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

郑学富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13人，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庄严诞生，从此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可是，党的一大召开后不久，党中央在上海曾遭到了一次破坏，包括一大档案在内的中央档案资料全部遗失，致使党的一大的很多问题在很长时间成为历史之谜。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长期处于革命战争中，风雨飘摇，历经艰辛，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也一直没有条件纪念自己的生日。
　　记述党的一大召开的文章，最早是发表在1921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九卷三号上陈公博撰写的一篇散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文章表面看似一篇游记，实则是作者参加党的一大经过的记述。
　　文中写他是于7月14日由广州启程赴沪，21日到达上海。尽管文章中没有写明党的一大召开的时间，但是在7月21日之后是没有疑问的。
　　文章详细描写了法国巡捕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情形：“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
　　1929年，董必武和何叔衡同在莫斯科学习，何叔衡给董必武写信询问党的一大召开情况。董必武于“12月31日复信何叔衡，提供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议事日程及会上讨论的问题等有关情况”（《董必武年谱》）。但是时隔8年，他只记得一大是在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具体日期已记不得了。
　　最早以一篇文章专题回忆党的一大召开的是陈潭秋。1936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前夕，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的决定》，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部筹备并出版小册子《中共党史概述》、烈士传略文集、党和红军著名领导人传略文集等。
　　1936年7月1日，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了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宴会。《共产国际》杂志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发表了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的系列文章。其中就有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撰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的文章。
　　陈潭秋，名澄，字云先，湖北黄冈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1920年，他和董必武等7人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1年创办湖北人民通讯社，任社长。7月，陈潭秋与董必武参加了中共一大。回武汉后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武昌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负责人，曾先后出席了中共三大、五大、六大会议。1933年，陈潭秋转移到中央苏区，任福建省委书记，中央临时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长）。1934年秋红军长征后，他留下来任中央分局委员，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8月去苏联，入莫斯科列宁学院进修学习，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陈潭秋凭着自己超强的记忆力，向人们讲述了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过程，提供了许多生动鲜活的细节。他在文章中写道：“1921年7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9个客人。他们都下榻于这学校的楼上。这到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他们到上海来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共第一次大会是在7月底开的。”文中没有提到党的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
　　陈潭秋在文章中还回忆了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的经过：“我们原定会议期间是七天，被侦探发现后，决定缩短为五天，但是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决定乘火车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到了上火车之前又想到西湖游人太多，遂中途变计，到离上海约三百里之嘉兴城下车，嘉兴有一个南湖，也时常有人雇船游览。我们借游湖为名，雇了一只大船，并预备酒食，在船上开会。
　　这一天早晨天色阴暗，但到了八时以后，即有不少游船往来湖上，对于我们的会议进行，殊感不便，到九时半以后，天忽降大雨，游人均系舟登岸，大为败兴，然而对于我们倒很便利了。我们很放心的进行了一天的讨论，直到夜晚十一时闭会。”
　　三年之后的1939年，陈潭秋奉命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9月17日，陈潭秋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他坚贞不屈。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反动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由于消息隔绝，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他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陈潭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被史学界公认为最早回忆并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共一大内情的重要文献，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节选自《关于“七一”的五个第一》一文，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