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侨会议：周恩来留给电影人的珍贵记忆

朱安平

　　1961年6月召开的“新侨会议”，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与指导之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艺工作和处理文艺问题的正确方针政策，成为“建国以来电影故事片创作人员思想最活跃、议题最广泛、讨论最热烈、心情最舒畅、发扬民主最充分的一次会议”，“对此后电影事业的发展起了扭转局面的根本性作用”，永远铭刻在广大电影工作者心目中。

夜访促膝倾听

　　1961年6月的北京艳阳高照，位于崇文门的新侨饭店嘉宾云集。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同时在此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目的是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总结“大跃进”以来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的经验教训，讨论贯彻“双百”方针、改进工作和繁荣创作的具体措施。参加前一个会议的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宣传部门主管文艺的负责人，出席后一个会议的则是电影界的著名人士，其中编剧（辑）20人、导演38人、演员11人、摄影3人、理论与教学人员6人，文化部、电影局及各制片厂领导30人。

　　周恩来对会议的召开十分重视，不仅因其历来关心文艺工作并且熟悉电影界，与许多文艺和电影工作者建立了深厚友谊，更重要的是希冀在与国民经济调整相关的文艺工作纠偏之中，电影方面能取得应有进展，以进一步改善创作环境和调动积极性，遂有6月16日夜访新侨饭店，看望与会代表了解其反应之举。

　　当晚，周恩来谁也没有通知，径直来到代表们的住处。他走到楼梯口时碰巧遇上赵丹，一问才知道当晚观摩两部影片。赵丹惦记房间里生病的妻子黄宗英，看完一部片子便回来了。周恩来亲切地拉着老朋友的胳膊说：“走，我们看看去。”赵丹也不客气，一路嚷着把周恩来带到了房间：“宗英，快，快！总理来啦！总理来看你，看大家啦！”

　　周恩来笑声朗朗地进了屋，端详黄宗英一身打扮觉得奇怪：素布衫裤、家制布鞋，有点乡下妇女的味道。他笑着问：“怎么？连花衣服也不敢穿啦？”黄宗英急忙解释：“常下乡……”周恩来赞许地说了一句：“好。”随后又说了句：“改造，也不在外表。”

　　说话间，赵丹已把其他几位未去看电影的代表找来，有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天马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丁一、厂长兼导演陈鲤庭和海燕电影制片厂厂长兼导演沈浮等人。来人一多，房间显得小了，周恩来与沈浮坐在小沙发上，丁一坐椅子上，其他人倚在床边。赵丹跑前跑后气喘吁吁，周恩来招呼他坐在自己对面，顺手把服务员送来的橘子水递给他。饭店的服务员感到新鲜，周恩来怎么与艺术家们这么熟，像老朋友似的。

　　周恩来冲着黄宗英摇摇头说：“更瘦啦！什么病？让医生仔细查查。”黄宗英赶紧解释：“总理，我没什么大病，一多半是急出来的。老完不成任务，白吃人民的饭。”

　　陈荒煤开玩笑说：“五个书记去‘挂帅’，把宗英的灵感……”黄宗英赶忙打断他的话：“我‘抗议’你们把人家在小组的发言，摘三句五句上简报。赶明儿闹个‘反对书记挂帅’‘反对党的领导’可不是玩儿的。”“总理看，连宗英也怕‘抓辫子’！”陈荒煤接过话茬，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却严肃地说：“讲讲嘛，怎么回事？”黄宗英只好“从实招来”。长期当演员的她，1959年编写的剧本《平凡的事业》拍成电影后，被任命为专职编剧，转行来得突然，再加上当时文艺创作的政治性要求太强，任务压得太紧，而层层领导对剧本的审查关口又过多，当了一年编剧，剧本绝少成活，一急之下竟然病倒了，为了不失去学习机会，带病来京参加会议。在座的人也纷纷补充会上反映的领导意见不一致，造成创作中一再返工、无效劳动的情况。周恩来听得很认真，微仰起头靠在沙发上。这个姿势大家很熟悉，表明总理很愿意多听一些，甚至希望大家当着他的面展开争论。黄宗英鼓足勇气问：“总理，在会上各组讨论都涉及艺术规律问题。我有个意见，不知该说不该说。”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想说就说呗！”

