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会址是如何找到的

舒顺龙 钟鸣

　　从1923年6月12日到6月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开了9天。“三大”闭幕后，实现了我党历史上两个“第一次”：一是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帮助和参与下，国民党“一大”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宣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开始；二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层。
　　中共“三大”是中共历史上具有转折性的一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迄今召开的17届全国代表大会中，“三大”是唯一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如此重要的一次会议，具体地址究竟在广州的哪里？寻找“三大”会址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绝密档案 浮出水面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52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建立，经历了31年。从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到2006年7月1日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正式开放，却经历了83年的漫长岁月。为何“三大”会址的确认会拖这么久呢？
　　据中共党史学者高宏的了解，“三大”会址的考证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之所以拖了这么久还没解决，主要有几个问题：第一，有些当事人去世了；第二，广东有些当事人虽然还在世，但是也受到错误的批判，所以他们也都不愿意抛头露面，因此这个考证就耽误下来了。
　　这一耽误就到了1971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50周年，而整个国家当时正处在“文革”的动乱之中。就在这时候，“广州市革委会”收到曾经参加过中共“三大”的老党员徐梅坤的来信，希望来广州考证中共“三大”会址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市的各个博物馆，除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外，广州市管的博物馆全都已经合并。当时的领导机构叫“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调查中共“三大”会址的事就由这个单位来负责。在“广州市革委会”的批准下，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5人调查小组。
　　于是，调查小组一方面请求上级批准徐梅坤来实地调查，另外一方面，向中央档案馆申请查档。经过层层审批，1972年，5人调查小组前往中央档案馆复制了“三大”的绝密档案12份共64页。其中就有一直被视为绝密的《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另外，这批档案中还包括共产国际代表的讲话，一些给印尼共产党的电文，给日本共产党的电文，这些重要的内容当时都是从未公开过的。
　　档案资料取回以后，被放在一个专门的保险箱里，由一个同志专门负责管理。即使是当时的调查小组成员，查看资料时，也需要办理手续，并且不能摘录，也不能拍照，更不能复印，只能看。这些绝密的档案对“三大”的历史研究很有帮助，但是对会址在哪里，却一点都没有提到，因此，调查小组的工作一下陷入了困境。

另辟蹊径 寻找蛛丝马迹

　　为了寻找会址的确切位置，调查小组一共访问了15户老居民，开了7次座谈会，还走访了19位老同志。但是，他们都不是“三大”的亲历者，都说不出“三大”召开的地点。调查小组最后认为，关键还是要找党的“三大”代表，这才是最直接的办法。
　　在各方努力下，经过国务院办公厅的批准，徐梅坤终于来到了广州。当年参加中共“三大”的时候，他还是个年轻人，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经是个80多岁的老人了。
　　当徐梅坤来到东山新河浦、恤孤院路一带，第一个印象就是，此地已经面目全非了。当年这一带都是田园景色，现在却是连成片的房屋，他一时也难以辨认会址的具体位置。
　　有一天，在新河浦查看房屋的徐梅坤突然看到前面有一栋房子，叫逵园，那个房顶有个“1922”的字样。
　　徐梅坤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马上就说他想起来了。当年开会就是在这栋房子的前面，是一个小房子，这个小房子有两层楼。但是，他回过头来一看，又说：“这不对呀，‘1922’的这个房子，本来对面就是我们开会的一栋两层楼啊，现在怎么都变成平房了呢？”
　　后来，当地的居民告诉他，以前那儿确实有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房子，但是1938年日本人轰炸广州时，把这栋房子给炸毁了。所以他现在看到的这个房子不是当年的房子，而是广州解放以后，东山区的一个部门在这里建了一个存放建筑材料的临时仓库。
　　“1922”这几个字为徐梅坤提供了寻找“三大”会址的重要线索，循着这条线索，他很快找到了附近的谭延阎官邸简园和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居住过的春园。但是，作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徐梅坤的记忆会不会出错呢？调查小组也产生了这样的疑虑。
　　在这个时候，广州市档案馆里又发现新的档案。这个档案非常重要，那就是1923年8月19日，由陈定中测量的一个地图。中共“三大”是6月份结束的，而这个图纸是8月19日绘制的，前后相差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这张图纸记录了测量这间房子一一恤孤院后街31号的情况。据《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的记载，距逵园的正南面17.6英尺有一幢门牌号为31号坐西向东的独立房子。31号的东南面是简园。这就是说，徐梅坤的回忆没有错，档案也可以作证。
　　就这样，中共“三大”的会址终于确定下来了，是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现为恤孤院路3号），会址是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民居。按理说，这一工作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他们很快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会址存疑 新问题叠旧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即使调查小组访问了徐梅坤，也找到了档案，但是他们还是不放心，因为这些只是孤证。据回忆，徐梅坤说开会的地点在首层，另一位中共“三大”代表罗章龙曾经说过是在2层，这就对不上了。会场到底在哪里呢?1972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中共“三大”代表当时还健在的，有好几个人，一个是徐梅坤，一个是罗章龙，还有就是毛泽东。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调查小组不可能去见毛泽东。于是调查小组打算访问罗章龙，当时“文化大革命”没结束，作为“罗章龙路线”的头头，罗章龙还处于被审查阶段。
　　几经周折，1974年12月，调查小组获准去武汉见罗章龙。他们将最新调查的情况告诉罗章龙，谈了五六次，经过反复回忆，最后终于确定开会的位置是在恤孤院后街31号首层。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说房子的外形什么样？面积有多大？这些问题一拖就拖到了2006年。
　　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由广州市修建中共“三大”纪念馆。广州大大小小的纪念馆很多，但都没有享有如此之高的规格。这次纪念馆的修建要拆掉原址上的仓库，考古所就派了考古队去现场。根据考古发掘，发现了原先“三大”会址房屋的地基，至此，会址的建筑结构等问题全部解决了。自提出确认“三大”会址开始，已经经过好几十年了，几十年以后的考古发掘完全证实，徐梅坤的回忆没错。
　　中共“三大”会址地点从1971年开始调查到2006年的最后确认花了35年的时间，为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终于解开了中共党史的一个谜团。
　　（摘自《中国档案报》2012年10月15日第0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