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届二中全会看党的会风

康　昭

　　会风是党风的体现，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事业成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践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从细节入手，全力治理会风顽疾，传递了转变作风的正能量，以自觉的行动树立了明确的标杆。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会风。革命战争时期，站着开会、即席讲话，对中央领导人而言是家常便饭。即便是很多研究党和军队发展与前途命运的重大会议，也往往是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召开的。会风清新节俭、精短高效。在延安，毛泽东还专门提出要对当时开会中存在的“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的“党八股”问题加以改革。
　　在西柏坡，1949年3月5日—13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夜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开幕第一天就说：就其性质实质，是一次党的代表会议。而用现在的话概括其意义，是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站在今天回望历史，那次会议折射出来的会风对我们今天有着非常强的现实和指导意义。简朴之风叹为观止。1949年3月，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国民党北方实力基本被消灭，长江以北的各个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在这种形势非常好的背景下，中央决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被后人概括为一次除却任何形式的盛会。先说会场。按照当时的条件，为召开中央全会，新建一个像样的会议室是不为过的，然而，中央决定把会场选在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后盖的大伙房内。说是大伙房，其实面积不足100平方米，撤掉锅灶，腾出空地即为会场。再说会场布置，会场没有红地毯、没有鲜花，甚至连像样的座位都没有，中央委员大多是自带马扎、凳子到会场；会场不设录音设备、不设话筒、不设发言席，谁发言就站在主席台的一角即兴发言，没有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会场没有标语横幅，只挂了马恩列斯的挂像，以示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政党；没有取暖设备，3月的西柏坡虽是春天，但寒气逼人，在四处透风的伙房内，中央委员们连续开了8天会议。形式之简朴与我们今天的会议动辄鲜花、地毯，动辄景区开会形成鲜明的对比。特别是在报告的最后，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亲为之风堪称楷模。1948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除向中央作临时的报告和请示外，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政策性综合报告。在这个指示中，主席特意注明：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毛泽东可谓是楷模。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都由他自己起草，通知中说：中央决定于三月一日起在原驻地召开第二次中央全会，会期五天至七天。……中央对应参加会议的人员和能否来出席做了考虑和安排：西北野战军因作战在即，彭德怀同志是否能到会请加考虑。向前同志病体如不便东行，可不来参加。郑位三、陈少敏两同志现在养病中，请东北局、华东局分别通知他们考虑是否能来，如不便远行亦可不来。现在港、沪的刘晓、刘长胜两同志因路远不可能参加。李井泉、陈丕显两同志不是中央委员，因为他们各担任一个方面的工作，应邀他们参加此次会议。一个会议通知，日理万机的毛泽东都亲自起草，并且对各个中央委员的情况了如指掌，做了详尽的安排。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会议上，27位发言人几乎都没有发言稿，完全体现了每位发言人对自己的工作谙熟于心。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这一新闻稿一千五百多字，毛泽东更是亲自改写了近20处。那个时候，中央领导身体力行，自己能干的事，绝不让人代劳。这种风范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力行。
　　民主之风影响深远。党内民主关系党的决策的科学性、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我们党始终注重党内民主建设，形成了一系列的成熟做法和制度。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党中央和中央领导更是倡导了力行民主之风。在会场上，没有设座位牌，先到委员的往前坐，后到委员的往后坐，并且座位每天都不固定，每天都很自然的变化。在会上发言，更是畅所欲言，言无不尽。毛泽东在此期间，充分征求大家意见，最后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较为典型的是对王稼祥的工作。毛泽东与王稼祥深夜畅谈，提出了两个方案，征求王稼祥意见。一是驻苏大使，二是外交部长。王稼祥选择了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的工作；还有关于定都哪里？毛泽东也征求了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分析了西安、南京、洛阳、开封的不足后说：“我认为首都最理想的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选在北平。”中央和毛泽东最后采纳了王稼祥的意见。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有所听，有所不听，但不能绝对不听。这是对民主最好的解释。
　　学习之风破解困惑和不自信。在即将建立新中国之际，在七届二中全会筹备之时，受中央安排中，由西柏坡中央政策研究室编选的1948年以来党的重要文件专集《政策汇编》。毛泽东专门指示将其作为七届二中全会的会议资料，发给与会的每位代表。同时，向党内干部推荐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十二本书。在总结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还说，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在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在总结发言中强调：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中央的这些做法，不仅强调学习，而且指出了要学习什么？如何学习？学习马列，提高理论水平，学习政策提高政策水平，向社会各个方面包括下级学习，提高工作水平和能力。这对即将进城的党员干部破解本领恐慌，打破帝国主义“共产党能够打天下，不能治理天下” 的断言，提高党的执政自信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七届二中全会折射出来的简朴之风、亲为之风、民主之风、学习之风至今都闪耀着熠熠光辉，烛照着我们每名共产党员的灵魂。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更有着超越历史和时代的正能量。十八大之后的八项规定“改会风、转文风”与这些风气一脉相承。温史鉴今，让我们增强自信的同时，更增强了对“中国梦”期盼。
　　（来源：《共产党员（河北）》2015年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