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谦：我在息烽集中营淬炼了革命初心

段志强

　　息烽集中营幸存者刘谦因为反对当特务而获罪，他入狱时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在狱中受共产党人影响而渐渐坚定信念，并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狱中生涯对他而言，是一座特殊的革命熔炉。2007年10月，刘谦去世。2020年，他的二女儿刘燕华和小女儿刘靖讲述了父亲曲折的人生经历。

　　刘谦，出生于1922年4月22日，籍贯江苏省淮阴县。1944年，日本鬼子打到贵州独山，刘谦正在贵阳一所小学当教师。由于日本人的侵略，人们四处逃难，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刘谦一个人在贵阳举目无亲，生活没有着落。一天，他无意中在街上看到西南电讯班招生的广告，一打听，说是西南电讯班在重庆。他想，重庆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到了那里可以参加打日本人的队伍，于是报了名并被录取。

　　在电讯班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刘谦感觉到了不对劲。因为听人议论说，这个西南电讯班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训练班。由于刘谦曾当过小学教师，对政治有所了解，而且用他的话说，“我从来没有干过特务，既没有特务亲戚，也没有特务朋友”，所以他萌生了逃跑的念头。

　　经过一番谋划，刘谦逃出国民党特务训练班，从重庆回到了贵阳，躲在一个朋友家里。三天后，刘谦正在贵阳百鸟书屋阅读书籍，忽然听到有人喊了一声“刘老师！”抬头一看，只见一个穿长大褂、手持一把手枪的人用枪抵着他。来人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刘谦被逮了回去。

　　被抓回去后，一个特务训练班的负责人劝刘谦再回特务训练班参加培训，刘谦坚决不从，说道：“我是绝不回去的，砍头就砍吧，你们想咋办就咋办，枪毙也好，杀头也罢。”特务威胁刘谦说，如果不回去，就把他送到“大学”去。刘谦知道，所谓“大学”，就是息烽集中营。他听人说过，只有死囚犯才被送到息烽集中营关押，凡是被关进里面的犯人，基本上是活着进去，死着出来。刘谦没有屈服，抱着必死的信念被关进息烽集中营里面，监号913。

　　对于在息烽集中营的这段经历，刘谦曾经回忆说：“我被特务从贵阳抓捕送到这里（指息烽集中营），刚踏进这人间魔窟，监狱的警卫就开始对我搜身。他们把我身上所有的钱物都搜去了，连裤带、鞋带都被解掉。搜完身，我就被带到一间狭小的囚室外面，特务把我往里一推，关上房门就走了。囚室里一片漆黑，铺盖行李等什么都没有。人在里面站不直，只能坐在阴冷潮湿的地上，看不到一丝光线，坐累了就靠墙睡一会儿。到吃饭的时候，送饭的从门洞塞一碗饭进来，吃的是盐水泡饭，且是老陈米煮的，里面沙子、石头、老鼠屎等各种杂物都有。后来，我被转到另一间囚室，里面关着好多人。睡觉时，每人只有一尺三寸的铺位，只能侧着身子睡，根本不能平躺着睡。”

　　刘燕华回忆说，父亲当时只有20多岁，他此后曾说过：“那时我是一个政治上幼稚无知的青年，在人生道路上，第一次就进入这人间地狱，从此似乎成熟了很多，严酷的现实比任何教科书给我更生动、更有力、更刻骨铭心的教育。从此我被现实强有力、不可抗拒的无形力量影响了终身”。

　　在狱中，刘谦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残暴，了解到一些共产党人虽然被关押了好几年，身心饱受摧残，但一直英勇不屈，哪怕最后牺牲在国民党特务的屠刀下，却一直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对此，刘谦深为敬佩。

　　当时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的人员，在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以及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逐渐形成一个对敌斗争的坚强堡垒。狱中党支部将那些与党失去联系的党员组织起来，为他们在狱中与敌人斗争提供了组织保证。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革命者们挫败了监狱当局的连坐法，并取得了改善伙食、痛打叛徒等斗争的胜利。同时，狱中党支部还发动中共党员利用敌人“狱政改革”的时机，用笔名在狱中的《复活月刊》上发表《一个月的世界与中国》、《七月里的石榴花》等文章，揭露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迫害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民主人士的罪恶行径，宣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迫害与反迫害、软化与反软化的斗争中，息烽集中营中的革命志士始终把监狱当作特殊的战场，与黑暗和反动进行着殊死的较量，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诗歌，表现了革命者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刘谦在狱中结识了共产党员罗世文。罗世文一直关在“爱斋”，“爱斋”是一个特别大的号子，人特别多。初次见面时，罗世文对刘谦点点头说：“又来一个犯人，是个小青年”。随着不断接触，刘谦觉得罗世文是一个很有善意的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爱斋”关押了两三个月后，刘谦又被转至“忠斋”关押。在这里，他又结识了共产党员张蔚林。刘谦被带到一间牢房，警卫指着一空地对他说：“你就睡在这里。”刘谦很茫然，因为警卫指的地方既无床，又无其他物件，看情况是叫他睡在地上了。这时有一名青年对警卫说：“怎么能让他睡在地上，地上那么潮湿，会生病的”，并帮助刘谦弄了一个临时的床架，同时又送了一双用破布条编的草鞋。刘谦后来得知，帮助他的这个人是因“军统电台案”入狱的张蔚林。

　　张蔚林在狱中关押了多年，十分想了解外面的情况。彼此熟悉后，刘谦就将自己所了解到的时局情况讲给他听。张蔚林听了刘谦入狱的原因后，对他分析说：“我估计你会在我之前出狱，如果你先出狱，迟早会碰上共产党员，那么你可以将狱中的情况，忠实地报告给党。你也可以参加党组织。”

　　1997年，刘谦受邀参加息烽集中营纪念馆举办的活动，他去拜祭了张蔚林烈士。在烈士墓前，他百感交集，久久伫立，心中不断地呼唤着：我的好兄弟，魂兮归来兮。

　　除了张蔚林以外，刘谦与“军统电台案”中的另一名共产党员杨洸也同关过一室。他耳濡目染了这些共产党员坚定信仰、视死如归的事迹，从这些共产党员身上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刘谦后来说：“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跟共产党员朝夕相处，那几个共产党员没有叛党，没有背叛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我作为一个幸存者，可以证明他们是忠于党的，没有动摇没有变节，最后他们牺牲在国民党特务的屠刀下。我作为一个幸存者也好，历史见证者也好，要使他们的英魂得到安慰，对得起他们。”

　　1945年9月13日，刘谦被释放出狱。1946年，到昆明参加由中共领导的滇西挺进纵队，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云南省思茅地区行署秘书长、税务局长等职。2007年10月，刘谦去世。在生活中，刘谦十分节俭，一件衣服穿了十几年都舍不得丢弃。他给子女们的最大印象就是爱读书，只要有空闲，就手不释卷。他对于浪费时光的行为非常反感，经常告诫子女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刘谦女儿的同事朋友参观过息烽集中营后，得知刘谦曾坐过息烽集中营的牢房，都觉得刘谦特别了不起。女儿将这些话转告给刘谦时，刘谦总是很平淡地说：“那么多革命烈士都牺牲了，比起他们，我算是非常幸运的了，我有什么资格到处显摆。”他曾多次感慨地说：“看到人们现在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我对当时息烽集中营的生活无怨无悔。”

　　（来源：《贵阳文史》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