　　黄宗英便说：“总理，如果科学家搞导弹、火箭，外行们———领导也好，我们隔行的也好，对他的专业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们电影这一行，谁都有发言权，而艺术家本身的发言权……就难说了。我们是不怕文责自负、戏责自负的。老实说，历次运动也没人替我们负。可是我们工作的时候，负责的人……好像太多了些，大家管这种现象叫‘婆婆多’。我们的党，各级党委，究竟以什么方式、怎样来领导剧本创作，领导艺术生产，我们认为应该研究、讨论。”

　　为了言之有据，她讲出了“五个书记挂帅”的例子：为创作塑造基层党的书记光辉形象的电影剧本《好当家》，上海市委、电影局、电影厂、县委、公社的第一书记层层挂帅，电影厂副书记亲自坐镇讨论。黄宗英等好不容易想出点戏，副书记就问：这个情节和主题什么关系？这个细节怎样体现主题思想？她被问得傻了眼，想不下去了。一天晚上，这个书记生病睡了，黄宗英等一口气搞了个通宵，把提纲顺下来了。后来私下说，我们那剧本，作者生活底子薄，五个书记挂帅，也养不出“胖娃娃”来。黄宗英连说带比画，总理听了哈哈大笑。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向周恩来反映艺术家们的呼声，有说有笑地探讨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如何尊重艺术规律和如何尊重艺术家的问题。这次会议上争得最激烈的是《达吉和她的父亲》，有人认为小说写得好，有人则认为电影改编得好，涉及如何对待受到宣扬的“人性论”、表现“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批评。会议放映了这部片子，并印发了小说，让与会者对照进行讨论。听到这些反映，周恩来很感兴趣，向陈荒煤问道：“能不能发给我一本？”赵丹递上自己手头的那本，上面画了许多道道，还有批注意见。黄宗英轻声提醒道：“你别把画得乱七八糟的书给总理。”周恩来却笑着接过来，并说：“我倒很愿意研究研究阿丹的意见。”

　　周恩来离开新侨饭店时已经很晚了，临走时要求陈荒煤：“每期的会议简报出来后，请当天送给我看看。”他随后读了《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又专门调看了电影，并且继续找文艺界、电影界的领导人和创作人员谈话，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讲话循循善诱

　　在与会议代表接触过程中，大家都要求周恩来能到会上“谈一谈”，他也“心有所感，言之为快”，于6月19日下午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一上来的“开场白”，周恩来就尖锐地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他以《达吉和她的父亲》由小说改编电影，怕被戴上“人性论”“温情主义”的帽子为例，严肃批评了文艺工作中流行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五子登科”的不良风气，明确表示要改变这种状况，“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首先从我们领导者改起，提倡这种正确的风气”。

　　接着，周恩来讲了几个大问题，包括“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为谁服务与如何服务”“文艺规律”“遗产与创造”“领导与深入群众”，强调：“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风发，使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

　　周恩来的讲话不仅联系实际、切中时弊，而且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无论领导干部，还是创作人员，无不感到“解除了多年来禁锢束缚他们的种种枷锁和心中积压的困惑苦闷”，使人深受教益而油然起敬。

　　周恩来当众坦陈：“我说过，在文艺工作方面我有过一个错误，就是提倡大拍艺术性纪录片。艺术性纪录片是可以拍的，但提倡太过也不行。我们提出一九五八年拍八十部，结果下面就搞出了一百零三部，其中就有粗制滥造、浪费劳动力、占用材料的，当然也有拍得好的。总之，要求得过多，就违背了多快好省的辩证结合。”

　　负责领导电影艺术生产的陈荒煤对此感慨不已。他清楚实际责任完全在电影界自身，未能冷静而深入地领会总理的指示精神，没有明确纪录片与艺术片两个片种的界限，致使“艺术性纪录片”泛滥成灾，而这又与自己头脑发热盲目推行有关。“万万没有想到”周恩来却“主动承担责任”，多年后回顾他由衷地说：“周总理这种崇高的品德和风格，是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和怀念的。”

