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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大”会址是如何找到的

2018/06/12

舒顺龙 钟鸣

  从1923年6月12日到6月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开了9天。“三大”闭幕后,实现了我党历史上两个“第一次”:一是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帮助和参与下,国民党“一大”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宣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开始;二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层。
  中共“三大”是中共历史上具有转折性的一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迄今召开的17届全国代表大会中,“三大”是唯一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如此重要的一次会议,具体地址究竟在广州的哪里?寻找“三大”会址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绝密档案 浮出水面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52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建立,经历了31年。从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到2006年7月1日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正式开放,却经历了83年的漫长岁月。为何“三大”会址的确认会拖这么久呢?
  据中共党史学者高宏的了解,“三大”会址的考证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之所以拖了这么久还没解决,主要有几个问题:第一,有些当事人去世了;第二,广东有些当事人虽然还在世,但是也受到错误的批判,所以他们也都不愿意抛头露面,因此这个考证就耽误下来了。
  这一耽误就到了1971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50周年,而整个国家当时正处在“文革”的动乱之中。就在这时候,“广州市革委会”收到曾经参加过中共“三大”的老党员徐梅坤的来信,希望来广州考证中共“三大”会址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市的各个博物馆,除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外,广州市管的博物馆全都已经合并。当时的领导机构叫“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调查中共“三大”会址的事就由这个单位来负责。在“广州市革委会”的批准下,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5人调查小组。
  于是,调查小组一方面请求上级批准徐梅坤来实地调查,另外一方面,向中央档案馆申请查档。经过层层审批,1972年,5人调查小组前往中央档案馆复制了“三大”的绝密档案12份共64页。其中就有一直被视为绝密的《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另外,这批档案中还包括共产国际代表的讲话,一些给印尼共产党的电文,给日本共产党的电文,这些重要的内容当时都是从未公开过的。
  档案资料取回以后,被放在一个专门的保险箱里,由一个同志专门负责管理。即使是当时的调查小组成员,查看资料时,也需要办理手续,并且不能摘录,也不能拍照,更不能复印,只能看。这些绝密的档案对“三大”的历史研究很有帮助,但是对会址在哪里,却一点都没有提到,因此,调查小组的工作一下陷入了困境。

另辟蹊径 寻找蛛丝马迹

  为了寻找会址的确切位置,调查小组一共访问了15户老居民,开了7次座谈会,还走访了19位老同志。但是,他们都不是“三大”的亲历者,都说不出“三大”召开的地点。调查小组最后认为,关键还是要找党的“三大”代表,这才是最直接的办法。
  在各方努力下,经过国务院办公厅的批准,徐梅坤终于来到了广州。当年参加中共“三大”的时候,他还是个年轻人,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经是个80多岁的老人了。
  当徐梅坤来到东山新河浦、恤孤院路一带,第一个印象就是,此地已经面目全非了。当年这一带都是田园景色,现在却是连成片的房屋,他一时也难以辨认会址的具体位置。
  有一天,在新河浦查看房屋的徐梅坤突然看到前面有一栋房子,叫逵园,那个房顶有个“1922”的字样。
  徐梅坤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马上就说他想起来了。当年开会就是在这栋房子的前面,是一个小房子,这个小房子有两层楼。但是,他回过头来一看,又说:“这不对呀,‘1922’的这个房子,本来对面就是我们开会的一栋两层楼啊,现在怎么都变成平房了呢?”
  后来,当地的居民告诉他,以前那儿确实有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房子,但是1938年日本人轰炸广州时,把这栋房子给炸毁了。所以他现在看到的这个房子不是当年的房子,而是广州解放以后,东山区的一个部门在这里建了一个存放建筑材料的临时仓库。
  “1922”这几个字为徐梅坤提供了寻找“三大”会址的重要线索,循着这条线索,他很快找到了附近的谭延阎官邸简园和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居住过的春园。但是,作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徐梅坤的记忆会不会出错呢?调查小组也产生了这样的疑虑。
  在这个时候,广州市档案馆里又发现新的档案。这个档案非常重要,那就是1923年8月19日,由陈定中测量的一个地图。中共“三大”是6月份结束的,而这个图纸是8月19日绘制的,前后相差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这张图纸记录了测量这间房子一一恤孤院后街31号的情况。据《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的记载,距逵园的正南面17.6英尺有一幢门牌号为31号坐西向东的独立房子。31号的东南面是简园。这就是说,徐梅坤的回忆没有错,档案也可以作证。
  就这样,中共“三大”的会址终于确定下来了,是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现为恤孤院路3号),会址是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民居。按理说,这一工作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他们很快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会址存疑 新问题叠旧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即使调查小组访问了徐梅坤,也找到了档案,但是他们还是不放心,因为这些只是孤证。据回忆,徐梅坤说开会的地点在首层,另一位中共“三大”代表罗章龙曾经说过是在2层,这就对不上了。会场到底在哪里呢?1972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中共“三大”代表当时还健在的,有好几个人,一个是徐梅坤,一个是罗章龙,还有就是毛泽东。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调查小组不可能去见毛泽东。于是调查小组打算访问罗章龙,当时“文化大革命”没结束,作为“罗章龙路线”的头头,罗章龙还处于被审查阶段。
  几经周折,1974年12月,调查小组获准去武汉见罗章龙。他们将最新调查的情况告诉罗章龙,谈了五六次,经过反复回忆,最后终于确定开会的位置是在恤孤院后街31号首层。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说房子的外形什么样?面积有多大?这些问题一拖就拖到了2006年。
  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由广州市修建中共“三大”纪念馆。广州大大小小的纪念馆很多,但都没有享有如此之高的规格。这次纪念馆的修建要拆掉原址上的仓库,考古所就派了考古队去现场。根据考古发掘,发现了原先“三大”会址房屋的地基,至此,会址的建筑结构等问题全部解决了。自提出确认“三大”会址开始,已经经过好几十年了,几十年以后的考古发掘完全证实,徐梅坤的回忆没错。
  中共“三大”会址地点从1971年开始调查到2006年的最后确认花了35年的时间,为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终于解开了中共党史的一个谜团。
  (摘自《中国档案报》2012年10月15日第0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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