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军警开枪暗杀了。

　　读闻一多这段话，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谁能够抑制得住而不热血沸腾？相隔70多年了，我至今对讲话的重要段落仍能背诵得出来。当时和我住在同一间学生宿舍的同学、复旦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何志禹后来告诉我：他看到我枕边放着纪念闻一多、李公朴的书，就注意接近我，引导我参加反会考运动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本来，我是个性格温和的高中生。这以后，就一步步变了。

　　早些时候，在抗战胜利前我也看过斯诺的《西行漫记》，是精装的，底页有一幅红军长征的地图，还有不少照片。抗战胜利这年冬天，我在武康大楼旁报摊上还买过一本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但那时我都是把它们当成我喜欢读的历史书来看的，并不懂得它们的政治意义，对中国共产党还谈不上有多少深切的了解。

　　不能不说明，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报刊上还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公开言论和活动的报道，这样的报道还不少。

　　李闻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就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提出强烈控诉。周恩来反对独裁和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言论也常见于报端。周恩来的凛然正气和合情合理的恳切剖析，深深地打动了国民党统治区许多人的心。人们正是从周恩来身上初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国共谈判破裂，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英文《字林西报》在报道中刊登了周恩来和有关人士的大幅照片。我特地去买了一份。英文的报道我还看不懂，但它的纸张很好，照片很清晰，可以留作纪念。和周恩来同机回延安的李维汉在日记中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

　　这时，中国共产党出版的报纸书刊我们已无法看到，但几个还未被封的进步书店（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其实也同地下党有密切关系）出版的读物还能读到。记得第一本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艾思奇以那样生动明白的笔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因为是在十五六岁时认真读了几遍，头脑里种的种子特别深，对一生都有影响。我平时去得多的是生活书店和新知书店，买来读的有生活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如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等），新知书店的“新知丛书”（如薛暮桥的《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许涤新的《现代中国经济教程》、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等）。邹韬奋在这时仍出版的书，我几乎全都看了。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经历》《患难余生记》《抗战以来》《对反民主的抗争》那几本书。他对国民党当局的揭露锋利、真实、一针见血，给我的印象极深，也大大增加了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邹韬奋在我们这一代青年中的影响实在大。在我周围的同学中，爱读邹韬奋著作的同学很多，也许大大超过今天人们的想象。读了这些书，觉得眼前展开了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另一个世界，这确实十分重要，尽管那时还没有真正读懂。

　　1947年四五月间发生的反会考运动，是我第一次实际投入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那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4月中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布一道通令，规定高中毕业班学生在通过本校毕业考试后，还要参加全国统一会考，考试内容包括高中三年内全部课程，需要会考合格，才算高中毕业，它的目的是把高中毕业班学生束缚在会考的准备上，没有时间和精力卷入方兴未艾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去。结果却适得其反，犹如火上浇油，激起高中毕业班学生的强烈反对。上海市委中学工作委员会研究后认为反会考斗争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斗争的发展又必然触及下一步将要发动的抢救教育危机运动，决定放手领导。5月3日，上海几十所中学学生联合成立“反对会考联合会”。地下党在联合会中设立党组织，由中学委员会委员钱李仁（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领导。复旦中学在何志禹等带领下，也宣布罢课抗议，并且集中到教室里制作旗帜和标语，准备上街游行，大家的心情十分兴奋。教育部被迫宣布取消本届会考，运动取得了胜利，这给了我很大鼓励。

　　紧接着，就掀起席卷全国的五二〇运动，也就是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5月20日那天，以在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为主，还有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学生代表，共6000多人，在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抢救教育危机”的联合大游行，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当游行队伍到达珠江路口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军警以铁棍（当时称为“狼牙棒”）毒打和消防水龙猛冲，当场殴伤流血141人，重伤15人，逮捕23人。

　　复旦中学和交通大学都在上海市区西侧的华山路上，极为邻近。交大的同学到复旦中学高年级各教室讲演，详细叙述南京珠江路血案的经过。同学们极为愤慨，在何志禹等带领下，全校宣布罢课，并且派代表去见复旦老校长李登辉。他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基督徒，一生都献给复旦的教育事业和学校建设，有着很高的威信，这时就住在复旦中学对面。代表们回来转述老校长的话：“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你们学生不出来讲话，谁来讲？即便没有交大的同学来，你自己也应该讲！”我深深为这位老人感动。这些话隔了70多年，我还是记得很清楚。

　　复旦中学和交大离得那么近，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交大，我又是在校的住读生，交大的学生运动十分热烈，那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到交大去看。从4月初起，交大便开展了护校运动。那时政府拒不解决学校的严重经济危机，强令交大停办航海、轮机两科，并表示交大的校名也可以更改，交大师生便决定在5月13日集体赴南京请愿。政府停止火车的驶行，交大有铁道管理等系，学生就自己驾驶火车到真如车站附近。因前面很长一段铁轨被拆、军警又架设机枪布防，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撤回学校。这些事件也给我很大刺激。还有一次，交大同学们请李平心教授来校在体育馆演讲，军警冲入校内，武装包围体育馆。同学们手挽着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双方相持很久，军警才撤走。我始终坐在现场，这对自己又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江泽民同志那时是交大四年级学生、地下党员。我后来同他也讲起过这件事。

