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反战事业

　　面对日本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的6个师团和2个混成旅团共约15万人的兵力，以及8万多打着各种旗号的伪军，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党委于1940年2月决定，在纵队政治部设立对敌工作科，选调曾留学日本的第六团队政治处主任林滔任科长。
　　敌工二科的主要任务是：从政治上瓦解敌军，做好对侵华日军士兵的反战宣传，唤醒日军士兵的觉悟，以配合军事打击，争取更大的胜利。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敌工科成立大约半年，有好几位日本朋友加入进来。他们来自日本社会各个阶层，森田博美是东京的小学教员，大久保良志是大学肄业的一家株式会社的小职员，星文治是工人，北村宪夫、中野重美是农民。他们都是日军中的低层士兵，一个共同的心愿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
　　1940年9月的一个下午，在京山八字门一带，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敌工科长林滔接到电话：前几天，有一名叫坂谷义次郎的日本士兵，从安陆的赵家棚敌据点只身逃跑出来，被抗日政府和民兵发现后，派人护送到政治部。为了迎接这个逃跑出来的日本士兵，林滔科长放下电话就走出门外，只见不远的山间小道上，两名民兵护送着一个穿着黄军服的日本兵，正向敌工科驻地走来。
　　只见这个日本兵中长的脸，中长消瘦的个子，满身污泥，黄军服的纽扣差不多都掉光了，脸上和手上有划破的血痕，十分狼狈。他显然在逃离据点时，经过一场艰苦的搏斗。
　　见林滔科长时，这个日本兵两眼露出疑惧的眼光，低着头，一声不响。
　　“你叫坂谷义次郎吧，我们欢迎你。”林滔用流利的日语说。
　　他诧异地抬头看了看，又低下头答道：“是，我叫坂谷义次郎。”
　　林滔说：“听你的口音，你是大阪人吧？”
　　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是的，我是大阪人。”说完，还是低着头。
　　在旁边护送他的两个民兵告诉林滔：“这个日本兵很奇怪。前两天傍晚我们在赵家棚附近活动，听到据点外边有枪声，看到几个日本兵在追他。他死命地往前跑，跑到山上也不走正路，不管有没有荆棘和丛林，笔直往前冲。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向追他的日本兵放了一阵排子枪，打伤他们两个，他们不敢追了。到天快黑时，他独自蹲在山上。我们喊了他好一阵，他也不答应，我们找到他时，他睡在地上就是不起来。最后还是我们把他抬到山下的湾子里。要他吃饭，他也不吃，叽哩呱啦说话，我们也不懂。后来他就在地上写字，问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写是新四军，他又写要见我们的长官。我们说可以，他这才肯吃饭。可今天，他见了首长，又不吭声了。”
　　林滔听完，亲切地对坂谷说：“这几天你辛苦了，休息一下，先洗个澡，换换衣服，吃过晚饭后，我们再好好谈谈。”接着又说：“我们这里也有你们日本同胞，让他们招待你吧。”说完就请在敌工科工作的森田博美、大久保、平松等几个日本朋友，招呼他去洗澡、吃饭，并叮嘱说：“请你们先同坂谷谈谈吧！”
　　晚饭后，林滔搬了两个小板凳，在月光下，在稻场边，他与坂谷进行了长时间交谈。
　　第二天晚饭后，他们又谈到深夜，坂谷憔悴的脸上露出笑容。
　　第三天晚上，坂谷脱下了黄色的日军服装，穿上新四军灰色的军衣。在皎洁的月光下，他和林科长不时传出爽朗的笑声。
　　坂谷义次郎是日本大阪纺织厂的产业工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不久便被强征入伍，离别年过六旬的老母、结婚不满三年的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儿子，踏上中国的土地。当他看到自己的军队对中国人民的种种暴行时，心情极不平静，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王道乐土，共存共荣”吗？
　　当他从妻子的来信中，得知妻子靠卖血为生，老母已是风烛残年，儿子因营养不良，瘦弱不堪时，他的心碎了，难道这也是“大和优秀民族”的荣耀？
　　当他一走进军营，迎接他的是各种各样的凌辱，无穷无尽的“勤务”，给班长倒便壶，给老兵洗衣服，稍有不慎，便遭拳打脚踢。他实在无法忍受，难道能以这种“武士道”自居吗？
　　经过与林滔三个晚上的谈话，坂谷的觉悟达到了新的升华。他下定决心，要与中国人民一起，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并为此贡献自己的一生。与坂谷义次郎抱有共同想法投奔新四军的，还有从黄陂县城翻城逃出来的松原秀雄，以及从应城携枪奔来的森增太郎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