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与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李新市

　　曾有人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两弹一星”的爆炸和飞天，铸造了和平的盾牌。当年，周恩来总理负责具体筹划和组织实施“两弹一星”工程。如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已过去了四十多年，中国铸造和平盾牌的艰难历程随着档案的揭秘，慢慢掀开它神秘的面纱，逐渐为国人所了解。

周总理深情地讲述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艰难历程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周恩来总理深有感触地对吴冷西等身边工作人员，追述起了十多年来我国开展核能研究和利用的大致过程。他说，我国首次核试验来得不易，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政府集中优秀科学家展开原子能研究。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答应向我国提供小型反应堆和加速器设备。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科学家、工程师们的汇报，决定研制原子弹。1957年，前苏联政府答应向我国提供一个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为此两国政府还签订了协定。1959年6月，赫鲁晓夫在访美三个月前，突然单方面撕毁了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这给我国刚刚起步的原子弹研制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959年7月，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搞原子弹，从头做起，准备在8年内爆炸我们自己研制的原子弹。周恩来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用毛主席当时的话说，我们自己的原子弹一定要搞，也一定能搞出来，但只能小搞，做到你有我也有，不能大搞，因花钱太多，大搞搞不起。1962年12月，经我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艰辛努力，有关部门提出提前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可行性报告。中央决定，争取在1964年到1965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同时，加快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总理说，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提到这“两弹”时，都用“圆的”（原子弹）和“长的”（导弹）这两个隐语来代替。

周恩来提出我国政府声明要点

　　1964年10月12日晚10时30分，我国的代号为“596”的原子弹装配完毕，就等着吊装上塔了。但由于气象的原因，爆炸的零时还不能定下来。装配组组长杨春章半夜做了个梦，早晨一睁开眼睛就告诉大家，昨天夜里我梦见核爆炸的零时确定了，是三个“15”。杨春章这么一讲，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开始琢磨，三个“15”是什么意思呢？众人凑在一起开始琢磨，像猜谜语一般东拼西凑，结果就凑出了一个日子——今年是建国15周年，算是第一个15；从十一国庆节开始往后数15天，会不会是16日；还有一个15，是不是16日那天的15点钟？就这样，作为一个梦兆，我国代号为“596”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零时是1964年10月16日15时。这件事很快在九院参试人员中传开了。两天以后，上级定的零时正式传达下来了，10月16日，这是下一个短时期内惟一的一个好天气，中央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起爆的零时定在16日15时。有人把杨春章做梦得出的596爆炸零时，同中央确定的正式零时相吻合一事告诉总理，总理听了淡淡地一笑，说就算是个偶然的巧合吧。
　　周总理说，这次核试验如果成功，就可以说是提前完成计划了。不过，总理说话总是确保留有充分的余地，这个话要等到试验成功了才能得到证实。他对吴冷西说，但现在你们就得把政府声明和公报准备好。接着，周总理提出了他设想的政府声明的要点：第一，要全面阐明我国政府对核武器的政策，我们的目标是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第二，要说明我国进行核试验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的，是为了自卫，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威胁、核讹诈。第三，要宣布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第四，要提出召开各国首脑会议的建议，首先要有核武器国家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在周总理的谈话过程中，他的外事秘书兼英文翻译浦寿昌同志，送来了我国政府对核武器的态度的相关资料，供吴冷西等同志起草中国政府声明和人民日报号外时参阅。

周总理部署政府声明和人民日报号外的发表

　　周总理概述了他的意见之后，就让乔冠华、吴冷西、姚臻等人在午夜前把政府声明起草出来，这时已经是晚上8点了。接到总理分配的任务后，他们三人赶紧议论如何体现总理的思想，并拟出了声明的一个大致轮廓。随后，三人做了明确的分工：先由乔冠华说个大体的意思，然后由吴冷西负责遣词造句，大家讨论商定后再由姚臻执笔把中国政府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声明写下来。整个起草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不足2000字的中国政府声明草稿，在午夜过后不久就草拟出来了，到了写完简短的公报的时候，大约已是14日清晨两点多钟了。周总理看完草稿后，来到小餐厅，带着亲切的微笑对大家说，稿子大体可用，个别词句我还要斟酌一下，就可以送毛主席审定了。
　　总理说，你们这些秀才真不愧为是快手，现在慰劳你们，一人一碗双黄蛋煮挂面。总理风趣地说，这双黄蛋是我家乡淮安的特产，拿来慰劳你们带有象征意义，就是说我们正在搞“两弹”，接着周总理又说明，我们将要爆炸的是一颗核装置，结构比较松散，体积过于庞大，还不是实战型的原子弹。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正在研制小型的，可以用飞机携带空投的和将来装在弹道导弹上的原子弹，但无论如何，这次试验成功，将是我们自力更生掌握核武器的里程碑。
　　周总理最后告诉乔冠华、吴冷西等人，写的这些重要声明和号外在什么时候发表，如何发表，要等他的电话。隔了一天，到了10月15日夜，总理给吴冷西打来电话，要他第二天上午在新华社等候，总理将派人把政府声明和公报的正式稿送给他。总理指示，由吴冷西负责做好发表前的准备工作，但什么时候发表要听候他的通知。总理还说，中英文的文字广播和口语广播要同时播出，英文稿由外交部翻译，由乔冠华负责组织。总理强调，这一切在公布前都要严格保密，要堵塞一切可能泄密的漏洞。
　　1964年10月16日，吴冷西一大早就来到新华社办公室，先同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朱穆之商量，随即通知广播事业局、人民日报社和北京日报社的负责同志9点钟到新华社来，还请梅益同志偕播音员一起来，以便拿到定稿后即做播音准备。10时许，总理派赵炜同志专程把打印好的政府声明和公报各三份送来了，并告诉吴冷西，总理指示，要等他的电话通知才能发表，在这之前必须严格保密。这时吴冷西才向等在他办公室的同志们说明要发表的是关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政府声明和公报，要求大家绝对保密。然后，由梅益同志跟播音员一起研究如何播出，吴冷西同报社的同志研究如何发号外，但都停留在吴冷西的办公室里，谁也不准离开，等候总理的通知。就这样，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这些人都守候在这里，虽然同志们比较辛苦，但保密效果很不错。