　　不久，暑假到了。我从复旦中学毕业，开始报考大学。那时大学招生是各自出题考试、各自录取的。我考了三所大学（北大、复旦、金陵）的历史系和一所大学（东吴）的化工系。其中，北大没有录取，其他三个录取了。报历史系，因为我从小就爱好读历史。我的母校复旦中学后来送给我一份初中各课成绩单的复印件。上面记着：我初一时10岁，英文在补考后才及格，其他课成绩大体上是中等，只有历史得了98分。为什么也报化工系，因为正如那时一句流行话“毕业即失业”，怕读了历史系，毕业后找不到职业；而化工是当年民族工业中发展得比较快的，如橡胶、制药等厂，毕业后较易找到工作。

　　记得我在复旦考作文时，是在子彬院（解放后改名300号）101号大教室。作文题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说》。在复旦中学时，老师规定的作文都是要用文言写的，所以在中学毕业前没有写过白话文的文章。监考的老师是周谷城教授，那年49岁，穿了一套白西装，在考场里走来走去看大家作文。以后我在复旦读书时常到他家去。上世纪80年代时有一次见到他们，周师母（李冰伯先生）还笑着说：“我们看你长大的。”我说：“我也可以讲句老话，我见到周先生时，他比我现在还年轻。”

　　大学那时很难考。复旦史地系是16个考生取1个，共取15人；新闻系更难考，是40个考生取1个。

　　录取是分别发榜的，登在报上，自己去看，分为录取和备取两种，录取的不去就由备取的补上。我先看到金陵大学的通告，历史系只录取7人，备取5人。其他学校还没有发榜，就先进了金大（章开沅同志也在金大历史系读书，比我高一年级）。到南京第一天，先到五二〇惨案发生的珠江路口凭吊，接着参加了新生入学周，注册听课。所以我前些年写过一篇文章《我也是南大校友》，登在南大校刊上。在金大读了一个星期后，复旦发榜，也录取了。我家在上海，就从金陵大学退学，回上海进了复旦大学史地系。那时是16岁。四年级同学张靖琳（地下党员）看到我的学生证，笑着说：“真是个小孩子。”这也不奇怪，抗战期间许多同学经过多年流浪折腾才上大学，年龄会比较大。我同年级同学一共15人，有的同班同学比我大5岁。

　　北大历史系没有录取。如果考上了，就和宁可同志同年级，比戴逸同志低一年级。前些年，北大请我做历史系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历史系开了个全系同学的会，系主任牛大勇教授讲了我许多好话。我接着说：“有句老话，不能只讲‘过五关，斩六将’，还要讲‘走麦城’。我是报考过北大历史系的，没有考取；而在座各位同学，都是考北大历史系被录取的，比我高明。”

　　二、进入复旦大学

　　复旦在抗战时期的经历很特殊，分为两部分：大部分师生迁到内地，曾在江西、贵州，再到重庆北碚的夏坝，后来改为国立，由吴南轩、章益先后任校长；另一部分迁入日本当时还没有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后，仍称私立复旦大学，后来称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仍由留在上海的老校长李登辉主持，不由日本人管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邵力子等和校长章益都是李校长的学生，讲了话，所以两部分宣布合并，完全承认上海部分学生的学历，没有区别。重庆部分在1946年秋迁回上海江湾原址，并从这年起在上海招生。那时，学生有学号，上海部分的学号以S领头，重庆部分以Y领头，1946年统一招生入学的以A领头。我在1947年入学，学号是B64。

　　抗战胜利后，上海共有四所国立大学：交大、复旦、同济、暨南。交大的地下党和进步力量最强。同济学生的进步力量最初也很强，但校方很反动。复旦是双方力量都强，斗争十分激烈，但进步力量不断上升。暨南从校方到学生中，反动势力都很猖獗，但也有党组织和一定进步力量。

　　进入复旦大学时，我很兴奋，因为复旦在学生运动中一直站在前列。入学后却发现复旦的学生运动当时正处在低潮中，政治空气相当沉闷。

　　这年暑假中，校方宣布免去张志让教授的法学院院长职务、周谷城教授的史地系主任职务，还解聘了洪深、顾仲彝、马宗融等一批进步教授。五二〇运动中最活跃的学生领袖有的被逮捕，有的被开除，有的被迫撤离。还有四个被捕的同学（孟庆远、葛嫱月、张希文、李槐奎）没有释放，被囚禁在曹园。一进校门，左边的学生自治会门上贴着封条，不能再进行任何活动，让人看了就觉得伤心。所有教室下课后就上锁，防止学生在里面开会。