　　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出，“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并号召“文艺团体的领导也要自我批评”，令与会的制片厂领导“震动很大”。海燕厂副厂长徐桑楚跟天马厂副厂长齐闻韶等几人商量，“也应该学学总理，向几位有代表性的艺术家道歉”。他们不仅在小组会上主动检讨了分管艺术生产中的简单粗暴问题，回到上海后还就《老兵新传》跳舞一场戏、《红色娘子军》洪常青和琼花的爱情戏被删减一事，分别在正式场合向导演沈浮、谢晋表示道歉，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周恩来的讲话两度提及《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他还强调：“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长影厂导演王家乙的心深深为之打动，影片“犹如在乱石丛的高压下，勉强从缝隙中钻出来的小芽”，“在别别扭扭的委屈中提心吊胆地进行艺术创作”的经历，又一一浮现眼前，百感交集之中，对“总理用心体会创作人员疾苦和良师益友般的深厚情谊”，有了更为真切的理解。

　　1959年，时在上海紧张拍摄《革命家庭》的北影厂导演水华，因坚持精益求精以讲究艺术质量完美，该片在北京市文艺界“反右倾”党员大会上被点名为典型的少、慢、差、费作品，险些被戴上右倾的帽子，令他心力交瘁，背上很重的思想包袱。周恩来在讲话中专门谈及“多快好省，要算总账，算大账，不能从每个人来提要求。比如张水华同志，你拍影片习惯于慢一点搞，应当允许慢一点，不必要求很快拍出来”，为之正了名。随后又在亲自看望水华时，称道：“水磨功，我赞成！”给水华极大鼓舞，成为鞭策其前进的力量。

　　正是周恩来讲话力倡实行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促进艺术繁荣，有力促进了中宣部《关于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文艺八条”）和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创作生产的意见》（“电影三十二条”）两个纲领性文件的制定，对电影事业沿着更健康的道路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温馨“香山一日”

　　6月22日，周恩来约请一些电影创作人员和有关领导，到西花厅家里做客，询问他们的工作、学习情况，并就提高电影质量问题发表意见。之后，他又让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打电话给文化部党组，建议会议开得不要太紧张，安排全体与会代表到香山休息几天，他也来与大家相聚。

　　代表们于28日移师地处北京西郊的香山，置身于皇家园林特色的自然环境中，身心凉爽、畅所欲言。

　　30日晚上，周恩来安排代表们回城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当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欢声雷动，兴奋雀跃。周恩来主持大会，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报告。散会后，代表们坐车回香山休息。第二天一早，周恩来特地来到香山，与代表们一起共庆党的生日。他带来了三位特邀客人：王莹、舒绣文、孙维世。她们都曾活跃于影坛，有的还是当红明星，后来转至文学、戏剧岗位。大家感到意外，又很高兴，因为感到了总理的细致与关怀。凡是对电影工作有过贡献的，总理都记在心上。

　　在场的100多人向周恩来簇拥过来，其中约有一半是他早已认识的，不认识的由陈荒煤一一介绍。周恩来笑容满面，与大家一一握手。对于电影工作者来说，周恩来不仅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电影界的良师诤友。早在抗战时期，他就亲自领导了国统区的进步戏剧与电影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日理万机中，他依然高度重视并极为关心电影工作。这次又亲自主持了电影战线的纠偏正误。值此难得而珍贵的机会，代表们纷纷希望与总理合影，并要以他为中心。但总理执意不肯，总是站在一旁或后排，并委婉地说：“今天你们是主角，我是陪客，不能喧宾夺主。”田方乘机欲将一军：“那就应该客从主愿。”总理笑着回答：“也不妨主随客意。”这就没有理由不服从总理了。后来拍摄全体大合影时，他仍站在人群靠后并在旁侧的位置，但每个人都感到与周恩来更贴心了！