外国反应是我国政府声明号外公布的重要依据

　　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15时，我国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从此，中国成为核俱乐部的第五个成员。15时过后，周总理给吴冷西打电话说，爆炸已成功，两个稿子中开头空白的地方要填上北京时间“十六日十五时”，但毛主席说要等等看外国有什么反应再公布，总理要吴冷西注意外国通讯社有什么消息，随时向他报告。总理还说，现在各人可以回自己单位去准备广播和出号外，但什么时候公布要等他的通知，公布之前仍要保密，只能让有关人员知道。周总理在原子弹爆炸之后，采取了比以前更为灵活的保密办法。可见，他处理问题是很注意实际情况、灵活和讲究实效的。
　　大约15时15分左右，周总理给刘杰打来电话说：“我已向（毛）主席作了报告，主席说，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刘杰立即给张爱萍打电话，把毛主席的指示转告他。张爱萍说：“爆炸后看到了火球，火球已经形成蘑菇云了。”随后，刘杰又给周总理打电话，汇报了张爱萍的上述回答。不久，周总理又给刘杰来电话，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还要继续观察。”当刘杰再次向张爱萍转达毛主席的指示时，张爱萍说：“蘑菇云已上升到几千米高，而且稳定在空中。傍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向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三千余名演职人员宣布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个好消息。毛泽东指示，是不是核爆炸，要详细查清楚后再公开发布消息，要让外国人相信。
　　在这以后，首先从东京，接着从华盛顿、斯德哥尔摩、伦敦、巴黎等地的通讯社传出了我国在西北地区进行了核试验的消息，新华社迅速地、连续地向总理报告。在这时，外国通讯社报道我国爆炸了原子弹的消息仿佛更具有说明力。16日23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才正式播发了新华社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午夜时分，人民日报发表的套红号外正式与读者见面。就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二天，即10月17日，周恩来总理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阐明中国对于核武器问题的原则立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核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周恩来总理领导形成核打击能力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正像许多人评价的那样，从此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就进入了历史的博物馆。这种评价很长中国人的志气，然而又不完全正确，因为周总理知道，中国爆炸的这颗原子弹当量还有待于进一步增大，装置还比较松散，比较笨，尚未实现小型化，我们还没有能力实行空投，更不能用弹道导弹发射，因而不能直接用于核打击。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立即组织发展中国的氢弹和运载核武器的工具——弹道导弹。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1965年，我军东风-2制导系统完成升级工作，改进后的导引系统采用以电解积分仪为核心的全惯性制导。同年，中国展开东风-3的设计工作。1965年3月，中央军委做出研制洲际弹道导弹的决定，确定研制液体洲际导弹。5月，东风-4的设计工作正式开始，东风-5的项目同时上马。5月14日，一架装有原子弹的轰炸机从西北某机场起飞，飞临试验场上空，飞行员按照预定计划成功地实现了空爆，这是中国进行的笫二次原子弹爆炸试验。11月，东风- 2A增程型弹道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6年，中国首次部署东风-2中程弹道导弹。10月，首枚直径为1400毫米的固体火箭发动机试车成功。10月27日，中国携核弹头实弹发射试验在甘肃双子成基地取得成功，一枚2万吨当量装药的东风-2导弹在900公里外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上空预定高度爆炸。12月26日，东风-3进行了首次试射。1967年3月，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央专委命令七机部立即展开具有二级固体火箭的巨浪-1的研制工作。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7月1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在北京正式成立，周恩来亲自命名为“第二炮兵”。到1969年上半年，我军战略导弹部队已经在重点战略方向初步完成了实施中远程战略核打击的军事部署。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但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政策，而且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和紧张。前苏联将中苏边界驻军增加到54个师，达100多万人。与此同时，前苏联在中苏边界进行的挑衅事件明显增加了。1969年3月，前苏联在中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挑起武装冲突，入侵者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反击。在几个星期的战斗中，双方死亡人数达1000人。
　　1969年8月底，美国情报机构透露，前苏联驻远东空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种种迹象表明，前苏联最高指挥部正在从“战略上”设想、研究和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中国则严阵以待，毛泽东主席指出，我们不仅要准备打常规战争，而且准备打核战争。遵照毛主席同年4月28日发出的“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周总理协助毛主席，会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同志对我国国防力量特别是第二炮兵的战略核力量在重点地区进行了加强和周密的再部署，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坏局面。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前苏联这个当时的超级大国打消了对中国实施战略核打击的念头呢？多年来，中外学者从多种视角进行了猜测、分析：有人认为是因为前苏联领导人感觉会引起全世界的反对，有人认为中国的地下人防工程设施在全世界是最好的，还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具备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从最近解密的前苏联时期的历史档案来看，主要原因是，当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冲突、两国关系恶化到了剑拨弩张的时候，前苏联领导人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情报：中国这时的核打击能力已经足以把苏联人送进地狱！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战略决策的英明。
　　（摘自《党史纵横》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