　　学校的训导处分课外活动组、生活管理组两个组，都由特务控制。举一件我下一年暑假亲身遇到的事作为例子：那时我们油印了一份简单介绍各系科情况的材料，供来报考的学生在选择志愿时参考。当我发完后走到登辉堂（现改名相辉堂）北面比较冷僻的地方，后面有人悄悄跟过来，突然用手插到我裤袋里。我回头一看，是训导处课外活动组的人员，名叫史逊。平时我们还得称他为“先生”（即老师），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质问他干什么？他竟回答：“我看看你裤袋装的是什么？”材料已经发完，他自然一无所获。生活管理组的训导员不定期地在晚上到学生宿舍里查房，有时还发现他们躲在室外偷听室内的谈话。

　　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因此，刚进复旦后有一段不算长的时间，心情很苦闷。

　　经过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风暴洗礼，又读了一些书，我已强烈向往中国共产党。但是人海茫茫，周围有谁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在哪里？我一无所知。当时那种沉闷的空气中，我能够做什么？

　　当时能做的只有两件事：

　　一件还是埋头读书。因为我是学历史的，读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只讲到义和团事件）。读了感到耳目一新。后一种书出得晚一些，印的作者署名是“武波”，当时不知道他是谁，觉得很陌生。解放后才清楚：“武”是文武的“武”，“波”是波澜的“波”，武波就是文澜。连这样的学术著作也已不便用真名出版，可见那时当局的政治控制已更严厉。我以前常读的《周报》《民主》《文萃》等刊物都已相继被封。有进步色彩的《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晚报》，也已在这年5月被封。那时看得多的刊物是《时与文》（因为它的发行人程博洪是程潜的儿子，才能出版）和《观察》，其中除时事评论外，还常有各地学生运动的详细报道，起着刺激人心的作用。不久也被封了。

　　对我思想影响更大的是读了华岗所著《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下两册，实际上就是近代中国革命史。这是以前出版、由别的同学借给我看的，使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历史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

　　除自己看书外，还和贴邻宿舍的合作系一年级同学李正开、汪巽人组织读书会，读苏联学者罗森塔尔著、李正文译的《唯物辩证法》，每读完一章就集体讨论一次，还要将个人的读书笔记交换着看，最后总是由李正开作总结。这比过去对理论的认识自然加深了一步。李正文是老资格的秘密地下党员，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大夏大学教授，又是半公开的“大教联”负责人。上海一解放当了上海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做接管复旦的军代表，后面还要说到。李正开是地下党员，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社会经验丰富，谈吐老练，能拿主意。我很佩服他。读书会这种方式，当时很普遍。它不仅是一起读书，有时也一起谈论时局。

　　另一件事是在进步的同学中串门子，深交了一些好友，主要是两批：一批是我在复旦中学时可以无话不谈的同学邱慎初，还有何志禹，当时都进入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一年级读书。我常到邱慎初宿舍中去聊天。土木工程系高年级同学也常去聊天，其中有朱乘中，也是地下党员，我同他也相熟了。另一批是当年新入校的一年级同学，因为处境相似，又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共同组织了一个相互联络感情的团体，叫“新生社”。这个团体，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来去随便，也没有指定什么负责人，只是常常组织一些集体活动，临时一叫就来了。经常参加活动的有五六十人，大体是经过选择的积极分子，其中数理系的王其健、土木系的何志禹、新闻系的程极明、外文系的张瑛华和廖国芳等，都是新入学的地下党员，当然彼此并不知道。还有化学系的汪鋆、张曼维，新闻系的梁增寿、武振平、孙锡钧、陈方树，农艺系的周久钊，教育系的林蒲添、朱其昌，经济系的钟在璞等，都是在那里熟识的，不久都入了党。史地系的董旭华、韩伯英、高有为等也常参加活动。新生社的活动，一开始并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只是组织了两次到广肇山庄远足，还多次组织在一起唱新民歌和跳集体舞等。参加的都是十分活跃的年轻人，政治态度也接近，彼此感情十分融洽，能够相互影响，有什么事，容易一呼百应。一年多后，大多数都参加了党，至少一直是积极分子，在学校中成为一支很活跃的新生力量。

　　回头想想，当时复旦党组织的工作部署相当高明。这时新学年刚开始。学生中的党员、群众领袖、积极分子大批因被捕、被开除、过分暴露而撤离以及四年级学生毕业离校而大大减少。一年级同学刚入校，彼此还不熟悉。蒋介石在这年7月4日发布所谓“戡乱总动员令”，国民党当局加强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沉不住气，急于提出政治性很强的主张和要求，开展规模大的集中活动，不仅无法成功，还会造成很大损失。在这种不利情况下，还是要沉着隐蔽，勤于交友，耐心地发现积极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团结并教育他们，到条件成熟时，一旦有事便能一呼百应，斗争从分散到集中，掀起新的高潮。以后的事实，充分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