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看别样王震

徐鹏堂

　　王震（1908—1993），瘦长挺拔，直鼻梁，厚嘴唇，大嘴巴。为人耿介，纯真为怀，凡受领任务，必蓄须，不达之不净面。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戏称其为“王胡子”。在人们的印象中，王震是员猛将，但在和平时期的他，又有着令人尊敬的另一面：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堪称我党的楷模。

衣：“他不许别人给做衣服，一说做，他就闹腾！”

　　战争年代，环境艰苦，王震那粗布做成的旧军服上经常满是补丁，甚至一只脚上穿着皮鞋，一只脚上穿着草鞋。新疆和平解放后，他和广大干部战上一样节衣缩食，穿没有口袋的军衣，戴没有衬里的军帽，省下钱来用于军垦牛产。上世纪五十年代，王震任铁道兵司令员和农垦部长时，经常穿的是套旧军装。1957年，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赴日本考察前做了一套毛料西服，回来后又换上了旧军装。夫人王季青说：“给他添件衣服难着呢！他不许别人给做衣服，一说做，他就闹腾！”后来，没有换洗衣服了，就比照身材和他差不多的大儿子剪裁做好，然后下水洗得旧一点，不让他察觉，换着穿。王震穿的毛衣都是王季青和保姆用普通毛线手工编织的。他的内衣穿破了，总是让补补再穿，经常是一件内衣有六七个补丁。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他没有穿过皮鞋，总是穿布鞋。解放后直到去世的44年间，除了军装，满打满算，王震仅添置过七八套衣服。

食：“一看到有人开那个筒筒，我就心疼。”

　　上世纪五十年代时，王震规定炊事员给自己家每顿做四五个菜一个汤，伙食费每个月全家每人不得超过30元。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他规定改成三菜一汤。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每人伙食费逐渐增加到80元。他还规定，要多吃粗食，每顿的剩饭下顿要热热再吃。给王震当了几十年管理员的栗勇师傅开始没有认真执行。王震爱吃米，六十年代时粮店供应的米少，栗勇便从机关食堂“调剂”点米，王震发觉后，很认真地批评了这件事，伙食费超了，王震也批评。
　　王震冬季不吃非时令鲜菜，他说：“那都是大棚牛产的，有的比肉还贵。”不仅自己不吃，他还不让家里人吃，冬季饭桌上往往是白菜、萝卜、土豆。为了调剂生活，他让炊事员在入冬前泡大缸酸菜，腌制小菜。1971年10月间，王震从江西下放回到北京，家里的炉灶还没修好，组织上安排他吃住在北京饭店，他说不浪那个费，就让管理员在院子里用砖头支个锅，每天和家里人一样，面条就着煮白菜、炸辣椒吃，吃了一星期。
　　八十年代后兴起了罐装饮料，王震说：“一罐两块多钱，里边的饮料不值一块钱，光包装就一块多，浪费太大。”1985年11月15日，王震在广东珠海说：“一看到有人开那个筒筒，我就心疼。”

住：“我们这些人的开支已经不得了啦！”

　　五十年代初，王震从新疆调到北京工作，住什刹海附近的冰窖胡同5号，他一家加上两名工作人员，住七间房子，紧紧巴巴。三个儿子挤在仅有五六个平方米的一间小屋里，夏天太闷热．儿子们便搬到前院张国华正房后边的半露天的走廊里住，经常是半夜里风雨突起，蚊帐被单被打湿。当时王震任铁道兵司令员，有关部门多次动员他搬家，他不答应，一住就是三年。后因驻地没有车库很不方便，经再三动员，王震答应搬到成方街5号，但交代说：“不修缮，不装修，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住进去。”王震安排，自己办公室、会客室、卧室加上夫人王季青用房，共四间，三个孩子占一间，节省出住房让秘书、管理员、炊事员都住了进来。王震说：“这样工作方便，也为国家节省住房。”住房中装有暖气，但冬季王震不让烧，他说：“那太浪费，屋里生炉子挺好，既可以取暖，又可烧开水。”
　　1971年，王震全家从江西回来后，先住在北太平庄，后住在东四十一条，都是旧房子，也不宽敞。1975年搬到六部口翠花湾9号，这个院本是前后两个院，前院14间房，后院比前院多了三五间。王震说：“前院的房我不用，中间砌道墙隔开。前院还可住一家，后院的够我用了。”王震又给家人分配住房：三个儿子，每家一小间，孙子辈长大了，一个孙女跟奶奶睡，一个孙子跟王震睡。王震说：“小孩子火壮，给我暖被窝，正好！”夏天，有的工作人员没有床铺午休，便睡沙发。
　　王震当了国家副主席后，外宾经常到家里拜访。不少同志提出王震的住房太简陋，进出又十分不便，最好换处住房。王震说：“这条件已经很不错了。比起延安的窑洞强多了吧！比南泥湾和北大荒开荒时的条件也好多了，就和普通老百姓相比，也不知强出多少倍。我们这些人的开支已经不得了啦，又是司机、医生、警卫、秘书，给国家添的负担已经够大的了，住房再也不能换了！”

行：“不要搞得地动山摇”

　　王震坐过的第一台车是吉姆，从1954年一直坐到1970年，中间大小修过四次。六十年代初，王震到中南海开会，半路车坏了，他便拦叫一辆三轮车，中南海的门卫不让三轮车进。王震说：“毛主席召集的会，已经迟到了。”待王震解释清楚了，门卫战上才让这位共和国的部长搭乘的三轮车蹬进了中南海。
　　第一台“吉姆”实在不能跑了，又换一台旧“吉姆”。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后，给他配了台“吉斯”，后来换成了“红旗”，改革开放后变成了“尼桑”，再后来，坐上了外宾赠送给邓小平、邓小平又转送给他的“奔驰”。1989年政治风波后，党中央提倡党政干部要带头坐国产车，王震几次指示工作人员把奔驰车上交，后来，工作人员把“奔驰”锁到车库里一段时间。王震去世后，王季青立即决定，把这辆“奔驰”上交了。
　　到外地视察．王震不坐卧车，总与陪同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坐十多座的中型面包。一次在湖南邵阳，他开始不知道前面有警车，后发现警车又是鸣笛，还粗暴地赶开群众，他非常牛气，让车马上停下，但一时又无法制止警车，他便让司机甩开警车，掉转车头选另外的路线走。因工作必须有警车开道时，他也常交代不要动不动就鸣笛：“不要搞得地动山摇”。
　　王震还常向家里人交代说：“我的车是公家的，只许我上班、开会用，你们不能随便用。”王震是个孝子，但他老母亲病了，他让工作人员陪老人家乘公共汽车去住院，孩子们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搭他的便车。如果是必须用的私车，王震总让于师傅登记清楚。上世纪六十年代时，每月都要交十多元用车费。他的夫人王季青到晚年腿脚不便，还经常乘公共汽车或走路上街买东西或看老同事。
　　（摘自《紫光阁》2011年第8期）