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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与武汉工人运动

2018/05/15

王继民 于洪伟

  项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新四军的领导人之一。在他早期的革命生涯中,主要是从事工人运动,其间大都在武汉与上海,项英对武汉工人运动的贡献很大。

追求进步 献身工运

  因家庭生活困难,项英15岁那年,去武汉模范纺织厂做学徒工。三年满师,留在厂里做工人。五四运动后,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办工人夜校,传播马克思主义,追求进步的项英在这所学校中如饥似渴地学习,认识到工人要改变自身的命运必须团结起来。从此,他开始自发地从事工人运动。1920年4月,模范纺织厂的棉布在市场上非常畅销,但资本家却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一些工头也为虎作伥。愤怒的工人在项英的鼓动和领导下停产罢工,要求资本家开除作恶的工头,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资本家为了自己的生意,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这次斗争的胜利,初步展现了项英的组织才能。
  那时,武昌察院坡的时中书店,是项英常去的地方。这个书店是中国共产党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的一个重要工作点,这里还发行中共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劳动周刊》。项英对这个刊物是每期必读。一天,他在《劳动周刊》上得到一条信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缺少工作人员,即向武汉分部主任包惠僧去信,表明参加工会工作的要求。包得信后,经过当面考察和侧面调查认为:项英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工人,具有从事工人运动的良好素质。但考虑到项英学过三年徒,有熟练技术,将来专门做工会工作必然荒废技术,这对个人及家庭都是个损失。当包惠僧把组织的顾虑告诉他时,项英不假思索地说:“选择职业我完全有自由,我没有把纺织工作作为终身事业来打算。党相信我,需要我出来工作,我很高兴,完全听从组织分配。”

创办工会 初露锋芒

  江岸位于汉口的长江边上,是京汉铁路南段的一个大的铁路地区,有车站、机务段、车辆厂、修理厂、材料厂等,有三千多工人。在京汉铁路中,其地位与长辛店、郑州同等重要。项英来到江岸立即投入筹备工人俱乐部的紧张工作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消除帮口间的成见和矛盾,加强工人队伍内部的团结。当时工人队伍普遍受封建行帮思想影响,江岸的工人也不例外。这里有福建帮、广东帮、安徽帮、山东帮、湖北帮等等。为了解决这个回题,项英加强各帮口组织间的协调与沟通。他深入到工人中,反复向大家讲解:压迫工人的是资产阶级,是所有的资本家,所有的工人都是被压迫者;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把工友分成各帮各派,弄得七零八落、互相排挤、互相争斗,只能让资本家得利,这无异是工人的自杀。同时,项英加强与各帮口领袖的联络,与他们友好相处,在工作中提高他们的觉悟,通过他们作骨干对工人进行组织和宣传。平衡各帮口,也是一项重要工作。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项英与各帮口反复协商产生了工人俱乐部筹备处的人员。其中干事杨德甫、管庶务的周天元,是湖北帮的;干事林祥谦、管财务的张连光,是福建帮的;干事黄桂荣,工人骨干曾玉良,是江南帮的。1922年1月22日,在项英的精心安排下,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在江岸的龙王庙老君殿举行成立大会。包惠僧作为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代表,李汉俊作为武汉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应邀参加。到会祝贺的有郑州、信阳等站的工人代表、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的代表、江岸地区部分工厂的厂长。会场正中悬挂对联,右面是“机器巧夺天工”,左面是“劳动创造世界”,横幅“劳工神圣”。大会通过了组织公约,选举了俱乐部领导人。项英、林祥谦、曾玉良等当选为干部,施洋被聘请为法律顾问。大会的圆满成功,对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动员和推动作用。到4月底,会员已有3000余人。5月1日,俱乐部改名为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南段总部,成为京汉铁路当时最大的工人组织。
  项英在工人中开展下棋、打球、演讲、演唱等文体活动,吸引工人群众,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他还创办了工余学校,自任教员,帮助工人学习文化,对工人灌输革命道理,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许多工人盛赞“俱乐部是工人的家”。6月1日,江岸车辆厂工人黄宝成坐交通车回家,被“活阎王”总查票程炎和铁路护车三等巡长姜道生以查票为名打得遍体鳞伤,被关进了车站警务段。项英闻讯,立即领导俱乐部工作人员进行坚决斗争。他连夜起草《京汉铁路南段工人俱乐部宣言》,揭露程炎、姜道生殴打和关押黄宝成罪行,提出查办凶手、赔偿损失、鸣放鞭炮、赔礼道歉等条件。他还把事件的经过写成报道在《汉口新闻报》上发表,寻求社会各界的支持。与此同时,积极进行罢工的准备。工人们的举动令资本家大为震惊。为了自身的利益,答应了俱乐部的全部条件。平时作威作福的“活阎王”程炎、姜道生向工人们低下了头,连声认罪。斗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工人俱乐部的威信。6月,俱乐部改为江岸铁路工会,项英为书记。