　　随后，周恩来和代表们一起登山游览，饶有兴致地说这说那，当起了“向导”。在路过原香山慈幼院的时候，他站定脚步，指点给大家看：“这里是政协第一次会议开会的地方，是有历史意义的。它最早是北洋政府的熊希龄建造的，因为熊是湘西凤凰人，当时人们尊称为‘熊凤凰’。可是，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历史的变迁，这些历史人物都已经风流云散了，当今的伟人是我们的毛湘潭！”这时正好海燕厂的导演兼演员刘琼在旁边，周恩来就问道：“你是哪里人啊？”刘琼回答：“我是湖南湘阴人。”周恩来又问：“你知道这件事吗？”刘琼说：“我的历史知识太浅薄，不知道。”周恩来笑着指指刘琼说：“你这个湖南人呐！”

　　在去“鬼见愁”的途中，走到一处仅留有屋基的地方，周恩来又告诉身旁的一些代表：“这就是毛主席当年住过的房子，在这里发布渡江命令，还写下那首气势磅礴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随后，还惋惜地自语了一句：“这房子不应扒，应当留着嘛！”周恩来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散步游山、谈笑风生中，周恩来与代表们继续就会上的话题聊了起来。

　　周恩来一见到王家乙就招手让他过去，说：“家乙同志，我告诉你，邓总书记看了你的片子，跟我的意见一个样。你是既要让人感动，又不让人捧眼泪。你说说你有多别扭！”王家乙说：“我没处理好。”周恩来笑着说：“得了吧，又是‘人性论’，又是‘温情主义’……连我说了都不算，你敢吗？”

　　周恩来发现了岳野，就问：“在写什么啦？”岳野一脸苦涩地回答说：“我……正在写检讨。”周恩来追问：“写什么检讨？”岳野回答：“就是你看过的那个戏《同甘共苦》，人家批评说是个坏戏。”周恩来提高声音正色道：“什么坏戏？我看那是中等以上的戏嘛！”这不啻是为岳野的作品平了反，让他顿感“简直就像挣扎在苦水潭中，在无救的绝望情绪中看到了光明，并突然伸来一只巨大而又温暖的手将我拉上岸来”，“赶快躲开去，怕激动过头失态”。

　　趁与周恩来同走一段路，八一厂厂长陈播询问打算将江西话剧团演出的《八一风暴》改成电影是否可以。周恩来回答说，戏已经演过了，何必再拍电影呢？南昌起义的历史功绩，已有历史记载了。可是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起义后还是想找出海口，争取外援，由于敌人强大，难以实现，起义失败了。要写电影，就要写这支部队在朱老总领导下，上了井冈山，才走上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陈播感到，这一番话不仅表现出周恩来伟大而谦虚的品德，而且又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坚强党性原则，是学习的榜样。

　　海燕厂副厂长徐桑楚说：“这几年工作不太容易。经常是左耳朵听到一种说法，右耳朵又听到另一种说法，不知道该听谁的。有时候觉得有点寸步难行。”周恩来听后，若有所思地对他说：“一个人的工作有成功，也会有失败，这是不可避免的。成功的经验对他来说是一笔财富，但失败的教训呢？按我的看法，一个人只有把不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看成是自己的智慧和财富的时候，他才算是真正地成熟了。”

　　最为引人瞩目的是赵丹像孩子般和周恩来的“争论”，到底《达吉和她的父亲》是小说比电影好，还是电影比小说好。赵丹大胆直言：“总理，您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周恩来亮明观点：“影片的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更广阔。”赵丹仍不示弱：“那不过是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他们各抒所见，说个不停，最后赵丹语塞：“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周恩来略停脚步，偏过头来微笑地看着他，亲切而又洪亮地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周恩来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在场的人都被他们逗乐了。

　　周恩来与大家愉快地共进午餐后，又与部分代表举行了座谈。其间，他就提议在电影院悬挂中国自己电影明星的照片一事征询意见：“苏联、朝鲜都有人民演员、功勋演员，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演员们一听都笑起来，“谦虚”地表示：“我们国家情况与他们不一样，我们是电影工作者……”周恩来感叹道：“还是我们的电影演员觉悟高啊！”当场关照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尽快落实。

　　在代表们即兴表演节目的抚掌欢笑之中，周恩来与大家依依惜别，以情同挚友、陶然同乐，为新侨会议“收官”，给电影界留下永远难忘的珍贵记忆。

　　（来源：《党史博览》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