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历史风云探秘新四军“生日”

胡卓然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10月12日这一天已经被称为新四军的“生日”。1941年10月12日，时任新四军参谋长的赖传珠，在新四军成立四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里说：“今天是1941年10月12号，是本军成立的四周年纪念，也是本军的生日。”
　　实际上，新四军的“生日”经历了从10月2日到10月12日的变化。本文将通过历史的风云变幻，探秘这个光荣纪念日背后的秘闻。

新四军首个“生日”是10月2日

　　1938年10月2日，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皖南泾县云岭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军部驻地举办了庆祝新四军成立一周年大会。全场首先齐唱周巍峙创作的《国共合作进行曲》，在“全国精诚团结，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全民动员”、“看前途已现曙光，最后的胜利定属我方”的激昂歌声之中，大会拉开了帷幕。
　　当时在新四军军部担任参谋处长的赖传珠，在10月2日的日记中记述，当天为了纪念“新四军成立周年纪念日”，部队进行了会餐，并且，新四军邀请军部驻地群众吃饭。
　　10月2日，饭菜飘香的泾县云岭在军民同乐的气氛之中，度过了新四军的“诞生周年纪念日”。
　　就在新四军第一个“生日”几天前的9月28日，当时正在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不能在新四军中庆祝成立纪念日的副军长项英，也从延安发出致叶挺、张云逸、袁国平并转告陈毅的电报。电文里直接指出了10月2日是新四军的成立纪念日：“十月二日为本军成立纪念，特致电庆祝，请袁代为转达。本军成立周年，幸赖全体指战员一贯为国为民之牺牲精神，不畏艰难，勇敢杀敌，在短期内获得初步胜利，配合了保卫武汉战斗，但不能以此自足，更须继续努力。”
　　而在南京近郊区，1938年10月2日这一天，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一部以英勇的战斗行为庆祝了新四军的周岁“生日”。
　　今天因有国际机场而闻名的南京禄口，当时是从南京到溧水公路线旁边的重镇。每天清晨8时左右都有日军汽车从这里经过。为了以胜利的战斗来纪念新四军成立一周年，10月2日拂晓，战斗在南京郊区的新四军三团一部开始接近禄口镇。当新四军发现有部分日军进驻镇内时，随即发动了袭击。经过一番激战，三团指战员给日军一定打击并且炸毁其机枪后，顺利进行了转移。
　　南京城郊的胜利枪声，像祝贺新四军“生日”的鞭炮，鼓舞了军队的士气，也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这次袭击战直接威胁了日军的交通线，有力地震慑了占领南京地区的敌人。日军担心继续遇袭，从附近要地秣陵关撤出了驻军。因此，向新四军首个“生日”献礼的禄口战斗，至今仍被南京人民纪念。

从1939年起，成立纪念日改为10月12日

　　然而，一年过后的1939年10月里，去年曾经记述部队请群众吃饭的赖传珠，10月2日的日记却没有记录庆祝新四军成立两周年的活动。直至过了十天，到了10月12日的日记里，才又一次写下部队“请群众及客人吃饭”。
　　按照他的日记内容，当天受邀宾客多达两千余人。军民欢聚一堂，会餐时候的气氛非常热烈。群众们前来做客时，赠送给新四军19面锦旗，这件事让赖传珠印象深刻，他在日记里专门写下：“说明群众对本军影响甚佳。”
　　1939年11月5日，袁国平发表的文章《论坚持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战——为纪念本军成立二周年作》里，更十分明确指出：“在纪念我军成立二周年的时候（十月十二日），应该百倍发扬我军十余年如一日的革命优良传统精神。”
　　此后，历年纪念新四军成立的日期，都是选在了10月12日。两年以后的1941年10月12日，已经担任新四军参谋长的赖传珠，也在纪念大会上回溯新四军建军历程时指出：10月12日是“本军的生日”。
　　10月12日代替10月2日正式成为新四军的生日而载入了史册，但其背后的变化依据却没有发现史料记录。1986年，有党史工作者曾经到北京问过曾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李一氓说：“把纪念日从10月2日改为10月12日，新四军领导人是讨论过的，但是为什么改，已经想不起来了。”
　　那么，答案为何？我们要从历史档案深处寻找了。