京汉风潮 经受考验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军阀进行了阻挠与镇压。会后当晚,由史文彬、项英等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2月4日举行全路总罢工,项英任罢工委员会总干事。鉴于武汉的工会团体力量大,铁路工人多且集中,便于指挥,会议决定将罢工的指挥机关移至武汉的江岸办公。4日12时,京汉铁路实现全线罢工。连接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停止了跳动,这大大激怒了反动军阀,吴佩孚决定武力解决。5日中午,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参谋长张厚生率兵到江岸抓走了两名火车司机。项英急忙带领2000多工人将工友抢了回来。下午,军警又抓走了三名工友。项英救人心切,只带3人径直来到军营,与张厚生当面谈判,要求释放被拘的三名工友。在谈判中,张厚生威逼利诱,项英不为所动。张厚生以枪毙威胁项英下令复工,项英毫不畏惧应道:“不答应工人的权利,车不能开!”“头可断,上工命令不能下!”“放我工友,还我自由!”在军警拉项英欲行极刑的危急时刻,以工人纠察队为中坚的数千名工人把军营团团包围,把项英救了出来。2月7日,在吴佩孚的授意下,军阀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林祥谦、施洋等在这次大屠杀中蒙难。之后,项英在党的指派下,离开武汉,转战它地(主要是上海),继续从事工人运动。

武昌汉口 叱咤风云

  1926年9月6日,北伐军占领汉阳后,向武昌城发动攻击。北伐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这时,奉党中央指令返回武汉参与领导湖北党组织工作的项英,把配合北伐军攻城作为党组织与工会的首要任务。在项英等领导下,兵工厂的工人停产,铁路工人罢工,致使军阀队伍缺枪少弹,军需得不到保障;组织工人挖坑道,为部队开辟地下通道;向军阀部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开展宣传攻势,瓦解斗志。这些工作都有力地协助与支持了北伐军攻城,北伐军终于在10月10日全歼顽抗了40多天的守敌。10月10日,湖北省总工会成立,项英任副委员长兼党团书记。12月,项英任中共湖北区委组织部主任,负责湖北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工作。为了配合北伐军维持武汉的社会秩序,中共湖北区委和湖北省总工会决定在武汉组织工人纠察总队,项英任总队长。队伍4000余人,有枪1000余支,巡逻于武汉的重要地带,对稳定武汉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1927年1月1日至3日,武汉人民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和北伐取得的胜利。3日下午,当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前讲演时,英租界当局竟命令水兵登陆,驱赶群众,当场打死打伤群众30多人,制造了“一·三惨案”。李立三、刘少奇、项英以湖北省总工会的名义,发出了反对英国水兵惨杀中国同胞的通电,提请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立即撤退在华的外国军队和租界内外国武装,以及赔偿损失、惩办凶手等要求。国民政府接受了提请,与英方进行交涉。耍惯了威风的英租界当局我行我素,1月5日上午,英租界当局竟又一次下令英巡捕手拿棍棒冲向群众。群众被激怒了,纷纷集结起来,一万多人将巡捕房团团包围。下午,在李立三、刘少奇、项英等指挥下,武汉工人、学生、市民共30多万人举行了反英示威大游行。游行至英租界时,工人纠察队占领了租界。在群众的全力支持下,硬起腰杆的国民政府与英方经过艰苦谈判,终于在3月15日收回了汉口英租界,取得了反帝斗争的巨大胜利。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的新右派蒋介石发动了针对共产党的反革命政变。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率部进逼武昌附近的纸坊,妄图借革命军主力在前线,武汉兵力空虚之机,以武力推翻武汉革命政府。武昌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平叛,项英带领武装工人纠察队也参加战斗,击溃了叛军,扭转了危局。1927年秋,项英赴上海,开始了新的征程。
  (摘自《炎黄春秋》2001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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