10月2日的来历

　　关于1937年10月2日这个日期和新四军组建的关联，很多书籍和文章上都有记载，10月2日，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实际上，围绕新四军的组建，当时国共两党正经历着激烈的谈判斗争。国民党阴谋在新四军之中安插人员，共产党人针锋相对，坚持独立自主组建新四军。双方在当时并没有达成协议。
　　那么，10月2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依靠有关史实判断，这一天应当是叶挺被正式委任为新编第四军军长的日期。
　　长期以来，党史领域关于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的日期有不同的说法。较为普遍的两种说法分别是：1937年9月28日和1937年10月12日。
　　后一个日期是依据新四军成立纪念日反推出来的。但是依据历史文献，这个日期并不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里报告：“南京军委已委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这一电报显示，10月5日之前叶挺已经被委任为新四军军长。
　　而1937年9月28日则是来自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布了一份“通报”：兹奉委员长核定：（一）升任夏楚中为第七十九军军长；（二）任陆军少将黄维为第六十七师师长；（三）调任第九十二师师长陈烈为第十四师师长；（四）升任黄国梁为第九十二师师长；（五）升任刘绍先为第八十军军长；（六）升任孔令恂为第八十军副军长代理军长；（七）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等因。除承办给委并分报外，相应通报。这份通报长期以来被视为叶挺正式任职，新四军正式有了番号的记录。
　　实际上，这一份通报“委员长核定”结果的文件日期，并不可以视为当时高级军官任职的日期。
　　依据国民党1934年颁行《陆海空军人事评判委员会章程》，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属有一个陆海空军人事评判委员会。“陆、海、空军官佐官职任免、退役、除役、考绩等之核议”都是这个委员会执掌的权限范围。而这个委员会的实际事务正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办理。
　　在实际运作中，军官人事工作的初步核定均由铨叙厅处理。然后，该委员会通常每个月开会一次，审核少将以上军官的任职、免职问题。委员会将其议定事项呈送给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核定后，再进行正式任职手续的办理。
　　同样是1934年颁行的《陆军军官佐任职暂行条例施行规则》第四条规定中校以上军官任职“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核定后”，其任命程序“交由军政部按行政手续办理”。而大约是从1936年9月起，任命程序又渐渐从国民政府军政部移交给军事委员会直接行使。
　　依据上述规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任职令之后，高级军官才可以担任对应的职务。于是，在1937年下半年，叶挺担任新编第四军军长职务的任命，与1937年9月28日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通报“委员长核定”结果并不是一个手续。
　　事实上，这一份通报里记述被“核定”过的若干职务，最后接到任职令的日期也确实不是9月28日。例如：第九十二师师长陈烈改任第十四师师长、黄国梁接任第九十二师师长的任职日期，都是1937年10月17日；孔令恂担任第八十军副军长职务的日期是1937年11月9日。
　　而叶挺被委任为新四军军长，应当是从1937年9月28日到10月5日之间的某一天。国民党方面编撰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录，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日期为“1937年10月2日”。叶挺被委任为新四军军长后，新编第四军的番号即正式列入当时中国军队序列。1938年10月时也随之依据这一背景，将10月2日选为新四军成立周年纪念日。

10月12日被最终定为成立纪念日

　　那么，新四军究竟为何又把成立纪念日改为10月12日呢？让我们把历史文献有关记述综合到一起，不难看出来龙去脉。
　　10月5日，潘汉年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里报告“南京军委已委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后，又报告了叶挺就这一军长任职正在等待党组织的意见：“但叶在南京与剑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结论，急待我方答复，我们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请示。”
　　可见，虽然1937年10月2日叶挺已经被委任为新四军军长。但叶挺本人坚持原则立场，在等待党组织是否同意之前并没有直接去就职。于是，以国民党方面单独委任叶挺为军长的日期作为成立纪念日，确实并不恰当。
　　而对于10月12日这一日期，当时为了统一战线，公开解释是：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发表成立新四军命令的日期。例如，赖传珠1941年7月7日发表的《抗战四年来的新四军》中说：“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发表了成立新四军的命令。”又如，新四军参谋处1946年编写的《新四军的前身及其组成与发展经过概况》中记述：“1937年10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成立新四军的命令。”
　　这一解释对应的史实是1937年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转发了蒋介石通过其侍参室于10月6日发出“鱼侍参京电”（注：鱼是韵目代日，指6日）：“（一）鄂[豫皖]边区高俊[敬]亭部，（二）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三）湘[粤]赣边区项英部，（四）浙闽边区刘英部，（五）闽西张鼎丞部，以上各节，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除分令叶军长外，希分别查照为要。”
　　两天以后的10月14日，董必武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报告了这一情况：“京军委已将任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编制南部各游击队事，通令有关各省、区。”
　　从这一天开始，新四军的成立一事被国民党公开发布。但是，10月12日这一日期背后的性质，和国民党单方面委任叶挺的10月2日完全不同了。1937年10月8日，秦邦宪、叶剑英和董必武从南京向延安发出“齐午”电（齐是韵目代日，指8日；午是指一天里的午时），建议南方各地游击队“集合成为一个军”。这个建议成为延安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讨论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合编组建新四军的正式开端。
　　目前可以找到的历史文献显示，十天后，毛泽东给秦邦宪、叶剑英和董必武的回电里，同意了他们10月8日提出的南方游击队集中改编的建议：“同意你们齐午电。”而依据当时历史文献的记述，在此之前，中央对于部分红军游击队的合编实际上有过批准的指示。
　　1937年10月3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出顾玉良从南京下关乘船出发，前往江西省联络项英和陈毅。顾玉良建国后在回忆录《党派我寻找项英、陈毅出山》里记述，在吉安先找到了陈毅。随后的10月11日，他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江西省大余县又见到了项英。顾玉良向项英递交了党组织的指示信件，并且口头传达了部分内容。
　　在项英接到指示后仅一天后的10月13日，秦邦宪和叶剑英向毛泽东转发了项英从江西省大余县发向南京的电报。项英在此电报之中告知，陈毅“赴湘赣收编”，随后又记述了一句“两省合编已蒙批准”。并且，项英在电报里还记述了闽西南地区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派人到他这里联络，“请求中央准效，方各部合编”。
　　从这份电报记述的内容里可以看出，项英此前接到指示里已经有批准湘、赣两个省游击队进行合编的指示。然后，他又代转张鼎丞和邓子恢关于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是否可以合编向中央的请示。
　　于是，10月12日前后，整个局面已经和10月2日不同了。1937年10月12日，新四军成立的命令被公开发布时，中央对于江西和湖南两省红军游击队进行合编予以批准的指示已经传达给项英。并且当时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对于南方各省游击队全部进行合编，“成为一个军”的问题已经提出了建议（该建议于10月18日被批准，成为中央同意的方案）。至此，新四军的组建进程已不是国民党单方面发布命令，而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事务。
　　（来源：《世纪风采》2017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